文/杜猛
从笛卡尔开始的理性主义，声称我们仅凭理性的力量就能建立一种新世界、一种新道德、一种新法律，一种新经济，一种模式，一种制度，因此可以直截了当的抛弃任何传统。卢梭——虽然通常被描述成一个反理性主义者——也对笛卡尔的思想有着深深的依恋和执著追求，他在《社会契约论》的开场白中声称，“人类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中”，因而他要人们摆脱一切“人为的”限制，鼓动人们抛弃那些维系着社会生产和繁荣及稳定的规则，提出了一种对真正的“自由”形成最大威胁的“自由观”。在这种观念下，那些一直被称为野蛮人的人，一跃而成为进步知识分子心中向往的契约力量。
这是一种很有诱惑力的观点，但野蛮人远不是“自由”的——原始社会的人类只能生活在一个休戚与共的部落中，几乎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部落的同意——也不可能创造一个新世界。个人自由要以个人的控制范围为前提，因此只有随着个人财产的进化才成为可能；而私有财产制度——哈耶克称之为分立的财产制度，其发展为远超个人认知范围的扩展秩序的成长提供了基础。
知识分子希望他们生活的社会中一切的规则都要有一个科学的解释，对于来历不明的规则抱有天然的敌意——分立的财产制度首当其冲，更有人声称，一切传统“几乎只配受到谴责”。
卢梭为知识分子们发放了“许可证“，使他们可以抛弃传统文化，为争取不受限制的“自由”找到了理由——而“经济自由“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这些限制。把对自由基础——分立的财产制度作为攻击过程称为“解放”，使得社会主义的理念日益强大：认为规范的分立的财产范围与转移规则，可以被财产公有和中央计划取而代之，而这种带有武断的观点被东方经济实践过程中击得半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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