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陶行知 | 余琳：相信儿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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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成都市陶行知研究会微信公号每周二周四推出【读陶行知】栏目，让学习陶行知从象牙塔、书呆子的学习方法化成实际学习、运用学习，让我们一起品读在这个时代的学陶笔记。

策划 | 姚文忠 李清 邱滋培

编辑 | 张競之

相信儿童的力量

余琳

成都市第十六幼儿园园长

成都市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小先生制打破传统观念，崇尚知者为师，能者为师。陶行知先生所说：“每个人，即使是只学习过几个月，只要学到一点，就应当把他学到的教给别人，甚至很小的孩子也可当‘小先生’。”也正是这样一种观念的革新，才有了小先生制的产生。小先生运动的核心是“知识为公”“即知即传”，其中蕴含着“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等理念，更为重要的是他唤起了我们对儿童力量的重视，即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它仍然不断引发着我们反思我们的儿童观、反思我们的教育实践。

重新审视儿童的存在，是否视他们为有能力的人。

儿童从来不是一张白纸，更不是等待着被教化的人，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具有无穷潜能的人。小先生运动，正是充分相信儿童是有能力的人，看到了童年时期儿童的独特价值，才有了“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的喜人状况。

重新审视我们的办学理念，是否彰显本性、焕发儿童的独特生命力。

理念影响着行为，一所学校的理念，决定了这所学校的教育生态。儿童身上具有人的全部潜能，办学理念势必顺兴而为，彰显生命最本来的样子。陶行知先生提出要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之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之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说；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之能接触大自然和大社会。解放儿童的时间，不逼迫他们赶考，使之能学习自己渴望学习的东西。六个解放背后，其实隐含着的就是对儿童天性的尊重，力量的激发。小先生运动之所以能够得到推广，也正式因为这样一种理念彰显本性，充分激发起了儿童作为一个独特的有力量的人的本真状态。

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实践，是否激发人、成就人。

“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陶行知先生这样说。相信儿童的力量需要我们去反思我们的课程与实践。课程一定是始于儿童、源于儿童、追随儿童、激发儿童、成就儿童。教育实践需要我们相信儿童，只有我们相信儿童，我们才会愿意放手，只有相信，我们才会去提供机会而不是包办代替，只有相信，我们才回去引导而不是教授。提供与儿童感受力量的机会和环境，让孩子与之成长节拍同频的教育中获得成长，这样才会让儿童成为他所能成为的人。

《小先生运动》

作者：谢佳芮、刘祥洋（新格林学校学生）

指导老师：王忠奇（新格林学校教师）

故事：

小先生运动

陶行知在很早以前，就看到了儿童的力量。在晓庄启封之后，蒋介石只答应发还一小片荒山，另加一所村民办的小学，其余仍被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蒙藏政治学校霸占着。陶行知为了满足那里农民们的要求，急于想先恢复晓庄小学，但当时竟派不出适当的人去。他想了一想，就委晓庄小学的学生胡同炳任校长，提拔几个较大的，识字较多的孩子为教师，他把这所小学题为余儿岗儿童自动学校。过了几天，有一位同志参观了那所自动学校回来说，精神很好，儿童们做事比大人还顶真，当地老百姓都欢喜呢。陶行知听了，嘻嘻大笑。第二天，他写了一首诗来给大家看，那首诗道:

有个学校真奇怪，

小孩自动教小孩，

七十二行皆先生，

先生不在学如在。

1936年，陶行知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在会上介绍“小先生制”，备受欢迎。为推行和宣传“小先生制”，他还创作了《小先生歌》歌词，经赵元任谱曲后广泛流传。

另外一件事，尤其感动了陶行知，那便是汪达之同志在苏北淮安县河下镇办了一所新安学校。这所学校的儿童七人，为了实现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主张，便组织新安旅行团，到上海来旅行修学。这七位孩子自动跑到上海找到陶行知，他高兴极了，介绍他们到各工厂、学校、机关去参观，到处开会欢迎这批孩子，他们也到处演讲。有一-次在沪江大学演讲他们的教育主张，博得该校全体师生的称道。事后有一位教授对陶行知说，这些孩子真行，几乎把我这位教育系教授的饭碗打破了。陶行知在送给这七位孩子的诗中，写道:

一群小光棍,

数数是七根，

小的十二岁,

大的未结婚，

没有父母带,

先生也不在，

谁说小孩小，

划分新时代。

另外就是当时山海工学团有几位特出的儿童如倡朋、张健等直接在该校担任教小孩。陶行知把这些孩子统称之为小先生。他把这个发现，又和中国知识分子之少，文盲之多，要迅速普及人民大众的教育，非运用各种识字的人来即知即传不可联系起来。这就更增进了他提倡这- 小先生运动的信心。他把国民党反动派天天虚伪的空喊推广民众教育的欺骗宣传和腐败的计划，加以研究之后，讽刺的说道:“根据杭州国民党老爷们拟定的消灭文盲计划，需要-百二十年，该市才能肃清文盲，而且前面割草，后面又长;如此，他们便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向市民收教育捐，无尽期的办下去。但运用即知即传的办法，总动员来干，就比他们快多了。

陶行知又把这一发现和当时推行乡村妇女教育不易联系起来。他发现要妇女进夜校读书，须过很多关，如伯鬼、怕文大不愿、怕婆婆骂、怕小孩无人照顾。……如果运用小先生，把教育送上门去，不就解决这些矛盾了了么?总之，他把小先生制发现之后，认为是解决帝国主义宰割下农业国家的普及教育的最好办法。在他后来所发表的《普及现代教育之路》一文内，说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普及现代教育，有许多困难或矛盾，他把这些叫做先生关、娘子关、买卖关、衰老关、饭碗关、孤鸦关、瓜分关、课本关……等，要克服这些困难或矛盾，用陶行知的话来说，要攻破这些难关，只要我们抛弃老一套的办法和传统的学校观念，重用小先生就可以。

陶行知有了这个信念，便着手在山海工学团实行起来，他把在校的小学生做小先生譬之为电子核，要他们回到家里教父母姊妹或邻住小孩和大人，这些围绕在小先生周围的叫电子，不经常来校而是来问字或突击的譬做游离电子。小先生教了别的小孩，这个小孩又找了几个人在教，这就有了二代，如果第二代小孩又去教另外几个小孩，这就有了三代。陶行知鼓励那些教的代数多的小孩，在他身上挂红绿布条，有一代加一条。

大约是一-九三四年的四月四儿童节日，他在山海工学团举行小先生总动员大会，到会的儿童有好几百人，一队-队拿着他发给的红绿旗子。他号召每一个儿童都要教人，把每个字，每一句话，都要像刺样向敌人刺去。那天，宝山县的教育局长冯国华先生也来出席，他非常佩服肉氏的主张，立即在他的县里大规模推行起来。后来，这位局长因此得罪了国民党反动派，被撒职了。抗日战争发生后，国民党老爷和军队都吓跑了”这位被撒职的局长因被人民爱戴，在上海近郊领导人民组织游击队抗日，不幸殉国。

陶行知提倡小先生运动之后，不过年把，全国各地都响应了，但国民党的CC特务头子陈立夫有意污蔑陶氏说，陶行知没出息，提倡小先生运动，上海长三堂子里把不接客的小姑娘称做小先生呢!

但教育界不乏明哲之士，大家仍旧运用陶氏的小先生办法，反动派没办法，只好改称导生了。陶行知听到陈立夫的污蔑之后，微微笑笑说:“照陈立夫这样说法，那么大先生不成了妓女了么?”

1946年8月，陶行知不幸逝世。宋庆龄将“小先生”所蕴含的少年儿童教育理念和实践与自己毕生致力的少年儿童工作结合起来、发扬光大，发起“小先生运动”。她给负责战时救济中国委员会工作的外国友人写信说：“在识字教育方面，采用了陶行知先生的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这一工作在进行时，适应着城市的需要，并且在受教育的少年儿童中，注重领导及组织工作。”

1948年，宋庆龄在致友人的信中自豪地说，我们“已培养了300多名‘小先生’”，“受惠儿童已达15000人”。她还说，我们认为以“小先生”或“小辅导员”制为基础举办扫盲班、保健教育和卫生措施，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长远的影响。采用这种办法，可使儿童负起社会责任，爱护和改进他们周围的环境。

——综合自《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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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 《给老师和家长的建议——陶行知教育小故事》 成都市陶行知研究会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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