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朵云轩印制《延安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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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朵云轩120周年庆展览上，展出了部分木版水印精品，其中最大幅的是《延安颂》。朵云轩原总经理祝君波说，观此画想起入社初在水印间亲见李浩忠师傅承担印制任务。时过境迁，李师傅已近八旬，祝先生特邀他为此画印制过程做了一次口述。其中，忆及当时仅印15张，目前朵云轩也仅存一张。

1960年，我从上海出版学校的木刻水印专业毕业后参加工作。当时，我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木版水印室，后来才成立朵云轩书画社。朵云轩和人美社的关系一直很融洽，常有人员相互调动。我们全班一共是26位初中同学被分配到木版水印室，我被安排到水印间工作。

木版水印室分4个部门：勾描间、刻版间、水印间、装裱间，这4个部门的工作环环相扣。

勾描间主要解决“形”和“分版”的问题。何为“形”？就是一幅画的线条必须要勾描得自然到位，和原稿无二致，比较考验勾描师傅的绘画功力。何为“分版”？就是按照颜色、线条等标准把原稿分版绘制，如果分得不好，则会影响到我们后续的水印工作。所以，有时也需要大家讨论，征求水印间同事的意见。刻版间的工作内容比较清楚，按照勾描的样子在梨木上进行雕刻，刻的时候一定要忠于原稿，也要注意“形”的问题。有一些专业技巧，比如，要考虑后续泼墨的浓淡，则要设计好雕刻的角度去体现颜色的深浅。水印间的工作主要是将“形”和“神”相结合，既要符合原稿的形态，又要注意水印的颜色浓淡，不能生硬僵涩，还要时刻观察墨水的催化和渗透程度，这些全靠我们自己掌握。装裱间的工作我不太熟悉，主要工作就是把印好的画芯装裱好。

钱松喦作品《延安颂》

当时，领导主要在木版水印写意画方面培养我们水印的能力。当时，北京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工笔画技术是全国一流的，写意画水平则稍显逊色。由于北京荣宝斋盛名在外，上海朵云轩木版水印部是新组建的，我们一直希望在木版水印写意画上的水平能够赶超他们。在做木版水印工作的一生中，我也将绝大多数精力都放在写意画这一块上，尤其是其中的大件作品。我最满意的水印代表作品是《延安颂》。

钱松喦的《延安颂》作于1965年春，图绘苍松簇拥着的巍巍宝塔山，朝阳给宝塔和层层远山染上了曙色。山下延河蜿蜒流淌，田野一片新绿，林立的烟囱、喧腾的厂区、现代的汽车和传统的骡车，各自忙碌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幅画的画芯尺寸是142厘米×226厘米，尺幅非常大，当时选用丈二匹宣纸，用特大号印案垫高印制，套印难度非常大。

木版水印《延安颂》有200块左右的雕版，分成7组，每组20—30块，而要把这7组版子全部拼起来进行水印，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领导找我谈话，要求我好好制作，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我们印每一张画之前都要打样，《延安颂》的计划是打样15张，领导要求我出10张正品。当时，我只有20岁出头，很年轻，这项任务对我来说压力也相当大。平时如果我们打样20张，能够出来4—5张正品已经算不错了。我大概花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制作，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这项工作上，印出了12张正品，只有3张次品，非常不容易。这12张作品中，我们挑选出最好的两张，一张赠送给原画的作者钱松嵒，另一张留作印样，供以后参考。印完之后，我将《延安颂》的原画归还作者，同时将那张样品赠给他，他看后表示十分满意，还说这件作品几可乱真。

后来正式开印25幅，当时正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需要我们赶在国庆节前夕完成工作。这25幅作品中，画的右边一半基本上是我印的，后来由于时间紧迫，我和胡琴云、唐凌妹3人一起三班倒赶制。3人都是木版水印的高手，但由于每个人的风格不同，这25幅作品在组合上有一些小的差异，风格没有打样时候那么统一。这是目前世界上尺寸最大的木版水印作品，到今天还能保存完好的作品应该不多了。50多年过去，就连这200多块版子也找不到了。北京的荣宝斋、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浙江美术学院都没有做过这么大尺寸的木版水印。虽然木版水印是复制品，但也具有很高的艺术含量。

有时候，我们印样品，一开始会先用边角料的废纸试印一下，找找感觉，看看墨水的催化程度、在纸上的渗透能力，要做许多准备工作。等到心里有把握了，再进行具体操作。我们印齐白石的大虾，就像从水中捞出来的一样活灵活现。上海朵云轩的木版水印写意画技术越来越成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有赶超北京荣宝斋木版水印写意画的趋势。

当时，社里大约三分之一的木版水印大件写意画作品都是我参与印制的。除了《延安颂》，还有一些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木版水印作品，比如，齐白石的《红柿图》、傅抱石的《芙蓉国里尽朝晖》、唐寅的《枯槎鸜鹆图》、齐白石的《大寿图》、吴昌硕的《桃实图》等。

除此以外，其他同事也印制了许多著名的木版水印作品，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徐庆儒印制的《秋原猎骑图》、我的师傅杭文礼印制的《江天楼阁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