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康祐：《满江红》作者应为于谦

我国历代词作中，最为人民推重，以至家喻户晓的，当属相传为岳飞所作的《满江红》一词，这首慷慨激昂的诗词，激励了多少热血青年爱国志士，每逢民族存亡之秋，总是鼓舞着人民的斗志，甘愿为保卫祖国而流血牺牲。

词作者是民族英雄岳飞也是妇孺皆知的事。可是有些学者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对该词是否为岳飞所作抱有怀疑态度。最早提出疑问的是余嘉锡先生，他在《四库提要辨正》中首先提出疑点。他认为这首词在宋元两代没有人提到过，也未见录于任何典籍，甚至岳飞孙子岳珂所编撰的文集中都找不到。

据徐著新先生说此词最早见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五月树立在杭州岳坟的碑石上。同时他认为词中最不可理解的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这一句，贺兰山在古代并不著名，到北宋时始见于史籍，当时属于西夏，而西夏与宋并未发生战争。岳飞是要“直捣黄龙府”，和贺兰山没有关系。因此他认为此词非岳飞所作，可能是曾在贺兰山打败鞑靼的明代将领王越所作。（《明报月刊》1980年10月）

孙述宇先生则认为“三十功名”、“八千里路”都是岳飞事迹，诗人不可能用自己的典故作词，同时认为这首词和岳飞的另一首词《小重山》意境风格相差太远，不像是出自一人之手。文章还把“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两句联系到岳飞军士乏食，曾“到虏尸以继廪”。文章认为《满江红》不会是岳飞写的，若不是后人写来怀他咏他，便是别人拟他的身份写的。并认为即使不是岳飞所写，《满江红》仍会流传下去，并无损于它崇高的历史地位。（《中国时报》1980年9月10日）

上述各位的观点，都是言之有理的，认为此词非岳飞所写，我完全同意，下面准备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们假定这词是岳飞所写，那么应该研究一下此词写作的时间。对岳飞而言不外乎在被诬蒙冤之前或被捕入狱之后。先谈被诬以前，当时岳飞虽已离开抗金战场，但他年未四十，仍抱有抗击金兵直捣黄龙迎回二圣的志愿，同时他仍担任枢密副使的重要职位，他决不会写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诗句，把自己的一生定格在“三十功名”和“八千里路”，更不会把自己奋斗半生的业绩说成是微尘贱土浮云水月。兀术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可见岳飞仍在为抗金谋划，不可能为自己的事业画上句号。

如果说写于入狱以后，那就更不可能了。一则从入狱到就义不足一年时间，二则在狱中生死未卜。据史载张宪在狱中被拷掠至体无完肤。岳飞怎会有心情写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样的诗句呢？

至于词中那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确如一些学者所言，宋与西夏并无重大战事。岳飞志在“直捣黄龙府”，地在东北，贺兰山则在西北，方向完全相反。如果说是用典，则贺兰山古代无名，并不像“阴山”、“燕然”等常为诗文所用。

至于“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则是有出典的，和岳飞军士“刲虏尸以继廪”毫无关系。苏舜钦“马跃践胡肠，士渴饮胡血”，后一句就是用的典故。这典故出于《汉书·王莽传》：校尉韩威向朝廷请缨时，曾说过“饥餐虏肉，渴饮其血”的豪言壮语。

至于徐先生认为此词是明代王越所作，可能性不大，一则王越操守不佳，勾结宦官汪直、李广，当李被弹劾时，他就忧恚而死了，这种人不可能写出如此优秀的爱国诗词，二则王越那时并没有“靖康耻犹未雪”的问题。

下面我们就从“靖康耻”谈起，我国历史上皇帝被少数民族掳去，共有两次，一次就是北宋末年（1126）徽宗、钦宗二帝被金兵所俘，这就是大家熟知的“靖康耻”；另一次是明代的“土木之变”，皇帝英宗被瓦剌也先所俘，但当时明朝并非衰败之时，瓦剌兵力微不足道，此次兵败完全是由于宦官弄权，皇帝昏庸所致。在土木堡（今怀来县）五十万明兵死伤殆尽，公侯高官死五十余人，皇帝被俘。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民情愤慨，认为是奇耻大辱。

“土木之变”发生在正统十四年（1449），而《满江红》这首词首见于碑刻是弘治十五年（1502），相隔仅半个世纪。所以我认为《满江红》作者当是英宗被俘后，一位爱国诗人联想到“靖康之变”，借岳飞的抗金事迹而抒发胸中愤慨激烈的心情而写的一首爱国诗词。

最有力的证明，就是词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之句。我们知道当时瓦剌就在现今宁夏一带，而贺兰山正是该地的主要山脉。只有“踏破贺兰山缺”才能迎英宗回朝，再“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雪明代的“靖康耻”。因此从该词出现的时间上和词的内容上考察，《满江红》一词应是“土木之变”后一位爱国诗人所写。

要查出这位诗人的真实姓名确有一定困难。五百多年过去了，很难找到当时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因此只能从词的本身做一些深入的探讨，从中发现些蛛丝马迹，以查考出可能性最大的作者姓名。

我们从词中得知，《满江红》作者自称“臣子”，似乎是有条件“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有能力“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并且有资格“朝天阙”的这样一位人物。因此查考作者的范围就缩小很多了。

史载“土木之变”明兵溃败，皇帝被俘，消息传到京师，“群臣聚哭于朝”，精兵良将都被英宗带走，京师守卫困难，有人主张迁都南京，当时兵部侍郎于谦讲“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得到多数大臣支持。于是立英宗弟郕王监国（后接位为景帝），升于谦为兵部尚书（原尚书死于土木堡），于是于谦组织附近兵力，击退瓦剌也先，京师转危为安，以后屡败瓦剌，也先见无机可乘，一年后释放英宗回京。

从这一段历史看于谦是“土木之变”后朝廷上最重要的大臣，皇帝亲征前，他竭力反对，但皇帝只听信太监王振之言，以致兵败被俘。事变后于谦竭尽全力支撑危局，终于使国家稳定，英宗被释。从于谦的一生看，文治武功，名标史册，文才武略可称兼备于一身。

于谦（1398－1457）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巡抚河南、山西十二年，做过很多有利国计民生的好事，深得民心，正统六年（1441）因他进京从不谒见王振，被王振陷害入狱，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终于恢复官职，他在山西、河南兴修水利，植树凿井，发展农业，当时山西、河南积谷各数百万石。从他的《平阳道中》一诗，就可以看到当时农业丰收的喜人情景。

于谦为人刚正不阿，以致得罪权贵，他那首家喻户晓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就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另外《咏煤炭》诗中“但愿苍生俱温饱，不辞辛苦出山林”同样抒发了这种关心民瘼的胸怀。

于谦屡败瓦剌后，写过一首《入塞》诗，描写士兵凯旋时的威武气慨和人民欢迎的热烈情景，也是很动人的。

《满江红》后半阕完全符合于谦当时的身份和志愿，把洗雪明代的“靖康耻”引为己任，有措施，有目标，而且充满了信心。

词的前半阕中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似乎是写岳飞事迹，但仔细推敲，并非如此，词中的“三十功名”和岳飞没有关系，这“三十”如果指三十年，则岳飞被害时年仅三十九岁，“三十功名”就得从十岁左右开始，显然是说不通的，如果指年龄同样无法解释，因为岳飞事业的巅峰不在三十岁，建炎四年收复建康（南京）是他的第一次抗金业绩，绍兴四年（1134）他三十一岁时收复襄阳、信阳等六郡是他的第二次抗金业绩，至于他抗金事业的巅峰，则是在绍兴十年（1140）他三十七岁时，是年他在郾城大败兀术主力军，收复郑州、洛阳等重要城市，前锋达到离汴京只有四十五里的朱仙镇，当时军士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所向无敌，金兵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收复汴京，渡过黄河指日可待，岳飞也充满了信心，曾对部下讲“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就在这胜利在望的时候，秦桧与金人勾结，把岳飞召回临安，以致前功尽弃，所以把“三十功名”理解为岳飞事迹是不符实际情况的。于谦反对迁都，讲“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可见他是以史为鉴不愿步南宋和岳飞后尘的。

至于“八千里路”，岳飞转战中原十余年，行程无法精确计算，但肯定不止“八千里路”，因此我认为“八千里路”，可能是用韩愈“夕贬潮阳路八千“这个典故，无非表示路途遥远，不一定指岳飞一生的行军路程。

既然“三十功名”、“八千里路”和岳飞事迹无关，那末该作何解解呢？我认为这两句名言恰好和于谦的事迹相符合。于谦在永乐十九年考中进士，进入仕途，时年二十三岁，“土木之变”时年五十一岁，如果他把二十八年的仕宦生涯说成“三十功名”，举其成数是完全符合事实的。韩诗的“路八千”只是指长安到潮州的单程距离，而于谦从杭州赴京赶考，以后在晋、豫巡抚十余年，经常往返京师述职，最后在京师任职，路程无法精确计算，只能用“八千里路”表示行程的漫长而已。

如果说“三十功名”、“八千里路”是于谦写自己的经历，那末为什么要把它说成是“尘与土”和“云和月”呢？这得从诗人写词时的心情考虑。“土木之变”消息传到北京，“群臣聚哭于朝”，可见当时形势的艰险情况，于谦的心情，词中写得很清楚，“怒发冲冠”、“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皇帝被俘，社稷危殆，回想自己的“三十功名”、“八千里路”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价值，国家已到危急存亡之秋。摆在面前的问题，不是回顾而是前瞻，而是如何组织兵力，保卫京师，再“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击败瓦剌迎英宗回朝，使国家转危为安，作为全国军事领导人是责无旁贷的，当时于谦年已半百，虽未满头白发，但时间已不多了，就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激励自己，以期抓紧时间，洗雪明代的“靖康耻”。这句诗对岳飞而言，同样是说不通的。

如果《满江红》是于谦所作，为什么《于忠肃集》内没有此词？这和后来的局势发展有关。“土木之变”后一年左右，明朝兵力恢复，国家稳定，瓦剌无机可乘，就释放英宗回朝，当时皇帝是英宗的弟弟景帝，英宗回京后成了不是自己让位的“太上皇”。宫廷矛盾就开始了。

景泰八年（1457）景帝病重，他自己的皇太子已在景泰四年病死，没了继承人，又不愿恢复他侄子英宗长子的皇太子身份。于是部分朝臣认为与其拥戴这位病危无嗣的景帝，不如恢复英宗的皇位，于是发动了“夺门之变”，使英宗重新登上皇位，并把景泰八年改为天顺元年，这对拥立景帝的于谦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于谦随即被捕入狱，并以“谋逆罪”处极刑，藉其家，家属戍边。

“谋逆”是封建社会最大的罪名。这首讲“靖康耻”的《满江红》当然不会收入于谦的文集，那些藏有此词的文人也不敢写上于谦的名字，宪宗成化年间为此案平反，只是赦免家属，直到神宗万历年间才追谥于谦为“忠肃”，彻底恢复了于谦的声誉和历史地位，他的文集就署名为《于忠肃集》。可是时间离于谦被害已一百多年了。漫长的岁月，使《满江红》一词始终没有和于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弘治十五年（1502）《满江红》出现在岳坟碑石上，仍未署上作者姓名，于是被认为同样是志在雪“靖康耻”的岳飞所写是完全符合情理的。加上岳飞崇高的历史地位，谁也不会表示怀疑。直到近代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正》中首先提出疑问。夏承焘先生《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中，也论证了该词非岳飞所作，这一问题才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综观《满江红》全词和“土木之变”后于谦的身份和心情是完全符合的，这首激昂慷慨、忠心耿耿的爱国词作和于谦的《石灰吟》、《咏煤炭》、《入塞》等作品相比较，意境风格完全一致，在文笔上也有相似的地方，如“烈火焚烧若等闲”，“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闲”一词也许是诗人习惯性运用使然。

原文出处：《南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3期 第5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