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信奉“忠”与“孝”，中日传统伦理观念中的地位有何不同？

说到“忠”与“孝”，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是这样定义的，“忠，敬也，尽心曰忠”，“孝，善事父母者，子承老也”。从字义上看，忠孝都有着敬重以及尽心侍奉的意思。忠孝文化最先由儒家倡导，历经一代代学者传承和发展，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国，从秦汉时期就开始导入中国文化，并一直与中国保持文化往来，“忠”与“孝”的理念也在岛国得到了发展。由于地域的差异和历史的原因，中日两国对“忠”与“孝”的伦理观念的认同又有所不同。本篇就其异同点，展开简单的论述。

一. 忠孝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1．忠孝文化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忠”与“孝”的理念，并非儒家首创。早在上古的时候就有舜帝孝感动天的故事传说，《史记》所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说的就是舜帝以孝道彰显天下。商末，又有伯夷、叔齐二人在亡国后拒食周栗，在首阳山殉国之事，《史记·伯夷列传》有曰：“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到了儒学兴起之时，儒家学者将这两种理念融汇在儒家的仁道和等级秩序之中。孔子认为，君主要行仁道，臣民应该尽心地辅佐他，不得僭越，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得好；父亲要行仁爱之道，做子女的应该孝顺，不得无礼，这样家庭才能和睦兴旺。就这样“忠”与“孝”的理念成为了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了汉武帝时期，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儒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东汉时期著名经学家马融通过系统地总结忠德观念，撰写了《忠经》一书。该书与原有的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一起，为儒学中“忠”与“孝”的理念奠定了理论基础。

后来儒家学术唐朝中期，崇尚用天命论建立封建纲常；两晋儒学又和道学交融了一阵子；宋代的理学和明代的心学都是唯心派；到了近代儒学又受到了西方学术思想以及宗教信仰的强有力的冲击。然而无论历史如何变迁，“忠”与“孝”的理念始终都在中国人心里深深地扎根，对中国文化影响非常深远。

2．忠孝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状况。

据日本史料考证，在公元285年韩国人将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带到了日本，那时起，日本的贵族开始接触并学习中国儒家文化。到了圣德太子执政年间，开始推行奖励儒学的政策。有了官方层面的提倡及鼓励，儒家文化对日本国民的思想影响极深。

在我国盛唐时期，日本人掀起了一场到中国留学取经的高潮，先后派出12批次，每批次数百人的遣唐使来到中国求学，内容包含儒学、禅学、种植、工艺等等包罗万象的学科。

儒家思想也在这个时期得到日本国内的迅速普及，孝德天皇在位时主张“孝为百行之先”，甚至效仿唐朝制度，下令每家每户备《孝经》一本。“忠”与“孝”的理念，随儒学传到日本之后，又与本土的神教以及后续兴起的武士道逐渐融合，成为了日本人独有的思想理念。

二．“忠”在中日传统伦理观念中异同

1．博大与狭隘——效忠的对象不同。

由于日本在历史上很长的一个时期里都是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在独有的封闭式岛国的发展条件下，忠孝文化的传统理念有别于我国。下面我们就对两国关于忠孝文化的异同点进行阐述。首先看“忠”的理念。

说到忠就必须有效忠的对象，表面上看中日两国传统的观念中，“忠”的对象都是指君主，其实不然。在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不久就实行中央集权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在中国，皇帝是所有国民的效忠对象，并由此引申出皇帝所统辖的王朝成为效忠对象。

当年玄武门之变时，隐太子建成遭杀害，而辅佐建成的太子洗马魏征却接受了李世民的重用在朝为相，并以直言显赫。后人没有议论魏征不忠的，原因是唐朝的江山依然为李氏所有，魏征依旧是唐朝臣子。可以说中国人的效忠的对象是由君主衍生到王朝再到整个中华民族。

而日本则不一样，虽然日本的天皇从一开始就一脉相承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但是真正由天皇掌握实权的时间并不多。在日本，进入封建社会后采用的是分封体制，全国上下由许多的诸侯国组成，诸侯国的领主称为“大名”，大名们表面是效忠于天皇，但是实际上是各自为政。

这种情形很像我们的东周列国时期的周天子状况。到了幕府时期，全国实现了统一，但实权却掌握在幕府将军手里，天皇只是个傀儡，一种精神层面的象征而已。对于真正“忠”的理念，只是存在于家臣对家主，武士对其所在封地的领主之间。由于中日两国的封建体制发展的不同，也就形成了效忠对象有博大和狭隘之分别。

2．与少数——尽忠者的范畴不同。

全体

说完了效忠对象，再来论到尽忠者的范围之别。在中国，对皇帝或王朝的尽忠是全民性质的，甚至会将叛乱和大不敬等行为列入法律条文加以严惩。另一方面儒学在教育中讲求“有教无类”，上到王孙贵族，下至寒门学子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尽忠的理念也会大范围地灌输。因此说，在中国全民都会受到尽忠的教化。

在古代日本则不同，等级阶层分明，尽忠只是贵族和武士阶层的事，与平民百姓无关。同盟会员元老戴季陶先生年轻时在旅日的行程中拜访了一位名叫杉田定一的名士，在言谈中了解到，杉田家原本是农民，但他的爸爸很有远见，认为人人都应该有知识，于是就请了一位有学问的汉学先生，在他家里教村中的农民念书。

但这件事让藩地的武士知晓了，说农民读书是僭越，不但把先生赶走，还把杉田家给抄了，就连耕地也没收了。在明治维新以前，智慧和学问是贵族、僧侣和武士阶层的特权，平民百姓在这些特权阶级的眼里，与牛马畜牲没什么区别。可见，在日本传统的尽忠理念中，尽忠者仅限于少数特权阶级。

3．与“忠”相比“和”的地位在日本更重要。

日本人称自己为大和民族的子孙，“和”理念在日本文化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早期各个诸侯藩主割据时，相互免不了有矛盾。如果要动用武力解决的话，在四面环海岛国上，失败的一方将无路可逃，必然要拼死反抗以至于鱼死网破、两败俱伤，从而让第三方渔翁得利。

因此各方势力在处理矛盾时都会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和谦让，给自己和对方留有余地。《论语·学而》有曰：“礼之用，和为贵”，“和”是儒家所倡导的道德实践原则，“礼”是实现该原则的途径。日本人对“和”的崇尚，造就了这个民族谦和有礼的风气。因此，在日本人心中“和”的理念要比“忠”的理念更普及，地位更高。

三．“孝”在中日传统伦理观念中地位

1．论“孝”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百善孝为先”，将“孝”作为评判人品优劣的首要标准。在中国“孝”有三重含义：首先是奉养，做子女的在父母老去的时候承担起赡养义务，在古代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奉养成为“孝”的物质基础。

其次是传承，传承也分为两种含义，一种是生命的传承，即繁衍后代，另一种是技能、理念和思想的传承，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说的就是这一层含义。

最后就是态度，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色难”，孔子认为在侍奉双亲时最难得的是自始至终都保持和颜悦色的态度，因为要想在脸上充满敬意，先要在心中充满敬意，这个可是需要长年累月的修行才能做到的，属于精神层面的含义。所以说，中国人的“孝”是一种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全方位的诠释，在传统伦理观念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2．儒学中的“孝”，并没有成为日本的核心文化。

笔者记得有一次从米源乘列车到京都去游玩，恰逢周日，车上人很多。初到日本不久的笔者，本着我中华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给一位白发长者让座。没想到对方并不领情，并以白眼回报，弄得好生尴尬。后来经日本的同事解释才知道，在日本给老人让座是一种带有侮辱性质的行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与日本古代实行的五户合一税制有关，在诸侯割据年代，各地领主为了获取稳定的收益，在辖区内实行以五户为一个单位征收定额税，原则上应该是五户均摊税额的，但如果其中一户或若干户不能如数缴纳，其余各户就要补齐欠额。

正是有了这个制度，令日本人都非常要强，拼命完成自己的份额，耻于给别人添麻烦。一旦受人恩惠，就会觉得自己亏欠了别人，心里过意不去。老人也是如此，尽可能不让自己成为社会的累赘和负担，轻易不接受馈赠。

因此，虽然日本古代也曾经在全国推行过“孝”理念，但在社会的大环境的作用之下，孝道并没有在日本得到真正的传承和发展。我们现在到日本餐馆就餐时，常常能够看到“一人前”的字样，“一人前”在日语的解释中“一个人的份量”的意思，同时也引申出“长大成人、独当一面”的意思，寓意为每个人都应该做好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正因为此，中国孝道中的“奉养”就很难涉足其中。就像一家子吃饭，中国人采用的是围餐制，日本人则是用分餐制。

结语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注重的品德包括忠孝仁义，温和谦让。日本人也引进了儒家的思想，并在漫长的历史中，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其归纳为品质、意志、理性、忠诚、勇气、名誉、自信、诚实和谦虚。

对于“忠”与“孝”这样的传统理论观念有所取舍，也充分地体现出日本固有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研究双方文化理念的差异，对了解两国国情，促进两国正常交往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日本论》

《漫画日本人》

《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人缺点“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