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一星与人肉：批评的边界究竟何在｜言论

近日，北京高校研究生在豆瓣为新书《休战》写差评被译者回应引发网友热议。随后，一封举报信更是发酵出一场声势浩大的豆瓣“一星运动”与集体抗议。在各方压力下，学生选择致歉，最终举报者也表示其行为欠妥。

原本正常的文学讨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失控的？译者难以面对批评之声，网友因愤怒向学校举报，同行的作品被差评泄愤……在举报频发、隐私难保的网络时代，批评行为似乎正变得愈加危险而不自由。在网络评价平台，我们该如何把握权利、规则与分寸的平衡？

事件始末

2021年3月16日

北京语言大学在读研究生高晗在豆瓣上对《休战》译本打分两星，并评价“机翻痕迹严重，糟蹋了Benedetti的作品”。译者韩烨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曾在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西班牙艺术史系读硕士。

3月17日

高晗的评论引起译者不满。次日韩烨本人发帖，表示作为非科班出身的译者，愿意虚心接受所有人的意见，但“机翻”属于职业道德问题，如此说法近乎人身攻击。

韩烨对批评的回应

韩烨的回应引发广泛讨论。其中，长期从事西班牙文学翻译和研究的知名学者，中国社科院《世界文学》编辑汪天艾，直接替韩烨抱不平，表示“这译者绝不是会用机翻来赚钱（的人）。”

3月24日

豆瓣用户anito anago自称韩烨好友，人肉到高同学的姓名、学校，并给其导师发邮件，称高同学的行为系“在豆瓣网上以毁谤和捏造事实的形式去攻击《休战》一书的译者韩烨”，并要求其“向译者带本人和出版社在其豆瓣主页上公开致歉，陈述自己所犯的错误，为其造成的不良影响切实负责。”

后续网友提供信息称，举报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特聘副研究员杨君宁。

杨君宁向学校发送的举报邮件部分内容

3月27日

高晗所在的北京语言大学找其谈话，后高晗发布道歉声明，表示“经批评教育后，删除短评，并向韩烨女士和出版社道歉。”

此后，豆瓣用户纷纷给《休战》刷一星差评。同时汪天艾过去的翻译作品被大量打差评。目前，《休战》在豆瓣网上的打分选项已关闭。

汪天艾的作品被大量打一星

3月29日

举报者将举报邮件设置为仅自己可见，而其好友网友美碗碗持续就举报者行为进行解释。

同日，举报者在其豆瓣主页上发布“关于《休战》争执的致歉声明”，表示此举“确有考虑不周之处，对所涉及的诸方都不够负责，没有尊重译者和发言者的意愿。这一做法构成了客观事实上的举报，行为越界。”

3月31日

事件持续发酵，网友纷纷在汪天艾曾经的老师、《百年孤独》译者范晔微博下对汪进行讨伐。

网友在范晔微博下的评论

网友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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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应是自由的

@歌法者尹小律 现在很多时候，被批评了不是想着如何改进、如何提高，而是优先考虑如何“消灭”批评者。

“说一本书翻译的不好已经超越了读者的权利，涉及到了对译者人格的污蔑”，这样的举报理由着实荒唐。读者读一本书读得难受，为什么不能说翻译的不好？书难道不是给读者看的？读者连这点基本的评价权利都没有了吗？也许他们心里想的是：不是我水平不高，而是这届读者不行。

@匿名 别说读者是相关专业的学生，评价时不会毫无根由，就算译作是旷世佳作，读者未被打动或水平低下到完全无法理解，并因之给出差评，也是读者的自由。在这位举报人的眼里，是否读者无权对著作和译作作出任何差评，他们的本分就只能是阅读并赞美？不论中外，文坛巨匠和翻译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对读者放出过如此狂言，摆出过如此倨傲的立场。

有人说对译者来说，读者指责“机翻痕迹严重”，要比指责“翻译水平差”是更严重的羞辱和指控，甚至涉及到职业道德和人身攻击的问题。私以为评论者在网站上发表点评的时候，难免会有主观评价。说“机翻痕迹严重”，很可能就是在这位评论者看来译文生硬呆板而已，并不必然带有定罪的含义。与其要求评论者在个人闲暇阅读评价时要一字不出偏差，要求读者了解译者在职业道德上的“洁癖”，倒不如反过来拿这样的标准要求译者更加合理。

理解译者 批评应有据

@带子雄狼 楼主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说译者这本书“机翻痕迹严重”。译者只是抗辩自己没有机翻。机翻与否关乎事实，而不是什么观点之争。批评的自由里不该包括无凭无据的污蔑。

@梦想者一千零一夜 观众脑补出了太多东西，用放大镜从字里行间看见了“学阀”二字。同理还有诸如“拱火”“抱团”行间此类揣测动机的词语都是在缺乏依据。

@徐徐徐徐徐之 如果我是汪天艾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为朋友说话，保护新手译者的热情，和系主任心平气和地交流并表示“处境很为难”，这些事有错吗？为什么不允许译者敏感而脆弱？在文艺产业形势严峻、千字80元的稿费、翻译人才欠缺的每况日下的小语种翻译界，文学类书籍的出版几乎靠的是全是译者热情和坚持，我无法想象一直热爱并且坚守着这条路的汪天艾被骂是学阀时的感受，更何况她也经历着很多怀疑和自我折磨。

豆瓣账号不也是私人账号吗？我没看出她转发高晗那条评论进行学术探讨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一个她平时都用来发私人内容的平台，每条动态点赞评论人数并不多，突然被要求“承担万粉豆红的责任”有些强人所难了吧。为什么不能用普通人的道德感和责任感来要求他人呢？因为是有名的青年译者就要预知之后可能发生的一切？因为是《世界文学》的编辑所以说句话就在用权力打压学生？为什么要倒果为因地把这件事链条上的每个人都处以死刑？

举报盛行 隐私难保

@盐巴不等闲 我就想知道，豆瓣用户的隐私是可以随便泄漏的吗？举报者是怎么知道对方现实名字和学校的？

@Legsiki 我觉得最可怕的还是个人隐私泄漏问题，如果隐私泄漏不了大概也没这么多事儿。在豆瓣上评论都能被别人扒出个人信息，细思极恐。

@浪味仙贝 其实大家都知道网络上没有绝对的隐形，除非断网断信号去深山里自给自足生活。但举报文化的盛行，让人越来越不敢在网络发声。以前还大多是利益相关人的举报，这次竟然有完全无关的人突然跳出来做义务警察，更加的令人害怕。

异见噤声 后果太重

@佐伊23 这是一个掌握着一定资源、权力的利益共同体--即“圈子”--对于异己者的倾轧。这种倾轧能起到两个效果，一个是使“圈子”之外的异己者噤声，一个是增强“圈子”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凸显出利益共同体的作用。

@漂泊的麟 我能想象到高同学被迫道歉时心里有委屈，多不情愿。如果是我不经意间触怒了这些大人物，我的母校会不会护我周全，让我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昂着头走下去。寒窗苦读十几年，辛辛苦苦到了研究生，被人寥寥百字险些断送前程。

@既生瑜何弃疗 年长学者举报在校学生的豆瓣恶评，最恶心的一点就是假装慈爱。为你好，为学校好，为教育业好，他们太知道如何用一封正式信函句句紧逼，用文字机巧滥权。

“一星运动”过于激愤

@QYW 评分是用来体现书的质量的，因为其他原因刷一星严重损害了评分生态。

@野猪爱飞翔 事情演变到现在，已经沦为泄愤游戏了。原来7.5分的书变成3.6分，双方已经没有道理可讲。

@西门君 那位举报人和打一星的网友们，表面看起来是“伸张正义”，但归根溯源，不过是出于对于异端思想的排斥罢了。某种程度，正是由于这种“伪正义”的存在，我们的舆论环境才会变得愈来愈不堪和浑浊。

@苏有若、苏小七 集体性的一星运动，往往象征着大量用户感受到既有的正常评价的内容体系遭遇某种外力入侵，或者是对反馈机制产生了信任危机。用户借助一星运动，来反抗权力压迫、行使公义，可以视作是集体发出的无声呐喊。使用一星表达抗议，就不再只是日常打分行使自我表达的权利。而是将福柯意义下的个体微观权力表达，通过集体行动，令涓滴汇聚成海浪，进而形成风暴。

媒体怎么说

学校处理不妥

@新京报 如果说，在举报前，高晗的评论和译者的观点是围绕作品翻译好坏的正常交锋，那到了网友举报至学校、学校向高晗施压要求道歉这一层，事件性质已经演变至：公权对私域议题的干涉。

涉事学校在该事件中的做法，于情于理都令人难以接受：人家有举报的权利，可学校也有基于是非去公平处理的权力，有对举报不予理会的权力。

对待学生被投诉举报事件，学校处理时应该秉持公平公正的处理态度，认真衡量举报内容，既能保护学生的利益，也能及时矫正学生行为。拿此事来说，学校完全可以在聆听学生讲述原委的基础上，给学生提出有效应对举措方面的建议。如果因为一句投诉，为了息事宁人就向学生施压，有失草率。

创作者该坦然面对批评

@中国青年报 只要多看看那些翻译水平不佳的译著的评论区就会发现：“机翻痕迹严重”只是对“翻得很烂”的委婉表达，读者认为一部作品有“机翻痕迹”，只能说明译文呈现出的水平会让读者产生这种感觉，而并不能等同于读者对作者作出了斩钉截铁的指控。译者把读者对译文的批评，错误地嫁接到自己的人格上，既显得心胸不够开阔，也显得很不成熟。一名创作者只有做到坦然面对毁誉褒贬，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自信，读者也需要更开放的评论空间，如此才能让文化市场更加繁荣。

@澎湃新闻 文艺作品（包括译作）只要面世，就要接受读者的评论，这是最基本的常识。读者对文学作品拥有批评权，这也应是毫无疑问的。批评的观点不一定正确，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但只要不违法违规，不挑战公序良俗，就不该“因言获罪”。如果不同意批评者的观点，作者、译者和公众都可以进行反驳。只要有理有据，自然会赢得赞同。

健康的文艺创作环境，应该容得下批评的声音。观点争鸣、学术讨论，对作品都是有益无害的。很多时候，一味赞美只能让人沉溺在美好的幻觉中，批评的声音反而能使人清醒。

回归艺术评价本身

@新京报 不仅仅是翻译类书籍，还有电影、话剧等等任何需要读者或者观众的艺术形式，当呈现在读者或者观众面前时，读者和观众都有表达观点的自由。

演员的声台行表、作者的文笔、作者的逻辑，这些都是读者或观众审视评价的对象。让艺术评价回归艺术评价，让权利归权利，不必附着太多恶意和情绪。

我们怎么说

所有文艺作品，其作者与译者总希望能够得到认可。一部作品自诞生之时起，就注定与受众建立起联系。然而，没有作品能得到所有人的好评，因为评价是作品本身、受众偏好、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真正好的作品从不会因为批评的声音而就此埋没。

打分机制，让读者能直接表达自己对作品的感受，而平台对众人评分的整合，形成了大众对作品的整体印象，这能为更多的人提供作品价值的参考。这样的评价机制，既为受众提供了发声的空间，使受众更进一步参与到作品之中；也为作者提供了更多读者反馈，未尝不是一个与受众互动、提升自我的机会。然而，在举报变得简单、隐私变得透明的网络平台，读者的发声正受到来自各方的限制。

在本次事件中，高同学只是对作品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却由于作者相关方的越位而使风波愈演愈烈。支持译者，本可以通过举例和论证阐述不同观点，却出于自己与译者的私情愤慨举报，要求学校对批评者进行惩罚，将正常的作品探讨上升为对批评者本人的讨伐。这样的狭隘风气，实在是对自由的侵蚀。对于作者而言，这非但不是一次胜利，而是一次耻辱，甚至会遭到反噬。

而随后兴起的“一星运动”，虽出于网友天然的正义感，却也和举报者类似，丧失就事论事的能力。汪天艾过去的作品被大量差评，其老师的微博、高同学的学校等也被波及，这样宣泄愤懑的行为已经脱离了评价的初衷，而成了一种复仇行为，同样是对评价机制的破坏。这场举报事件中，不论是批评者、译者、支持者还是那些作品，都受到冲动情绪和越界行为的严重伤害。

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曾提出著名的文学四要素理论——世界、作家、作品与读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半径。不被阅读，没有评价和反馈的作品，就没有完成它的使命。而现实中，参差多元才是真实的，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我们不想看到如淘宝刷单一般清一色的虚假好评，也不想看到因情绪而起疯狂的恶意差评。要重建那个自由而有序的交流空间，就需要受众、作者、平台共同努力。作为受众，真实地对作品做出评价，是我们的权利，同样也是义务；而身为作者，理性客观地看待受众的评价，是身为作者的自我修养，也是反思进步的必备品质。平台则要做好隐私保护和调解畅通。唯有各方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尽其本分，将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而非人身，才能多点理性和理解。毕竟，我们欣赏和创作，都是为了精神的自由和富足。

文字：刘嘉怡、肖潇、梁昊怡、朱娟娟、高雨曦

图片来源于网络

编辑：吴靖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