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窒息，《我的姐姐》原型，她不一定是天生的，还可以人为安排

《我的姐姐》上映7天，票房破5亿，也引来极大的争议。

有人看哭，也有不少人骂——凭什么还是要让姐姐养弟弟？还有网友留下感慨：这部电影把中国人、中国男性表现得太可怕了吧？

坦白说，张子枫演的姐姐，远不如“姐姐”们的现实日常来得令人窒息。

电影上映后，网上爆出一张2496个字的原型故事。

故事里的姐姐把两套房子卖了，在一线城市和丈夫儿子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而两岁的弟弟被随意送给了生活条件不好的农村家庭，教育亦受到极大的限制，姐姐从根本上斩断弟弟出人头地的路径。

与其说这位姐姐自私，不如更直白地说她恨弟弟。

当然，我不确定这是真实的案例，还是某位笔者夸大杜撰出来的虚构故事，但文章开头有这样一句话，“21岁的独生女生涯结束，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么破裂了。”

在弟弟没出生之前，这位姐姐的生活是感到“幸福”的，所以，这不能算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它也不算是姐姐的原型故事。

我更愿意相信这对父母选择生二胎的原因，是“他们感觉到寂寞”。

在我看来，《我的姐姐》原型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普遍存在现实里许许多多从未被正视的“姐姐”们身上。

电影里，姑妈对安然说：“我是姐姐，从生下来那天就是，一直都是。”她无法反抗母亲提出的要求，只因一句“你是姐姐，应当……”，仿佛是一种无法逃离的，上天早已注定的命运。

其实，“姐姐”不一定是天生的，还可以人为安排。

25年前，央视《生活空间》安排李玉拍摄一个刑警故事，但她深入了解这个家庭后，敏锐地在刑警6岁的女儿身上捕捉到了很精彩的情感纠葛。

于是，李玉决定将摄像机镜头对准“姐姐”，就此诞生了一部仅有20分钟的纪录片《姐姐》，影片粗剪版本命名为《成长的烦恼》。

1996年12月30日、31日，一经播出，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有观众直斥，这哪是儿童家庭教育“烦恼”？这根本就是一部让“姐姐”们窒息的恐怖片！

蕊蕊和峰峰是一对出生前后只差几分钟的双胞胎。

在剖腹产的家庭会议上，父母认为女孩可以照顾男孩，于是决定让蕊蕊先出生，赋予她姐姐的名义和随后需要承担的责任、义务。峰峰后出生，当团宠弟弟。

《姐姐》只用几个日常生活场景，就将姐姐的委屈、痛苦和无望，拍了出来，它也是万千姐姐们所经历过的最为普遍的日常。

姐姐和弟弟下棋，结果弟弟不遵守规则。

玩棋，弟弟觉得开心就好，规则是什么重要吗？但是，姐姐玩得不开心，不愿意跟弟弟玩了。

随便吃几个子而已，姐姐怎么能说不下就不下，她必须“陪玩”。于是，弟弟峰峰找妈妈来当“裁判”。

6岁的弟弟坚信，只要妈妈来，姐姐就必须懂事，当个听话的好孩子，一次也没有例外过。

果不其然，妈妈一开口就是：“蕊蕊好孩子来来，和弟弟下一盘吧……蕊蕊怎么回事儿呀，你是个姐姐你陪弟弟玩会儿...蕊蕊怎么回事儿，蕊蕊你懂点事儿行吧！”

妈妈为姐姐制定的框架是好孩子，她必须听话，必须陪弟弟玩，必须懂事，凡是不听话的行为，都被归属为任性，都会招致她的不喜欢。

显然，年幼的蕊蕊敏感地看到并深刻地体会到了差异。她大胆地说出了一句藏在心里很久的话，内心却希望得到妈妈的安抚：“你不是说不喜欢我嘛。”

可妈妈只是沉默，再沉默，借口煮饭走了。

妈妈确实说过这句话，她无法反驳，无视成了最好的处理方法。大人总以为小孩子忘性大，却不知6岁的孩子已经记事了，小孩不是忘了，只是把它永远地埋葬在心底深处，自己的伤口自己舔。

傍晚，爸爸破天荒地早早回家，还亲自下厨。

蕊蕊也很开心，并期待着爸爸能支持公道，让妈妈喜欢她一点，并给她一点点公平。

这一次，她看着妈妈亲亲热热地搂着弟弟，“投其所好”地陪弟弟看球赛时，蕊蕊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妈妈，你想看球赛还是听狮子王，我想听狮子王。”

但妈妈还是往常那个妈妈，永远站在弟弟那一边：“那你就少数服从多数吧，我和你弟弟都看球赛。”

蕊蕊知道，妈妈并不喜欢看球赛，只是因为弟弟喜欢。姐姐不甘心的小小身影挡在电视机前，她无声地向妈妈发出抗议。

不料，弟弟气得不行，在妈妈的怀里大哭大闹，还指着姐姐说了好几遍：“给我杀了！把她杀了！”

面对这样一句极为不恰当的话，妈妈并未指责，而是做无奈状，喊爸爸过来当“法官”。

对于姐姐的控诉，爸爸看似“讲道理”，实则和稀泥。

在这个家里，姐姐是最底层，最无助，最绝望，必须被“杀死”的那个人，父母只需要姐姐如同没有自我思想的木偶人，不给他们增加额外的麻烦。

在镜头前，姐姐接受到的只有沉默和打压。

妈妈面对镜头“抱怨”：“这个女孩子不讨人喜欢。”向爸爸抱怨姐姐的“任性”，将她的正常诉求归结为接触的人少了：“现在的小孩就是太独了。”更是直接对渴望母爱的蕊蕊说：“你这样永远不喜欢你。”

弟弟抓住机会就煽风点火，他也想让爸妈训她，让姐姐以后在自己面前乖乖听话：“你要这样，爸爸不喜欢你，我也不喜欢你了，全家人都不喜欢你了！”

以“谁让她这么说妈妈”的理由，没有丝毫心理负担，且不用负罪的伸手打姐姐。

爸爸看似安抚女儿，说公平讲道理，却劝说姐姐应该陪弟弟下棋，姐姐应该“少数服从多数”，结论就是：“你都6岁了，明年上学了，这么任性怎么行！你这么自私可还行，什么事光管你个人！”

对妻子说的大人即使有“错”，小孩子也不应该计较深以为然，甚至觉得这样的蕊蕊“太过分”，继续训斥：“你有错了你妈不说你，你又不知道，你将来不是越攒错越多嘛！”

蕊蕊在爸爸的连番“教导”下，一如既往，听话地向妈妈认错：“妈妈我刚才发脾气错了，错了。”

一家人皆大欢喜，唯独小女孩蕊蕊哭得泣不成声。

蕊蕊知道，即使在这个“特殊”的一天里，她在这个家的“位置”还是没有丝毫改变。她还想在家里“继续”待着，就必须亲手“杀死”自己，必须放弃反抗，学着变成父母心目中的好姐姐。

姐姐的眼泪、痛苦，无人在乎，一家三口欢乐地笑了起来。这一笑，是纪录片中最可怕的镜头。

比起爸爸的和稀泥，更可怕的，是同为女性的妈妈的打压。

她将自己的“偏见”告诉丈夫，这个女儿任性、性子独、太斤斤计较，把“重男轻女”偷换概念成“你是姐姐”，用“懂事”“姐姐”“听话”来道德绑架，把“牺牲”、“偏爱”、“是非不分”等视作理所当然的、普遍的、正确的恐怖“家庭规范”。

有句话说：“多少孩子这一生都在等着父母的道歉。”

可是孩子知道，她们这一生都等不到。当小女孩长大后说起这些事，试图跟父母表示童年的不满时，父母也许会反过来指责她“你为什么这么记仇，这么斤斤计较？”

相较于现实而言，姐姐张子枫是幸运的。

在父母车祸身亡，面对抚养弟弟还是送走弟弟的问题上，大伯公给出了两条路：养弟弟，或是放弃房子。

混不吝且靠不住的舅舅一开始沉默，在明确张子枫真心地想送走弟弟之后，舅舅提出了由他收养弟弟的建议。一句“生儿子有屁用”撕破了养儿防老的遮羞布，父母往往有事大都找女儿帮忙。

肇事司机懂得一个人带孩子的难处，他帮姐姐找了一户家庭条件很好的夫妻，理解姐姐送走弟弟的选择。

电影里展现了重男轻女的父亲，把安然当沙袋练拳的表哥，偷看侄女洗澡的姑父，他们是可怕的中国男性。但也有爱女儿的舅舅和司机，喜欢姐姐的弟弟。这些男性角色保护着我方姐姐，影片展示的并非全员恶人。

比起男性角色的重男轻女，影片披露的女性重男轻女更让人深感悲哀与绝望，她们曾是家庭的牺牲品，却又成了维护“重男轻女”的主要执行者。

在电影里，姑妈要求姐姐做“长姐如母”，发现姐姐正在寻找领养家庭时，当面泼水并责骂，造谣弟弟有暴力倾向，对送走弟弟的事百般阻挠，此时的姑妈只接受姐姐养弟弟这一项选择。

安然做的两个梦，暗示父母曾试图遗弃她，以及在游泳池试图“杀死”她。从始至终，母亲都是站在父亲身边，她是“重男轻女”的同伙，更是最为关键的执行者。

在安然离开医院的那场戏里，那位孕妇已经生了两名女儿，却仍说“我要生”！孕妇的婆婆死命抱住安然，阻止她妨碍媳妇生孙子。

孕妇与婆婆的行为，让我想起《娘道》里的一句台词：“我这条贱命算什么，我一定要为继宗生出儿子。”

姐姐的幸运，在于她还意识到反抗时，被送至姑妈家养育，让她拥有旁观者的视角，可以学会爱自己多一点。在于导演最后让姑母觉醒，让她突破传统观念的桎梏，尊重姐姐做出的任何选择。

但在现实中，旁观者的视角和姑妈的觉醒是一种奢望。

一方面，女孩们深陷局中，从小被这一套观念洗脑，以致奉为真理。

另一方面，女性感受到了伤害却无力反抗，于是只好维护它的正确性，再转而去伤害别人，把别人虚化成弱者。这样既能释放恨意，又能证明被伤害不是因为自己太虚弱。

影片开头的车祸现场里，一闪而过的照片上只有死者和一个小男孩的合照，警察需要安然出示身份证，确认她和死者的关系。

显然，安然同样是被“杀死”的姐姐。

纵观《我的姐姐》，安然闻皮衣的味道，在扔掉很多东西时保留了这件皮衣，它象征着父亲。但直到影片的最后，安然在墓碑前达成最终和解，才开始回忆妈妈做的肉包子。

可以看出，在重男轻女这件事上，妈妈带给女儿的伤害更大。

男性的重男轻女会让人感到痛恨的话，同为女性的重男轻女只会让人感到永无天日的绝望，她教育出了又一位重男轻女的小男孩，打压出了又一位无私奉献的“扶弟魔”。

同是女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煎何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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