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默 | 男性气质焦虑在中国：恐缩症

大卫·吉尔默（David Gilmore），美国人类学家，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男性研究。著作有《发明男性气概》《厌女现象：跨文化的男性病态》《攻击与共同体：安达卢西亚文化诸悖论》等。[图源：wahve.com]

男性气概是对逃离危险的冲动的胜利，这种观念通常可以在一些与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的特别夸耀的男性气质无关的文化中找到。虽然该主题并没有得到深入探究——我认为是因为研究者对此缺乏研究兴趣，而不是缺乏民族志的线索，但在亚洲人口众多的诸文明中，存在一些尽管微弱却引人注目的共鸣。在中国、印度和日本社会中，并不存在强烈的个人主义或性夸耀（sexual boastfulness），这些迹象极具启发性。亚洲人关于男性气概的观点值得探究，其中的许多细微差异和对比能够补充我们眼下拥有的混合形象。我们从中国开始讨论，这是个一直以来都得到了深入研究的社会，但从性别的角度得到探究还是近期才开始的。然后，我们会转向印度，最后去往日本。

中国的男子汉

关于中国人的态度的一些信息来自最近对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唐人街的一项调查。在审视了这些迁移人口的案例后，我们将会考虑文化人类学家们收集的中国的数据。关于美国华裔的资料来源于周京安（Chou，1987）关于老年人中的卫生和医疗实践的博士学位论文。

在奥克兰唐人街，市政卫生工作者因为无法说服社区的男性寻求医疗救助而感到沮丧，尤其是不那么被文化同化的老年男性。周京安描述了这些在文化上保守的年长男性如何愤怒地拒绝就诊，他们将此当作一种光荣的行为。她写道，事实上他们宁愿死去或默默受罪，也不让自己求助于卫生工作者。他们坚持对自己生命的掌控权，诉诸无效但是他们可以操控的传统治疗方法，或是完全不要救助，等待预料之中的结果。为他们的处境感到苦恼的周京安找寻着他们不情不愿的原因。

他们给出的是大家熟悉的理由。他们坚称，寻求医学的帮助就是看起来无助或具有依附性。“男人不需要帮助，”他们说，“只有女人需要。”而且还顺便补充说寻求帮助对小孩子来说是没问题的。向他人求助与他们的男性气质形象不符（同上：176）。周京安没有为我们提供更多关于这种自我形象或它的历史来源的信息，但显而易见的是，一个关键的要素就是避免依附性。这种观念是否在旧世界的先例中有迹可循？

许多西方人认为，比起他们自己，格外重视孝道的传统中国文化不那么关心男性气质的问题。事实上，有些学者指出，很多中国传统，尤其是宗教和艺术，都包含一种中性的特质（参见Ames，1981）。虽然这可能是正确的，但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对自己是否具有男性气概的担忧确实与这种传统同时存在，正如周京安所示，尤其是在构成了中国移民的大部分的农村人口当中。这种担忧常常比在奉行大男子主义的社会中更不易察觉，这正是因为中国文化排斥个人主义和失礼表现。这当然并不包括做好用暴力应对挑战的准备。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成就类型，拥有自己的语言学标签的男性气概仍然是有着重要公共利益的主题和评论话题，尤其对年轻男女而言。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奥克兰美国华裔对男性特质的焦虑追溯至其亚洲的根源。

比方说，历史学家韩起澜（Emily Honig）和人类学家贺萧（Hershatter）的调查团队最近对中国人的性别观念和性别理想展开了一项细致调查（Honing and Hershatter，1988）。她们发现如下特征仍被作为男性形象的理想标准——尽管政府标榜性平等。根据受访者提供的信息，理想型男人必须表现出“勇气、自信”，以及其他人指称的有“男子汉气质”（manly temperament）的特质（同上：101）。这个经常被受访者引用和非正式讨论的词，粗略地讲，同工作场所中的道德勇气和主动性有关。一个“真男人”是自律的、独立的，尤其是不依赖女人。他必须助老、尊老，尤其是对他的父母和年长的哥哥和姐姐。他从来不抱怨、缠人，或是阿谀奉承。

在阐明这些态度时，一位年轻的女性说，她会断然拒绝那种依赖成性的男性追求者或在追求她的过程中忽略了自己工作的男性。这个典型的未婚农民说道：“如果一个男人只会匍匐在女人脚下，那么他就不值得我爱。”（同上，110）其他受调查的女性表示赞同，对那些不成熟或是依赖成性的男人——用她们的话来说，不是真男人——她们表露出同样的鄙夷。这些想法在市区也普遍存在，比如在大城市的产业工人中间。女人类学家卢蕙馨（Wolf，1985）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中国展开了田野调查，研究性别理想和性别刻板印象。她在北京发现了人们对性别差异持有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点。她采访了工厂的工人们，问在那里为什么是男人而非女人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她得到了如下的回应。一个男工人回复说，男人是更好的工人，因为他们更独立，而且拥有“更多精力”。这个男工人的上级详细解释道：“男人不需要他人在工作上帮助他们，但是女人需要。”作为一名公开承认的女性主义者，卢蕙馨对大多数女性“持有上述观点”（同上，1988：71-73）感到失望。男人和女人都告诉她，人们期望一个真男人努力工作养家，而这一点对女性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一个好妻子要对家庭和孩子负起全责，这样她的丈夫可以自如地工作”，女人们如此坚称（同上：73）。

男子汉气质

在大众传媒当中也能找到这种强调努力工作的态度。除了针对性别角色和性别态度的采访之外，韩起澜和贺萧（Honing and Hershatter，1988）还对过去20年出版的中国通俗文学进行了全面回顾。她们发现某种特定的男性形象的脉络贯穿始终。一本讨论了礼仪问题的小册子的作者把“真男人”描绘成具有三种特别的品质。第一种品质是坚定或果断，据说男人比女人更需要它，因为男人仍然在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第二种品质是力量——既有身体上的，也有心理上的。这一点据说也是对男人比对女人更重要。第三种品质是热爱工作，它被描述成是真男人身上最具区别性的品质，女人则不怎么需要它，她们的献身精神据说是更应该指向抚养孩子。在所有关于男性与女性之间关系的通俗读物中，“男子汉气质”及与之相关的“男子汉”都会被人再三提到。虽然“男子汉气质”的定义始终都很模糊，但它“在两性中都激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甚至催生出一本名叫《男子汉》的专门详细解释何为男子汉的杂志。就像人们会告知女人要为了婚姻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男人也被教导要’像个男人般行事’”（同上：110）。此外，作者们强调这样的信念是一直以来广受推崇的，不单单是1949年之后才被灌输的。事实上，由于这些信念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往昔，因此它们与共产主义学说并不完全相容。然而，它们几乎未加改变就留存了下来。

贺萧（Gail Hershatter，1952.5.31-），曾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现为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系资深讲座教授。所著《危险的愉悦》和《记忆的性别》分别于1997、2012年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女性史纪念奖”。图源：[gailhershatter.sites.ucsc.edu]

心身表现：恐缩症

中国文化中对“男子汉气质”的关注和与之相关的对倒退的焦虑，可以用“恐缩症”（Koro）的这一著名的文化依存症候群（culture-bound syndrome）来解读。这种情况为许多东方精神病学家和世界范围内的心理人类学家所熟知。恐缩症是一种男性失调，有着多种使人衰弱的症状，包括急性焦虑、心悸、心前区不适、颤抖，以及濒死预示。然而，其最引人注目的症状则是病人认为阴茎萎缩了，或是缩入腹内。由于存在这些夸张症状，恐缩症就变成了对男性气概正在逃走的首要恐惧。这里值得离题先讲点别的。

中国南部和东部是恐缩症的高发区，在地理分布上极为广泛。除了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之外，中国台湾，以及整个东南亚，包括各个群岛，都存在恐缩症。它在印度尼西亚也十分常见，在那里，它侵袭了当地人和中国移民。根据报道，它还传到了泰国和印度。有趣的是，这种疾病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而消亡；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根据报道，近期在中国南部的海南省（Tseng et al.，1987）和印度北部的阿萨姆邦（Dutta et al.，1982）出现了恐缩症大肆传播的情况。

对这种疾病的精神病学研究显示，特定类型的男性易受到恐缩症的折磨。常见的病人是性格软弱或拥有依赖性人格的青年或青春期男性，他对173其所处的文化给自己设定的严格标准感到焦虑。叶宝明（P.M. Yap），一位研究这种疾病的华裔精神病学家说，“这种综合征通常见于受教育程度低、不成熟、有着依赖性人格的年轻男子身上，他们对自己的男性生殖力（virility）缺乏信心”（Yap，1965：49）。叶宝明描述了以下他在中国香港观察到的部分案例（同上：44）。有个病人是位年轻男性，年龄大约是22岁。他是同龄女性恶意嘲弄的对象，因为他与她们相处时异常害羞。这个适应不良的个体从外部世界退缩，在生病之后成天跟着他的母亲，这让她“恼羞成怒”，尽管在其他方面她是一个关怀备至的母亲。另一个深受折磨的男人明显受公共场所恐惧症（agoraphobia，对公共空间感到恐惧）之苦，因为他“从来没有不经父亲允许就离开家”。第三个病人稍微年长些，大概32岁，一直高度依赖他的母亲。他是家里唯一活下来的男孩，其他几个都夭折了。无论何时，只要他感觉不安全或受到威胁，都会向母亲寻求紧急援助，跟在她身旁，像个孩子一样需要关注。由于害怕外面的世界，他拒绝出去找工作，变成了家庭的巨大负担。还有一个例子则是一名年龄不详的年轻男子，此人病理性地害怕婚姻，却因为被父母逼迫而结了婚。婚礼当晚，他变得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对恐缩症大发牢骚。后来很多年里他都无法圆房。焦虑内向的他也是一个差劲的养家者。

其他研究已经发现了这种不成熟和依赖性的人格与恐缩症症状学之间的关联，并专门以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达。例如，另一名中国精神病学家林宪（Rin，1953，1965）发现，他研究的案例发生在难以成功进行社会心理调节、无法适应成年生活的年轻男子中间；也就是说，他们是自恋型人格，无法应对供养新家庭成员的挑战。经历着令人气馁的“经济困难”（Rin，1965：11），难以应对或无法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他们，更喜欢缩回自身。然后，就像麦尔维尔虚构的巴特尔比一样，他们失去工作，从越来越令人恐惧的现实中逃离，躲进一种固执己见的幻想生活中。之后，这种退行式逃避（regressive withdrawn）在回缩的阴茎和对消亡的精神性恐惧的转换性症状（conversion symptom）中得以象征性地显现。总之，恐缩症是一种男性癔症，它反映了“获得男性气概”的潜在压力（同上），主要发生在中国，也存在于整个东亚和南亚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