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军事合作的尝试

贾钦涵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和国民党除获得苏联援助外。一直积极寻求美国，英国，甚至法国的援助。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为减轻太平洋战场压力，加大对华援助；但同时又积极扩大在华利益，除派遣史迪威谋夺中国战场军事指挥权外。还企图通过战略情报局（OSS）对华进行情报收集，但遭到蒋介石和军统戴笠的强烈抵制。在史迪威提议下，美国战略情报局一度转向与中共合作，双方还取得一定进展。但随着美国远东战略的调整，即扶持蒋介石政府反共反苏，意图称霸东亚。最终因中共八路军两次逮捕美军情报人员，并处死美军情报局军官，导致双方军事情报合作彻底结束。美国战略情报局简称OSS，是美国在二战期间成立的一个情报组织。为现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

本文将原文转发贾钦涵作品，讲述抗战时期美国政府与中共军事情报合作的历史。贾钦涵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现在CIA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领域相互接触，双方曾试图实现对日联合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为代表的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和中共建立直接联系，双方在搜集敌军情报、实施对敌心理战、策划盟军登陆作战等方面建立起初步的合作关系。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在二战期间的军事交往虽然短暂，却彰显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特殊地位和战略意义，而且对战时乃至战后中国国内局势和中美关系发展均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抗战时期中美军事合作的既有研究中，有关美国对国民政府军事援助等问题的成果较为丰富，而关于美方与中共军事合作的论述相对薄弱。中外学者在讨论中美战时合作关系时曾关注到美国与中共方面的沟通与联系，比如于化民、杨冬权、周勇、胡越英、马建国等人通过对“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的研究发现，美国政府和军方曾高度重视中共抗日武装在远东战场的战略价值，美军观察组与中共开展了一系列军事协作，双方在情报搜集方面的合作尤为密切。山极晃、蒋迈(Matthew D．Johnson)等也曾尝试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他们利用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政府解密文件，通过研究美国战时情报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一译“战争信息署”)在延安的活动，展现出中共与美国军事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曾在抗战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对戴笠的研究中发现，围绕抗战时期战略情报局与中共进行接触等问题，该局曾与国民党政府产生诸多矛盾。余茂春在整理战略情报局在华活动过程中，考证了该局与中共方面进行接触的史实，着重阐述了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后双方谋求合作的基本过程。而任东来则透过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约翰·伯奇(John Birch)的死亡事件，揭示了抗战胜利前后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微妙变化。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抗战时期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军事合作的历史，仍有以下几点问题有待探讨：为什么战略情报局坚持要向华北敌后战场派遣情报人员?战略情报局对中共武装力量的调查主要关注哪些方面?是什么原因促使该局不断争取与中共开展军事合作?抗战胜利前夕双方的关系为何逐渐恶化?通过整理美国国家档案馆藏“战略情报局档案”、中央档案馆藏“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档案以及相关人物的档案资料，本文试图围绕上述问题，考察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中共谋求军事合作的前前后后。

国内网络疑似驻华武官卡尔逊访问八路军根据地照片

一、战略情报局的成立及其对中共的初步调查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官方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情报搜集工作主要由国务院系统负责，其中美国驻中国的使领馆是汇集、整理、分析、传递相关信息的主体机构。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美国最高决策层对中共武装力量的关注日益密切，比如罗斯福总统就曾特别委派驻华武官卡尔逊(Evans F．Carlson)赴敌后根据地详细调查中共抗战的具体情况。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中共抗日武装的观察以间接方式为主，缺乏直接的手段和途径进行深入的考察。

1941年7月11日，罗斯福在情报专家多诺万(William J．Donovan)的建议下成立情报协调处(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作为战略情报局的前身，该机构在创立初期致力于成员招募、技术培训、机构建设等工作，对华情报搜集活动尚未全面展开，对中共的调查也并不深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各项军事情报活动立即转入战时状态，组建专门机构搜集敌国和盟国军事情报也被提上议程。1942年6月13日，罗斯福颁布行政命令，同时设立战略情报局和战时情报局，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实行反法西斯情报任务。同年9月，海军情报署中校米尔顿·梅乐斯(Milton E．Miles)被任命为战略情报局远东地区协调主任，他很快启动了该局驻中国分支机构的筹建工作。战略情报局驻华总部设于昆明，代号202支队，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Staff)管辖，同时与美国国务院、盟国驻华使领机构之间建立有相应的信息共享渠道。

出于种种原因，美国驻华情报部门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获取有关中共方面的信息，军事领域的情报尤其缺乏。1943年2月，战略情报局的金贝尔(WilliamA．Kimbe1)约谈了美国国务院官员，希望谢伟思(JohnS．Service)等驻华外交官有机会能访问华北地区以获取有关中共抗战的基本信息，并称多诺万迫切需要了解中共对日作战情况，以及美国是否应在华北开展对敌心理战。国务院认为，国民政府将不允许美方任何人士擅自搜集有关中共的情报，战略情报局派代表前往华北地区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并称美国驻华军事和外交机构均无意派员前往。

在对中共抗战武装的认识方面，当时美国政府内部的态度产生了巨大分歧。1943年初，谢伟思向国务院提交备忘录，认为“我们不应忽视中共军队对我方作战的积极意义。经由共军控制区，能够深入内蒙、东北和日军在华北的基地。苏俄参加对日作战后，其战略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其潜在的战略价值巨大，近期有关山西持续苦战的报告则显示，中共仍有足够兵力引起日军周期性的‘扫荡’进攻”。谢伟思质疑美国政府一味向国民党军队提供援助的做法，并提出美国应派遣代表以探悉中共方面的可靠情报。对这份报告，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前司长、特别政治顾问亨贝克(Stanley K．Hornbeck)针锋相对地批驳道：“对于那些强调中共军力、担忧中国内战迫在眉睫的报道，我们应采取理智的怀疑态度……中国方面有人建议我们注意将一部分援华武器交给共产党，如果我们听从这样的建议，将会开启耍弄外国两方势力的模式。我们从未干过这种事，我相信今后我们也永远不会，这样做是愚蠢且不道德的。”与亨贝克一样，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E．Gauss)对谢伟思等外交官所提出的加强与中共联系的建议也持消极态度。

美国著名左翼记者埃德加.斯诺

由于国民党对各根据地的封锁，加之外部环境的限制，美国战时情报局获取有关中共方面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主要包括驻华使领机构、《新华口报》等在围统区公开发行的报刊、曾造访根据地的游客和传教士等，许多情报官员对中共抗战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红星照耀中国》《中闫的双星》等英文著作的影响。中共军队的军事实力和作战情况如何?为何游击战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存在?中共对国民党政府和同盟国家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对于这些问题，战略情报局迫切希望得到答案。

由于战略情报局基本上只能通过对接途径了解中共抗日武装的情况，这导致不同渠道所汇集的二手情报内容往往是互相矛盾的。比如，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曾向战略情报局宣称：“中共的声誉不佳，国民党和中国人民都将其视为和汪精卫一样的叛国者。共产党目前并未向日军发起进攻。”当被问及为何中国人认为共产党是叛国者时，何应钦含糊其辞地答称：“汪精卫曾组织傀儡军队，共产党也一样……官方承认的中共军队仅有三个师，但他们另有l0万部队分布在日占区，围民党将其视为土匪。”他向战略情报局强调，中共的错误宣传使得美国人相信游击战争可以击败日本，“如果我们依靠共产党，胜利的希望就无从谈起。中共没有足够的能力与敌人作战，而且只会在我军战线后面制造麻烦”。然而，英国外交部于1943年5月向美国方面提供的一份秘密情报却与何应钦的反共论调大相径庭。在这份题为《华北游击战线》的机密报告中，英国学者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向外界透露：几乎整个华北都是一条由共产党的军队(八路军)组织的游击战线。它包括几个永久的根据地，日军仅在发动大规模进攻时才会入侵这些根据地，以及若干非永久性的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周围是大片的游击区。中国的军队和政府机构散布于日军的据点和交通线之间。在构成华北最南端边界的陇海铁路以北地区，仅有少量中国正规军活动，包括晋豫交界地区和晋西北地区的国军，以及晋东南地区的晋绥军残部，日军仅在很小的地区确立了无可争议的控制⋯⋯这一游击战线在新闻中鲜有提及⋯⋯尽管这里没有进行过大规模战役，但构成了对日军力量的持续消耗⋯⋯尽管中国军队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他们能够坚持抵抗得益于其出色的政治组织，这确保了民众对他们的支持⋯⋯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群众组织为共产党的军队提供了极好的情报服务，并抑制了日本人的情报工作。

国内网络上疑似英国学者林迈可在八路军根据地照片

此外，林迈可在报告中还对根据地的政府机构、政党组织、群众运动、教育和法律、财政情况等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描述。由于这是美国自参战以来收到的直接发自中共根据地的最详尽的一手资料，战略情报局因而不惜笔墨全文摘录他的报告供内部情报人员研究，并充分肯定了林迈可的报告内容，称“这篇有关华北游击区状况的报告出自一位极其聪明能干的英国人的亲身观察，此人于1941年12月7日逃离北平，并从那时起一直住在游击区。他完全有能力利用这一极好的机会进行观察，而他也乐于这样做，因此该报告对华北局势的描述可被视为是可信的”。战略情报局从国民党方面获取的关于中共抗战的信息与其他途径传送的情报观点截然相反，这更使得该局对华北战场的实际情况充满好奇，同时也对国民党当局否定中共抗战的言论产生怀疑。

军统首脑，抗战功臣戴笠与梅乐斯签订中美合作所协议

二、战略情报局与中共的正面接触

1943年7月1日，中美两国联合组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CooperativeOrganization)，由戴笠、梅乐斯分别担任正副所长。中美合作所主要任务包括搜集交换军事情报和气象情报，策应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作战，展开对敌破坏和心理战等。多诺万本想借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军统局”)的力量，使中美合作所成为战略情报局在华工作的辅助机关，然而却事与愿违。虽然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华机构活动由梅乐斯主管，但所有行动计划须经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授权，并经国民政府代表同意后方可执行。国民政府提出，美国在中国进行所有抗日谍报行动的前提是：必须经戴笠领导的情报机关知晓、同意，并且双方应合作共事。1943年10月6日，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John P．Davies Jr．)从印度新德里向多诺万发送了一份长篇密信，历数戴笠操纵中美合作所的种种劣迹，戴维斯认为梅乐斯被戴笠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军统局的主要工作不是对日作战而是“维护蒋氏政权”，中美合作所已沦为替戴笠输送外援的工具。显然，无论是战略情报局还是驻华美军司令部，均对中美合作所成立后的表现不甚满意。

1943年10月，罗斯福指示多诺万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在华情报搜集，命令战略情报局从包括中共根据地在内的中国战区获取更多信息。为解决战略情报局在华活动不利的问题，多诺万在1943年开罗会议召开后，于当年12月专程赶赴中国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围绕战略情报局所提出的“在华实施独立情报活动”等问题，多诺万与戴笠发生严重冲突。在谒见蒋介石时，多诺万同样受到了相当严厉的警告，蒋介石明确表示，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决不允许外国机构背着中国人开展情报工作，就像美国人会坚决反对外国特务在美进行特务活动一样。经与戴笠协商，多诺万最终获准可以亲自带领一个使团前往华北。多诺万返回美国后，通过战略情报局驻华情报员柯林(John G．Coughlin)向戴笠提出，希望由中美合作所成员，白俄人托尔斯泰(Colonel Tolstoy)代替多诺万执行赴华北搜集情报的任务。尽管之前曾对美方做出口头承诺，但戴笠对此提议装聋作哑，始终未予答复。实际上，国民党当局根本不愿美国情报机构与中共方面直接建立任何联系。

据时任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组中国部负责人费正清日后回忆：戴笠认为战略情报局可能有反国民党的情绪，因而竭力反对该局扩大在华活动，而多诺万则在会见蒋介石后亲口告诉费正清，战略情报局可能与国民党合作，“但如果需要的话，也会甩开他们”。尽管国民党当局没有正式批准美军向中共根据地派遣情报人员，战略情报局仍在物资和人员运送等方面为赴华北执行任务积极筹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一直积极谋求与英美方面建立战略合作。194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周恩来、廖承志等人发去指示：“日、英、美战争后，我对英美方之政策，应当是建立与展开中共与英美政府的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不应作不真诚与狭隘的表示”，同时要求设法与英美取得联系，进行情报交换、合作抗战。12月9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提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强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1942年5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埃德加·斯诺(Edgar P.Snow)时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并请斯诺将反映中共抗战业绩的有关资料带给罗斯福的顾问居里(Lauchlin B．Currie)。同年初夏，戴维斯三次拜访周恩来，提出希望中共在侦察敌情方面给美国提供便利，周恩来则建议美国在陕西、山西建立军事观察站。1943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庄莱德(EverettF．Drumright)先后会见周恩来、林彪，中共方面表示如果国民政府同意，中共欢迎美方人士访问延安，并希望美国向华北抗日根据地提供援助。1943年8月，中共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南方局代理书记董必武将两份文件“收到后速即抄送史迪威尔及英、美、苏各使馆⋯⋯向各界及外埠广为散发”。8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致电董必武，指示：“现美使馆情报处所愿交换之情报，如亦属敌伪情况及彼此抗敌战况和宣传品，可交换；在政情方面，我可供给边区游击区之民主建设和生产，彼方可告我以援华实况。”总之，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发展，中共也较为迫切地希望与美方开启情报交流和军事合作。

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向史迪威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的重要性，并建议由罗斯福向蒋介石提议派遣观察组。1月24日，戴维斯将该备忘录同时呈送美国国务院与白宫首席政治顾问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2月2日在将备忘录全文抄送给罗斯福时，霍普金斯特意附信写道：“我认为他(戴维斯)的提议十分出色，并希望您能听取他的建议(向蒋介石)发送电报。我同意戴维斯的意见，即只有您才能说服蒋介石(同意派遣观察组)。由军方和国务院任命恰当的人选来执行此项任务，这点尤为重要。”

1944年2月9日罗斯福亲自致电蒋介石，正式传达了派遣美军观察组的提议。2月28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罗斯福草拟了致蒋介石的电文，敦促国民党当局同意美方提议。在同时写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Willian Leahy)的备忘录中，马歇尔表示“如果我们的观察成员能够进入共区，应能获取有关日本的颇具价值的情报”。此时，美国军政高层已决心要深入了解华北战场的真实情况。后经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A．Wallace)访华施压，蒋介石最终被迫同意美方向延安派遣军事观察组。

美国观察员与八路军主要将领合影

美军观察组以陆军上校包瑞德(David D．Barrett)为组长，成员选派自美国陆军、海军、战略情报局、战时情报局、第十四航空军等机构，首批人员于1944年7月22日抵达延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观察组被代表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部的包瑞德和戴维斯实际控制，战略情报局在观察组进驻延安初期未能起到主导作用，同时观察组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也客观存在。总体而言，美军观察组最核心的两项使命是“搜集有助于抗日的亟须情报”“考察整体情况并做出内容广泛的基础性报告，用以完善我们在中国的军政政策”。而战略情报局则更希望了解中共情报网络的发展程度与工作效率，以及中共对日军的破坏行动策略和游击战术，进而寻找美军与中共进行联合作战、建立情报合作的可能。

在抵达延安后，战略情报局人员很快便对中共抗日武装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一方面组织翻译中共官方公布的各种统计资料，另一方面则定期向总部汇报中共各路部队近期的行军路线，详细汇总并传送各类战报资料。为直观反映中共武装实际控制的区域，他们还搜集、绘制了军事地图加以标识。直到1945年6月，战略情报局根据前期积累的情报资料完成了一份综合报告，对中共军队的兵力、地区分布、组织架构、武器装备、战略战术、发展预期进行了全面概述，并罗列了各个根据地指挥机构的具体位置、部队番号、战略地位、军政长官等基本情况。报告认为中共军队拥有强大的民兵力量、鲜明的政治导向，生存条件极其艰苦却能自力更生、发展壮大，这在二战战场上是绝无仅有的。

由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3-1944年先后制订了“马特洪恩计划”和“中国沿海登陆作战计划”，为了实现对日反攻、轰炸日本本土，美国军方亟须中共在游击作战、日军情报、气象观测等多方面提供协助。因此，战略情报局在考察中共抗战活动时较为关注共军在山东、江苏沿海地区的作战情况。战略情报局根据情报分析，发现中共部队的活动区域已经从抗战初期的晋冀地区扩大到周边诸省。通过将中共官方消息和日本方面情报(如“同盟通信社”的报道)相对照，美方进一步发现共军在山东地区的活动尤为频繁，而且当地群众协助中共抗日的热情十分高涨。战略情报局继而推测，一旦盟军对东北日军实施打击或在山东半岛登陆作战，在中共控制的游击战场进行情报干扰活动势将发挥重要作用。

最让战略情报局感到兴奋的是延安方面拥有成功而丰富的心理战经验。通过对延安的13所工农学校、13个人民解放联盟等组织机构进行考察，战略情报局接触了大量日军战俘，这些经过思想改造的战俘在敌后破坏、策反动员方面为美方提供了珍贵的情报和建议。战略情报局很快发现延安是向盟军提供心理战情报的最佳地区之一，一旦向中共提供打印机、无线电等设备，他们会立即将其用于抗日行动，美方对中共的物资援助会得到“千倍的”回报。1944年l2月，战略情报局的史蒂文斯(HarleyStevens)少校将战时情报局围绕延安心理战工作撰写的延安报告集发给了多诺万，他特别强调了这些情报在增进对敌宣传策反方面的作用，并不无遗憾地说：“之前我就说过，我们应该在延安设立站点。显然，现在战时情报局那边不仅已经得到了所有的情报，而且延安联络点给他们的工作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在1945年1月5日联名发给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军事情报局负责人迪基(Joseph K．Dickey)的一份绝密备忘录中，美国国务院派往延安研究心理战问题的外交官埃默森(John K．Emmerson)和戴维斯共同提到：“据了解，战时情报局和战略情报局都迫切希望向延安增派人手从事心理战活动。对于在中共根据地进行‘黑色’情报方面的调查，战略情报局的心理战部门尤其感兴趣。”戴维斯和埃默森建议战略情报局应委派更多的情报员前来从事心理战工作。1月14日，战略情报局心理战部拟订行动计划，向延安派驻2一6名“最有资质、最训练有素”的情报员，调查人民解放联盟的心理战活动，并对日军实施类似的策反破坏行动。

如前文所述，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的战略宗旨不同的是，战略情报局在中共根据地实施军事调查的目的在于与中共展开军事合作，尤其是实施一系列针对日军的破坏行动。1944年12月中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美国战略情报局伯特(Willis Bird)连续三天举行会谈，探讨了美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后的军事合作事宜，涉及中共届时将提供何种支持等问题。l2月16日，伯特直接向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提出，美方正准备让托尔斯泰的爆破小组前往延安执行任务。伯特向叶剑英解释称：“我们的任务是专门担任正规军不能担任的工作，情报工作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工作是破坏，这机关分为两个系统，一为水上的；一为陆上的。现在在延安的人员仅属研究性质，也还做些反侦谍的活动，也还帮助当地人民组织些破坏活动。”他同时强调，战略情报局直接归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指挥，在中国是对魏德迈将军负责，而魏德迈认为“在八路军方面的OSS可以进行最大的工作”。当被问及国民党当局是否支持该行动计划时，伯特甚至说：“魏特梅耶(魏德迈)将军表示：美国军队的任务，哪里有日本人就要去哪里打⋯⋯ 当然我们希望蒋介石能赞成；如果蒋介石拒绝，美国总统批准了，运输任务就落在我OSS身上，不是经过陆军，也不是经过海军。”他向朱德和叶剑英强调：“这件事若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就公开做，如果不同意，就秘密做。”朱德总司令则对伯特说，不论战略情报局是否给中共一枪一弹，华北人民都视美国为最好的朋友，并将遵从魏德迈将军的军事命令。

三、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合作的阻力

针对伯特上校提出的派遣特种部队计划，胡乔木(时任毛泽东秘书)曾回忆称，“当时参加谈判的美方代表和我们都明白，双方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已经很困难了”。“当时，有的美国人向我们透露说，美国政府的政策是：‘第一朋友是重庆，第二个朋友是延安，不能因延安得罪重庆’。”正如胡乔木所言，战略情报局与中共的军事合作面临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两方面的阻力。

影响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开展军事合作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国民党方面，尤其是戴笠领导的军统局。在侦察到战略情报局在延安的“异动”后，戴笠立即密电指令军统局驻美国站站长萧勃：“关于战略局拟与中共合作之事，务希弟多方查明具报，并设法予以阻止。”对于戴笠的暗中阻挠，多诺万随即向身在美国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抱怨，称军统局在与美方合作时对战略情报局抱有偏见。戴笠则向孔祥熙解释道：“实因美方内部之意见略有不同，职绝无彼此厚薄之分也。”而在1945年1月30日与魏德迈会谈时，戴笠委婉地表达了他对战略情报局的真实态度：“中方在与战略情报局和海军两方合作时并无任何偏向，但海军比战略情报局更能遵守协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的各项条款。这导致与战略情报局相比，中方和海军的关系更好。”戴笠声称，多诺万时不时会向他寻求保护和协助，除此以外战略情报局似乎总是独自行事，而且从不向军统提供设备援助。戴笠因而提出要求，希望战略情报局能够遵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完全在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的指挥下开展行动。

史迪威事件后，美方对国共两党态度发生了较大转变，这是妨碍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开展合作的另一重要因素。1945年初，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J．Hurley)在调停国共矛盾过程中，其立场逐渐偏向于支持国民党，尤其是对驻华美军绕过驻华大使馆直接与中共制订军事合作计划极为不满。尽管朱德在1944年底曾高调表示不论美方是否提供援助，中共都将积极配合美军行动，但看到美国军政当局内部的严重分歧后，延安方面对战略情报局提出的军事合作计划丧失信心。1945年1月23日，朱德致信多诺万，请求美方向中共抗日武装提供2000万美金援助，此举实际上是在试探战略情报局继续军事合作的诚意。由于战略情报局的预算限制以及赫尔利等人的掣肘，多诺万只能拒绝朱德的援助要求。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召开前后，美国政府逐渐调整了对中国的外交军事战略，尤其是该国对中共的态度在这一阶段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1945年1月初，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表示拥护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绝不擅自接济共党与各省军阀”。1月底，蒋介石自感欣慰地在日记中写道：“美国对中共擅自接济军械之企图确已打消，此为革除史迪威后第二之要务，今已达成目的矣。”通过扶持中国作为“四强”之一来担负远东责任，美国希望通过国民政府来兑现雅尔塔密约中对苏联的承诺，进而确保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加入对日决战，从而减少美军伤亡，加速日本投降。在此背景下，美国一方面希望国共双方减少摩擦，避免内战，另一方面则通过实行“扶蒋”政策，维持中国对日战争，并促使中苏关系改善，以利对日决战。

虽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雅尔塔会议之后进行了较大调整，但战略情报局出于对日作战的现实考虑，依然需要与中共展开合作。比如，经过1945年头四个月在华东地区的实践考察，战略情报局认为中共的情报系统极为出色，在中国是做得“最好的”。他们建议应立即采取措施与中共高层重新建立联系，从而向中共控制的地区派遣情报员执行任务，并认为如果继续与中共开展合作，其潜在价值是“不可限量的”。1945年2月23日，战略情报局中国部负责人赫普纳就铁路交通问题向多诺万发去了一篇详细的秘密报告。赫普纳称，在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尚处于“蜜月期”时，冀中八路军领导人曾告诉他，一旦盟军登陆，共军将彻底摧毁敌军的铁路交通系统。他一方面认为目前双方关系紧张，不知道八路军领导层是否还保留此项合作意愿，但另一方面强调：“如果我们提供人力物力，双方在中共根据地实施交通破坏运动的合作能够达成。”

直到1945年6月，战略情报局仍继续与中共方面进行秘密磋商，希望双方能就在华北建立通讯网络等事宜进行合作，甚至提出：“一切情报你们不愿重庆知道者决不送他们。通讯网之设立，对双方均有利，加速你们的作战行动，飞机可以共同使用。愈快进行，愈早打败日本，到东京去吃茶去。”参与谈判的叶剑英尖锐地回应称：“你们在西安帮助戴笠训练3000人，派赴河南、山东、河北、华中，扰乱我区秩序。即使放开政治问题不谈，只谈OSS，你们帮助了戴笠，增加了反对我们的危险。像这样的戴笠人员，我们如何能与之合作。这是我们的痛苦。”叶剑英同时表示，只有美方制订全盘的军事计划、魏德迈等负责人出面公开表示合作，中共才能配合施行战略情报局提出的作战事项。关于与中共开展军事合作的问题，美国政府内部一直存有争议，战略情报局虽然对中共抗战有积极的评价，但在雅尔塔会议之后也不得不服从美国在远东地区新的战略布局，难以与中共进行实质性的合作。由于战略情报局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立场无法改变，因而该局向中共所提出的军事合作计划实际上也只能被视为其内部个别官员的一厢情愿。

四、合作的搁浅与矛盾的升级

由于美国坚持奉行扶蒋政策，无限期拖延对中共的实质援助，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对美采取强硬的外交方针。1945年4—6月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在对美外交关系问题上逐渐从强调合作转向防范美帝阴谋。该年5-6月间，中共中央党内秘密通知，指出为迫使美国改变扶蒋反共政策，促使它认识到中共配合作战的重要性，与美国合作要采取谨慎和保留的态度。几乎与此同时，库利奇(F．L．Coollidge)少校带领的战略情报局小队(包括四名美国军官和一名中文翻译)空降在河北阜平县东40公里的区域，在5月28日夜间与当地八路军发生交火，后被中共缴械拘禁。

针对战略情报局与八路军的军事冲突，中共中央于6月2日做出指示，认为此次事件是国民党特务“利用蒋美特务合作，及美我目前关系钻入我军，施行侦察破坏”的阴谋，一方面原因是“美国政策已决以全力扶蒋，不给我以援助，但因怕苏联参战助我故尚不愿放弃对我关系，并企图借此侦察我之对外关系”，而另一方面则证明“国民党六大开后，表面文章对我故作缓和，实际是对内压力益增，准备内战益急，而特务对我之阴谋破坏亦将较前更凶”。同时，中共中央要求谨慎对待与美军合作事宜，“只限于供给敌情气象及地方救护，如有其他事项，或增换人员(连上次侦察大亚湾在内)必须向延安总部请示，如有华员入境或有未经同意之事项发生，我们有全权禁止”。同日，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毛泽东就中美关系发表谈话称：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中共对美国的态度是，只要它打日本，就同它合作，要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订一个军事条约。美国只帮助蒋介石反共，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

就在中共中央明确对美外交工作方针当日，美军观察组即被告知“在情报和作战整体计划正式形成之前，中共将不再允许美方继续设立通讯网络”，观察组代理组长彼得金(Wilbur J．Peterkin)立即于6月2日当天向赫普纳等发去紧急电报通报了此事。彼得金在电文中称：“显然，他们(中共)想获悉美国军队在根据地完整而确切的行动计划。”他同时强调，除非美方正式委派高级别代表前来全面陈述美军的行动计划，中共无论如何都不允许美方人员在其控制地区“有任何动作”。在政治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中共方面拒绝与美国继续进行军事合作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但美国方面却未对中共发出的警告信号给予充分的重视。6月3日，美方虽然声称正拟派高级别指挥官赴延安洽谈合作，但同时表示“我们不必被共产党的态度过度干扰……或许中共将阻碍我方在那里的行动，但我们相信：他们要从合作当中获取的(利益)太多了”。言外之意，美国仍坚信中共不会轻易放弃与之开展军事合作。

就在美方对中共政策进行研判的同时，6月3日美国军方获悉，有五名美方人士已在山西东部被八路军缴械扣押。美国军方立即向重庆大使馆通告了此事，并认为此时正当中共决定是否与美军继续开展合作，而这一突发事件显然是人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建议立即中止继续向中共控制区域及其周边地区投送人员，并将已投放行动小组的位置信息向中共方面进行通报。美国军方随即由之前的傲慢转为愤怒，并指责中共：“他们已不再热衷于击败日本，他们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发展其政治野心。”6月4日，彼得金致电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的迪基，称中共方面预计内战即将到来，并正大规模调防军队，中共对观察组成员在私下尚且友好，但正式的官方关系已变得微妙而紧张。

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

1945年7月7日，魏德迈致电毛泽东，声称被中共扣押的战略情报局人员是前往华北执行抗日情报任务的，该情报小组原本并未打算在中共控制地区进行活动，只因月光过于昏暗导致空降地点发生了偏差。魏德迈要求毛泽东立即释放该小组成员，并希望此类事件今后不再发生。对魏德迈发出的这封电报，毛泽东非但没有进行任何回复，反而在7月7日当天通过中共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反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及对美军人员采取相应措施的指示”，提出要迫使美国政府改变其扶蒋反共政策，“特别要抓紧美军对日作战如无我军配合则不能缩短战争减少牺牲这一点，逼迫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毛泽东在该指示中称，中共方面拒绝了美军在根据地修建机场、建立通讯网、增设气象台和侦察电台等一系列合作要求，“目的在警惕其反动阴谋，增加美军在敌后行动得不到我军配合的困难”。在该指示中，中央军委命令各地在与美方进行情报合作时“只能给予少数的、一般的敌军情况材料，凡属机密性的情报停止供给”，同时明确要求各部注意美蒋合办特种突击队在敌后战场的行踪，“如进入我区，你们要先解除其武装，禁止其通讯，监视其行动，但仍招待其生活，并报告延安请示”。

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战略情报局已策划了“罗宾计划”“鹰工程”和“秃鹰工程”，将分别在中共根据地、西北地区、山东半岛进行侦察活动。中共突然叫停对美情报合作，对该局在华北的工作造成较大影响。对于中共方面的强硬态度，驻华美军总部随即也严令美军观察组和战略情报局“暂时避免任何与中共的接触”。1945年8月5日，多诺万赴西安考察战略情报局站点，蒋介石当日向范汉杰、胡宗南拍发紧急密电称：“美国多诺万将军今日来西安，希妥为招待。又登将军负责保证战略局之武器决不供给奸军，以后一切该局活动，希切实支援、紧密合作，与其他美军同一待遇为要。”由于对日最后决战在即，战略情报局在失去中共支持与配合的情况下，也只能进一步倒向国民党阵营。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一段时间，中共与美军保持着十分微妙的军事外交关系。虽然说美国政府无诚意与中共继续开展军事合作，但此时美方在军事上并未采取全面扶蒋反共的政策。1945年8月1日，魏德迈向驻华美国海军和战略情报局发去指令，要求他们在中共根据地和黄河以北的游击战区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并要求前线各部队指挥官要负责确保所有装备供给不得用于中国内战。8月25日，中共方面拦截了赴徐州侦察的美国空军基地的情报小组，并于27日将美国战略情报局军官伯奇处死。此事件发生后，引起美方极为强烈的反应，中共中央即于9月1日向各中央分局和根据地党委发出“对美外交政策的指示”，特别提到了“冀鲁豫在徐州附近所扣美人，并枪杀美人一名，已引起交涉。望各地注意”。并指示称：“尼米兹宣布美国海军仍将在中国登陆。目前我们对美外交极宜谨慎，方针仍是避免与美军冲突。如在前线碰到美国军民应不予扣留，不加伤害，并负责保护，其所带武器电台亦勿收缴；如与国特一起向我区活动，也仅扣留国特，勿牵及美人。”不难看出，在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战场局势极速扭转的背景之下，中共对美方的军事方针也是极为谨慎的。然而无论如何，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战略情报局与中共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因伯奇事件的发生而降至冰点，最终成为该局与中共军事合作关系破裂的象征。

结语

作为二战时期美国最重要的情报机构之一，战略情报局对中国抗战局势的观察具有先天的敏锐性和深刻的洞察力。正是由于战略情报局对中共抗日武装力量的密切关注以及对华北战场形势的准确估计，使得该局早在罗斯福总统决定派遣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一年前，就已明确提议向中共根据地派驻情报组织。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公开提出愿与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国建立统一战线，谋求大规模协同作战的机会，尽早实现对日战略反攻。通过对中共军队进行系统考察，战略情报局对中共抗日政策、战斗序列、情报组织、作战能力的了解更加深入，同时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加之中共所倡导的游击战争在战略战术上与战略情报局的作战策略极为吻合，即利用小规模非正规军在敌后战场不断袭扰日军以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因而战略情报局迫切希望与中共开展军事合作。虽然中共与战略情报局在军事领域启动了多方面的合作，然而战略情报局始终不能越过国民党政府直接与中共达成正式的军事合作协议，且难以向敌后根据地提供实质性的援助。尤其是雅尔塔会议结束后，美国政府为维持国民党政权以兑现雅尔塔密约承诺，确保苏联出兵东北对日决战，基本上放弃了与中共的军事合作计划，双方对日作战的“战略呼应”关系被大大削弱。尽管美国政府和军方内部仍有许多官员对双方协同作战的计划抱有希望，而且战略情报局在敌后战场确实需要中共提供协助，但双方的军事合作也只能就此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