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次于癌症，年轻人第二怕的疾病，有治了

　　最近《吐槽大会 第五季》频上热搜，在节目中，一位当红演员的表现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她就是出演过《七月与安生》、获得过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马思纯。

　　在节目里，她看上去是一个特别爱笑、开朗阳光的姑娘。

　　但很少有人知道，她过去长期以来都是一个抑郁症患者。

　　不只是马思纯，很多名人都曾经患有抑郁症。

　　18年前的今天，也正是张国荣因抑郁症离我们而去的日子。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全世界有3.5亿抑郁症患者，相当于每20个人里就有一个。

　　而中国抑郁症患者超过9500万，接近1个亿。

　　抑郁症已成为仅次于癌症的的第二大杀手，每年轻生自杀死亡人数估计高达100万人。

　　而全世界每4个因为抑郁症自杀的人里，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在中国，100个得了这种病的人，只有30个被正确“识别”了出来——剩下的70个，就像马思纯说的：“我后来才知道我已经病很久了。”

　　这100个人中真正去就医、得到治疗的只有10个人。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谈一谈抑郁症呢？是因为现在很多疾病，比如癌症，大家都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对抑郁症，人们存在着太多的误解。

　　有些人觉得这压根不是病，就是心理包袱重，没事儿想太多了；

　　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得了病，怕被人当作“异类”，被人歧视；

　　有些人觉得看了医生，坚持吃药就行了，不然还能怎样？

　　事实上，连国家和地方的医保部门都开始照顾到抑郁症患者，把抑郁症列入了医保门诊特殊病的保障范围里。

　　可以说整个社会正慢慢朝着正确认识抑郁症的方向在迈进。

　　但是到这一步，很多人对抑郁症还是有误解的，或者说不够了解。

　　一些抑郁症患者长期吃药、吃好几种药都不管用，因此判定自己得了“绝症”，甚至自暴自弃。

　　事实上，2019 年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约有30%的抑郁症患者经过多种抗抑郁治疗后，仍然不能获得满意的临床疗效。

　　他们的面前还有一座更难翻越的“大山”：难治性抑郁症。

　　这名字起得，一方面令人心疼，另一方面也确实——太好懂了。

　　比起一般的抑郁症患者，这些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差，工作能力受损更明显，疾病负担也更重。

　　但是现在，关于这种病的治疗，出现了一丝微光。

　　你肯定想不到，未来有办法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好方法，竟然是这两年科学界在探索脑认知障碍闭环调控的研究，民间有俗称的说法，就是“脑机接口”。

　　关心科技的小伙伴知道，脑机接口就是把人的脑子和计算机“连”起来，严谨点说，是在人（或动物）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起一条直接通路，通过脑电波的反馈，让计算机获得信息，采集大脑中的一些数据信息，然后把信息翻译成机器语言，再反馈到肌体，完成脑和外部设备之间的信息交换。

　　在科幻作品里，脑机接口往往会让人类变成“超人”，获得快速学习或是控制机器的能力。

　　但在现实中，科学家们的首要目标并不是给普通人“锦上添花”，而是给各种脑损伤、脑疾病患者“雪中送炭”，让他们拥有更多像正常人一样的“行动”能力。

　　比方说已经去世的大科学家霍金，生前得的是“渐冻症”。他那个轮椅看起来很先进，其实是通过他的脸部肌肉活动来控制机器打字，每分钟只有几个单词，速度很慢，也大大影响了他的科学研究进程。

　　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就通过在“渐冻人”的静脉里植入脑机接口（不用开颅做手术），把渐冻人的大脑和电脑进行连接，患者可以直接用大脑控制电脑，不用动嘴、动脸、动手，操作Windows 10系统，跟人网络聊天、购物都没问题，一分钟能打20个单词，准确率超过93%。

　　渐冻症患者在用头戴设备打字

　　而在这方面，咱们中国的相关研究完全不输给国外。

　　比如由繁星科学基金资助的“脑认知障碍的闭环调控”项目中，国内著名的脑科学家、浙江大学王跃明教授团队就成功让一个72岁的四肢瘫痪患者张爷爷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喝水、喝可乐，甚至能控制鼠标，在电脑上打麻将。

　　从最初实现电极植入大鼠脑部的“动物导航系统”，到应用在人的大脑上，王跃明团队花了十余年的时间。

　　而这项研究也意味着浙江大学的脑认知研究技术已经可以跻身世界最先进水平。

　　可是说得这么热闹，这跟抑郁症有啥关系呢？

　　有很大关系。

　　2017年，患有抑郁症多年的潘先生“每天很自卑很失望，什么都不想干”，他吃过很多药都不管用，于是来到瑞金医院尝试电极植入治疗。

　　通过微创手术，他的脑内被植入了电极芯片，同时胸口上方部位也植入了一台脑机接口神经起搏器，可以实现充放电。

　　植入脑部的微小电极芯片以及与之连接的脑起搏器

　　微创埋入患者胸前，用于无线传输脑部信号，实现远程调控管理

　　小小的芯片植入后，医生根据神经信号情况不断给潘先生调整抑郁症治疗方案。

　　他定期到医院开展神经调控治疗，目前治疗已有3年左右，症状得到缓解。

　　去年年底，他从外地赶到上海再次让主治医师孙伯民看下治疗效果，他告诉医生，“我做装潢的，工作了两年半了，目前基本没有了抑郁症的状态，现在一切恢复正常，对未来也充满了干劲。”

　　以前患者病情有没有改善，全靠病人一张嘴来说。

　　而通过新一代技术，电极芯片会有神经信号的记录功能，病人有什么问题、哪个阶段开始抑郁了、抑郁期间的变化是什么等，都可以直观了解到，这样一旦当看到病人神经信号发生转变时，医生可以及时启动相应的电极治疗。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的孙伯民团队，像这样开展了7例脑深度电刺激的难治性抑郁症临床试验，在神经界面、芯片、电极和神经解码等关键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主任蒲慕明说：

　　“相比欧美国家，我国在脑机接口技术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

　　而脑认知研究的进步，能大大提高许多疑难的神经精神疾病，比如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强迫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以及酒精依赖等的研究和诊疗水平。

　　换句话说，中国人正在走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不会受制于国外。

　　那这么神奇的“脑认知障碍闭环调控与治疗抑郁症”，跟吃药治疗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作为一个“神马产业都懂点皮毛”的公号懂王，我来给大家唠唠这背后的道理是咋回事。

　　传统上我们说抑郁症靠“吃药”能治疗，是基于一种叫做“单胺假说”的理论。

　　一听“假说”你就明白了，关于“人为什么会得抑郁症”，目前医学界还没有确凿的、唯一的定论。

　　而“单胺假说”认为，人患上抑郁症，是因为大脑里缺乏一种叫做“单胺类神经递质”的东西。

　　“单胺”这个东西你不熟悉，但是像多巴胺（让你快乐）、去肾上腺素这些你可能听说过，它们都是单胺类的神经递质。

　　所以本着“缺啥补啥”的原则，这种理论认为，靠吃药来提高“单胺类神经递质”的浓度，就能有效缓解抑郁症状。

　　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美好。

　　你肯定听说过，很多抑郁症患者长期服药，改善效果也不明显。多数药物起效缓慢、治疗时间长、临床缓解率低、残留症状多。

　　因为药物有一定的局限性，许多药物分子无法通过血液循环系统作用于大脑，药效很难集聚在脑部。

　　既然这种“假说”和治疗方法有缺陷，科学家就提出了另一种假说和方法，叫“神经可塑性假说”。

　　说白了就是，咱们大脑里的神经元细胞，它们之间的连接是“可以变来变去”（可塑）的。

　　人得了抑郁症，是因为大脑里一些地方的“神经可塑性”改变了，比如大脑中海马区域神经减少、海马锥体神经元萎缩、前额叶皮质神经元体积减少等——总之挺复杂的，是大脑里的“高速路”变道了。

　　刚才咱们提到的“繁星科学基金”，它资助的首批项目就包括“重大脑认知障碍的闭环调控研究”，与抑郁症治疗紧密相关，通过这一创新研究，能够为这类情感障碍疾病的治疗带来变革性的新手段。

　　这项研究的重大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在国家科技部最近颁布的《国家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征求意见稿中，“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及干预技术研究”、（包括抑郁在内的）“情感障碍的环路机制及其防治”、“新型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柔性脑机接口”、“面向运动和意识障碍康复的双向-闭环脑机接口”等技术全部位列其中。

　　“尤其侧重发展快速起效、无成瘾性、副作用小的药物以及神经调控、运动疗法、光疗等新型非药物干预策略并研究其作用机制”

　　全国多个省市的脑科学研究中心也都在积极响应中国“脑计划”的“一体两翼”——

　　以研究脑认知的神经原理为“主体”，以研发脑重大疾病诊治新手段和脑机智能新技术为“两翼”，让中国的脑科学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比如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就正在攻克这些项目

　　而为中国脑科学研究做出贡献的，不只是这些专业的机构，它们的背后，还有我们熟悉的“互联网大佬”。

　　很多人都听说了，最近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卸任了拼多多董事长。

　　而走在国内相关研究前列的“繁星科学基金”，正是黄峥在卸任之后捐资1亿美金，与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发起并成立的——这也是国内近年来由企业家捐赠的最大一笔科研经费之一。

　　繁星科学基金将理事会理事长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担任，学术委员会由两院院士、诺奖得主等国内外权威专家组成。

　　首批项目包括“超大规模实时图推理机研究”“重大脑认知障碍的闭环调控研究”“肿瘤免疫新抗原研究”和“细胞培养人造鱼肉研究”等。

　　很多人对黄峥的“跨界”感到意外和不理解，但其实这一切的“伏笔”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埋下。

　　2018年，黄峥就曾表示：“我最希望在未来能转型成真正意义上的科研人员，像富兰克林在40岁以后就不参与商业了，参与科研发明了避雷针。我觉得非营利性的、全心全意的科研工作对人类的贡献会更大。”

　　在2020年7月，黄峥卸任拼多多CEO后，他就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对于长期主义的思考，对公益事业、和前沿科技项目的关注、支持和探索上。

　　在最近他写下的致股东信里，黄峥说：

　　“而今一晃已过不惑之年，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家也许已经不太可能了。但如果我努力，把中学里最喜欢的化学、大学里学的计算机、工作中学习的经验管理结合起来，我天真地想，说不定也能再做出点有意思的事儿。成不了科学家，但也许有机会成为未来（伟大）的科学家的助理，那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成为科学家的梦想，不断推动着他和更多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为中国更多抑郁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重燃他们对生活的热情。

　　他说他希望能“跳脱出来，去摸一摸10年后路上的石头。”

　　这次新设立的“繁星科学基金”最大的亮点，是集原创性、应用性与前沿性为一体。

　　据说这个名字的缘起，是某个夏夜黄峥步行的时候，仰头看到夜空里的漫天繁星，他忽然想起梵高的一句话：“我不知道世间有什么是确定不变的，但我只知道，只要一看到星星，我就会开始做梦。”

　　治疗抑郁症乃至更多的脑疾病，已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但相关领域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比方说脑机接口一般有两种，侵入式的和非侵入式的。

　　说白了，就是“戴个帽子”还是“做个手术”。

　　戴个帽子的“非侵入式”，它的技术安全性较高，却止步于头皮脑电的采集，无法深入获取大脑信息。

　　而需要手术的侵入式脑机接口，可以精准检测神经元放电情况，却可能会引发脑部感染等风险。

　　怎么能在未来，读取更多大脑数据的同时，让更多患者不用“承担风险”，这是脑机接口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而另一方面，虽然已经有比较成功的患者案例了，但脑机接口尚不能做到针对抑郁症患者的个体差异进行“精准施治”、“一人一治法”：

　　每个抑郁症病人情况不一样，有些人通过电极刺激以后白天很开心但是晚上就会比较兴奋，甚至晚上吃了安眠药也不能睡。

　　因此，神经调控干预需要一种客观科学地治疗，精准治疗，因人而异地治疗。

　　而对于癫痫、抑郁症之类的疾病而言，更大的难题在于，科学家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它们的致病原因，也无法准确解读脑电信号。

　　只有在搞清楚发病机制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开发神经调控的编码，才能有效治疗。

　　过去很多人认为，互联网巨头创始人的工作，就是和互联网平台的大规模应用紧密相连的。

　　但黄峥、繁星科学基金和脑认知障碍闭环调控用来治疗抑郁症的故事告诉我们，今天“移动互联网企业”和“基础科学研究平台”之间的壁垒被打破，这已不是过去企业与大学建立“联合实验室”那么简单了。

　　繁星科学基金在孜孜追求的，不是一个和企业业务紧密关联的“前置研究”，也不是直接制造一些“技术山头”，而是要找到那些“山脉”背后的科学高原。

　　有了高原，才有技术的长江黄河，而不是那些季节性的涓涓细流。

　　因为基础科学历来都是创新的源泉。只有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才能永远保持自主创新的能力。

　　今年的十四五规划指出，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在这样的背景下，“繁星科学基金”也响应了战略方针，为加快国内科技发展、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做出了努力。

　　用科技影响未来，这是黄峥想要留给自己的浪漫，也是他想要留给世界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