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国保：孔孟“君子”说之同异

孔孟“君子”说有同亦有异，其同在于他们关于君子人格的本质属性，诸如君子怀德、君子固穷、君子志于道，有相同的认识；其异在于他们关于君子人格之表现特征的认识不尽相同。其同意味着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其异则意味着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

孟子指出，君子与普通人的区别在于君子能够“不失赤子之心”，保持善良的本心(良心)，普通人却因后天影响，常常“放其良心”，丢失自己的仁德。而君子之所以不会丧失自己的“良心”，又因为君子具有自觉的道德理性，与圣人一样懂得“心之同然”，即了解仁义道德对于人的本质意义。

儒家在君子人格学说上的思想传统，源自孔孟。小人既指政治地位卑下者，亦指道德品质低下者；而君子则既指政治地位高贵者，亦指道德品质高尚者。但孟子指出，高贵地位之获得与否，取决于外在的因素，非成就道德性君子所理应关注的，故孔孟的“君子”说都侧重道德层面论述君子人格。

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指出一个君子要明确树立主体意识，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孔子也强调君子能否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取决于其是否能坚定高尚的道德。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认为决定君子显示其角色的本质因素是仁德。孔子从其关于君子人格的本质规定出发，始终强调君子作为高尚的道德人格，其道德之高尚就高尚在：(1)“君子怀德”(《论语·里仁》)；(2)“君子固穷”(《论语·卫灵公》)。对君子之“怀德”，不能仅简单地理解为君子具有道德，当更深一步地理解为：仁德对于君子来说是内在的，因而君子“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其践行仁德是自律的；君子之“固穷”，当更深地理解为：贫穷是伴随君子而来、原本就有的生存状况。君子既“怀德”，“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则当“喻于义”(《论语·里仁》)，自觉地以道义为担当，而不必孳孳以求利，将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挂在心上。孟子以私淑孔子为荣，他说，仁德“非由外铄我也”(《孟子·告子上》)，用哲学语言深刻表达了孔子仁德内在的思想；他又说“君子志于道”(《孟子·尽心上》)，以更概括的语言表达了孔子“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以道义为担当的思想。较之“喻于义”，“志于道”的说法不仅要求君子在思想上明白担当道义对于君子的存在意义，而且进一步要求君子应将担当道义作为志向来坚守，这反映了孟子承袭孔子“君子”说的基本思想倾向。

在孔子看来，正因为“君子怀德”，所以能“行己有耻”(《论语·子路》)，将内在的道德自觉，转化为外在的道德自律。君子之道德自律，总而言之，可谓“立于礼”(《论语·泰伯》)，或曰“克己复礼”(《论语·颜渊》)。所谓“复礼”，即依据“礼”践行。

与孔子不同，孟子关于君子自律的道德准则强调：第一，“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这与孔子所谓“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相比，显然是更强调：对于君子的存在意义来说，知耻意识已超出了言行一致范畴，它属于君子人格决不能缺失的自觉意识。孟子这样强调，其实是根源于他关于人就本质讲不能缺失羞耻意识之深刻认识，他认为“耻之于人大矣”(《孟子·尽心上》)，将羞耻意识作为人之最重要的主体意识。第二，“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强调对于君子最重要的就是做善事。君子所以要以助人为善作为最宝贵行事原则，是因为君子作为普通人的道德榜样，其榜样的力量就在于行善，如果助人为恶，就完全失去其榜样的作用，从根本上失去其存在意义。第三，孟子说“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孔子讲仁爱，局限于就人群论仁爱的普遍价值，并没有将对人的仁心推至禽兽。而孟子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的认识出发，要求君子远离厨房，以免听到家禽被杀时的哀凄叫声而于心不忍。君子不忍心听家禽哀凄的叫声，说明君子能够做到将对于他人的仁爱“推恩”至其他的动物。第四，孟子说：“君子不亮，恶乎执”(《孟子·告子下》)，“亮”通“谅”，即诚信；君子的操守之所以要靠诚信来坚守，是因为君子“居仁由义”(《孟子·离娄上》)之内在生命精神是靠诚信为人所理解，获得客观意义。

孔孟“君子”说有同亦有异，其同在于他们关于君子人格的本质属性，诸如君子怀德、君子固穷、君子志于道，有相同的认识；其异在于他们关于君子人格之表现特征的认识不尽相同。其同意味着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其异则意味着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就孟子对孔子“君子”说的发展方面来看，其最有理论价值之处在于提出并回答了下面两大问题：首先是君子何以本质上异于常人。孔子以仁德为君子根本德性，但正如孟子所强调的，没有仁，“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仁德应该是一切人固有的德性，不是君子独有的德性。那么君子与普通人，在德性上的区别体现在何处？对这个问题，孟子指出，君子与普通人的区别在于君子能够“不失赤子之心”(《孟子·离娄下》)，保持善良的本心(良心)，普通人却因后天影响，常常“放其良心”(《孟子·告子上》)，丢失自己的仁德。而君子之所以不会丧失自己的“良心”，又因为君子具有自觉的道德理性，与圣人一样懂得“心之同然”(《孟子·告子上》)，即了解仁义道德对于人的本质意义。其次是君子应该确立怎样的主体意识。孔子除了指出君子当以仁为己任，对君子当立怎样的主体意识，没有再作具体的论述，孟子则不然，他一方面指出就主体意识而论，君子有别于常人之处体现在其认同仁德；另一方面他又再三强调，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对君子独立的人格精神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以凸显君子主体意识的独特性。儒家君子人格所体现的道德为尚、功利为轻的生命精神，对于当今社会过度地崇尚功利价值，无疑是一种警醒。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蒋国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