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刘自健因为喝了一口脏水，住了七天院，差点丢了命。
出院后他和哥们黄海洋拿着五四式冲锋枪找工作组长算账，千钧一发的时刻，大队支书现身……
（以下内容由知青回忆整理，文中人物系化名。）
刘自健是上海知青，1970插队到黑龙江爱辉县某大队，他在这里生活了五年，生活简单而无聊，无非是种小麦、收小麦。
1975年的小麦长得很好，大家明白丰年到了。挨近开镰的时候，村里人自发调动起来，有人打扫晒麦场，有人修理扬麦机，连康拜因也拾掇好了，就等一声令下，大家立马干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即将开镰的节骨眼，下雨了。
大雨一连下了两天，麦地里灌满了水，不少麦子倒伏。麦收工作组组长叫张林山，是从县里派到刘自健他们生产队的，他担心麦收任务失败，就逼着大伙把康拜因开进地里。
“到处都是泥塘子，康拜因进不去啊！”有人提醒。
“找两台拖拉机，把康拜因牵引进麦田。”张林山命令。
还没等进麦田，康拜因和拖拉机全部陷进了泥潭，不管司机踩多大油门，机器只敢吼，就是不走。
麦收无法进行，知青们落得清闲，他们在宿舍里看书、喝酒，打闹玩乐，希望大雨永远别停，最好下一年，那大家就能休息一年。
刘自健他们下乡五年多了，有门路的要么上学走了，要么招工离开了，只剩下他们这上百个“钉子户”知青在这里“战天斗地”，他们迷茫、苦闷，又不甘心，所以对收麦子这样的工作都有抵触情绪。
又过了几天，天气还是没有好转，麦收工作组组长张林山忍不住了，冲进大队广播室，用大喇叭广播：“我们要发扬‘人定胜天’的精神，发扬‘小镰刀精神’，没有康拜因，劳动人民用小镰刀一样收小麦！”
知青们只能拿起镰刀，不情愿地钻进麦田。手工割麦不是不行，可问题是麦田里有积水，太阳出来后，阳光一照，整个麦地氤氤氲氲，就像大蒸笼，人在里面一口气都透不过来。
知青们累得全身酸痛，一回宿舍刚躺下就能睡着。睡不了多久，张林山的声音又会从广播里传出来，督促知青们出工。
每天早上，张林山的声音一响，知青们脑子就像挨了重重一锤，虽然心里有一万个不情愿，但理智还是强迫疲惫的身体往麦地里走。
刘自健干了两天，脸颊都累得扣了窝，身体困乏到了极限。中午烈日当空，他的嗓子干渴不已，就像吞了一口沙子，整个嘴里连个唾沫星子都挤不出来。
熬到了休息时刻，他背靠在麦垛上，盼着送水的马车赶紧来，等了很久，马车的影子都没有。
刘自健因为缺水而进入了恍惚状态，他一低头，看到身旁有一汪积水，顾不上卫生，趴下就喝，刚吞下两口，土腥味就涌了上来，嗓子眼似乎有很多虫子在爬，肚子里沉甸甸的，感觉有个秤砣。
“呕…”
他从嘴里吐出几口泥汤水，不停犯着恶心。
休息时间结束，知青们又开始割麦子，刘自健刚弯下腰，就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平衡，双手不住颤抖。
不行了，不行了，刘自健心里不停地念叨着，他想要休息，不想继续割麦子了，想到这里，他举起镰刀，朝自己的手上砍去……
大队的医生给刘自健包扎好伤口，嘱咐他卧床休息，其他知青唉声叹气，都说刘自健不应该犯傻，实在干不下去了，可以跟张林山请假。
刘自健摇摇头，躺在炕上一言不发，到了晚上，他浑身发烫，发烧了。为了不影响其他人，刘自健没有喊帮忙，自己忍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勉强睡着。
他刚睡着，宿舍外面的广播就响了，是张林山的声音：“知青同志们，已经四点了，今天的目标是30垧麦地。”
刘自健从床上一跃而起，他受够了张林山的声音，这个声音像紧箍咒一样折磨着每个知青，此刻他头痛欲裂，浑身发热，抄起一根木棍，冲出房门，把外面的广播砸坏了。
“我让你喊，我让你再喊！”
广播掉在地上，呜呜咽咽地响着，刘自健失声痛哭，大吼：“我受不了了！”
整个宿舍的人都纳闷，“刘自健怎么了，他不会是疯了吧？”
刘自健回到宿舍，一头栽倒，不省人事。过了一会儿，大队的赤脚医生来了，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猜测说：“可能是出血热，发烧之后产生了幻觉。”
“这是什么病？”有人问。
赤脚医生不是专业的医生，只是接受过一些医学常识训练的门外汉，只能把在课上听到的东西复述一遍：“这种病死亡率很高，跟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有关。须立刻送公社卫生院。”
“今天咱们不出工，照顾好刘自健！”发号施令的是黄海洋，他跟刘自健是哥们儿。
黄海洋这个人很仗义，在知青中有点人缘，他早就对张林山的种种行为看不下去了，这次好朋友遭了罪，他决定带头反抗。
“对，不干了！”
“罢工！”宿舍里的知青们附和道。
这时，宿舍的门被推开了，麦收工作组组长张林山出现在门口，他拉着脸，用低沉的声音说：“怎么回事？有人想罢工破坏生产吗？”
他环顾一周，发现知青们都面有愠色，又补上一句：“好啊，县里正缺典型！我今天就要抓一个。谁带的头，站出来！”
张林山靠近炕沿，扫了一眼躺着的刘自健，冷哼一声说：“这里还有一个躺下装病的。”
“是谁带的头！是谁把广播整坏的，这是破坏，懂吗？”张林山指着土炕说，“是这个刘自健吗？”
“不是他，是我黄海洋！”黄海洋往前走了一步。
“不管是谁，有人承认就行。你跟我走！到工作组办公室去！”张林山想去拉黄海洋的胳膊。
几个男知青围拢过来，喝到：“你要干什么？”
张林山察觉到了危险，有点害怕，于是快速走出了屋，临走时撂下一句话：“刘自健、黄海洋，你们俩等着！”
知青们见赶走了“大瘟神”，欢呼雀跃，片刻之后，众人恢复冷静，开始张罗着要把刘自健送到卫生院的事。
黄海洋的意思是用马车拉人，有人不同意，“这里离卫生院将近十公里，去晚了刘自健就没了，必须用拖拉机。”
黄海洋立刻背起刘自健，直奔机库。张林山还想阻止知青们用拖拉机，赶到现场的生产大队支书老莫发话了：“人命关天，这拖拉机必须得开了。”
老莫在生产大队很有威信，张林山也不敢驳他的面子，最终，刘自健靠着拖拉机的速度，捡回了一条命。
一星期后，刘自健脱离了危险，能下地走路了。他跟来探望的黄海洋在卫生院外散步，黄海洋说：“‘小镰刀’还在继续，张林山不会饶了知青，尤其是你。”
“我怎么了？”刘自健问。
“他扬言说，等你从卫生院回来，拿你自伤手指的事当罢工的典型，要开个批判会。”
刘自健啐了一口，骂了两句，一个胆大而又致命的计划在他心中形成了。
他小声对黄海洋说了自己的想法，黄海洋露出了一个诡异的微笑，小声说了一句：“咱们一块干！”
当天夜里，刘自健趁护士不注意，溜出了卫生院，和黄海洋一起回到了生产队。
黄海洋是武装民兵排副排长，身上有枪柜和弹药箱钥匙，他们借着夜色掩护，潜入了武装民兵值班室，各自拿了一支五四式冲锋枪，压上子弹后，又捡了一个麻袋，直奔大队会计室。
他们知道，每天晚饭过后，张林山一定要独自去会计室看报纸。
会计室的灯亮着，刘自健在窗外瞄了一眼，确认张林山在里面，他快速闪进屋，冷冷地说：“张组长，我来了。”
张林山抬头一看是刘自健，再一看他手上的武器，顿时呆住了，结巴道：“你…你…你想干什么？”
黄海洋也进了屋，恐吓似地拉动了枪栓。
“我想干什么，你看不出来吗？”
“你…你们这是犯罪啊！”
刘自健一看眼前人不断筛糠的样子，火气瞬间就上来了，如果张林山还像平常一样又臭又硬，倒还佩服他是条好汉，没想到这人经不住吓唬，是个窝囊废。
刘自健照着张林山的脸就是一记重拳，黄海洋掏出麻袋，往张林山身上一罩，往日里威风八面的工作组组长，居然尖叫起来。黄海洋照着麻袋飞起一脚，张林山不敢喊了，缩成一团不断颤抖。
“你听着，张林山。反正我们也活够了，今天就准备为民除害，跟你一块上路。”刘自健把枪口抵在张林山的身上。
张林山哭了起来，求饶说：“平常是我不对，我不好，得罪了你们，对不起！我家里还有老母亲，还有小孩子，你们饶了我吧！”
“我也是个知青，跟你们一样。这次挂职麦收工作组组长，只是为了能获得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我对不起你们……”
张林山苦苦求饶，嗓子都喊哑了。
刘自健本来只想吓唬一下张林山，让他别再用“小镰刀精神”逼迫知青，没想到张林山也是个知青，这一下他收不住脾气了，“哗”一下把子弹上了膛，咬着牙说：“你跪好别动，给你留个全尸。”
听到子弹上膛的声音，张林山反倒不哭闹了，大彻大悟一般说：“唉，都是知青，我为了有个好表现去上大学，把你们逼上了绝路，现在死在你们枪下，也算是有始有终。”
刘自健手指勾在扳机上，迟迟没有发力，黄海洋盯着他，不知如何是好。
“你们干什么！”大队书记老莫出现在会计室门口，提高语调说：“快把枪放下，这样的玩笑能开吗？”
说完赶上一步，卸下了刘自健手里的冲锋枪，同时扶起了张林山。
老莫有急智，他说刘自健拿枪这是开玩笑，一下子就把事情的性质从犯罪变成了犯错，拯救了两个年轻的知青。
老莫批评刘自健说：“这枪是保家卫国用的，你们用来玩笑，还对准自己人，我这个支书怎么向国家交代，怎么向你们父母交代？”
刘自健和黄海洋哭了起来，张林山也默默流泪。
“莫书记，我也有错，从明天起，不用小镰刀收小麦了，再等几天让收割机下地吧。如果上面怪罪下来，我去顶着。”张林山经历生死考验，仿佛脱胎换骨了一般。
老莫点点头说：“张组长，你也是知青，小刘小黄他们远离父母，千里迢迢来这里不容易，你就原谅他们了吧，也怪我没教育好他们。”
“实话实说，小刘是上海人，城里的孩子身体弱，割麦子的事干不来。我看这次出院后，就让他去学校当老师吧，张组长你看怎么样？”
老莫抓起刘自健的手，塞进了张林山的手，又拽上黄海洋的手，把三个知青的手握到了一起。
过了一会儿，刚才三个兵戎相见的知青，突然拥抱到一起，哭成了泪人。
麦收结束，生产大队获得大丰收，受到了上面的表扬，刘自健去小学当了一名老师，张林山也如愿以偿，被推荐上了大学。
三个知青因麦收而反目，结下了生死宿怨，又因麦收而和解，化解了一场恩仇，整件事有因有果，有头有尾，堪称一段酣畅淋漓的痛快冒险。
东北的黑土地从来不缺故事，这里的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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