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后，张学良驻扎京城。
一日，某要人诚恳劝其再装备两个师，以备不虞。
张学良答曰：无钱......
该人说：宫内博物院之古玩，既在你范围之内，何不早卖于外国，得钱岂止万万。
张学良说：此国家物，岂敢擅动。
张学良是一位民族遗产保护者。他不仅爱惜北京故宫的文物，对家乡沈阳故宫的文物也颇为费心，这从他对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用心上就可见一斑。
《四库全书》始修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历时10多年，动用7000余人员，共收编自古代到当朝的著作3500多种。
全书采用上乘的开化榜纸和坚白太史连纸书写。绢面包背装，经、史、子、集四部采用不同颜色，分别象征春、夏、秋、冬四季。
以若干册装入樟木箱作为一函。“函”的一端可以开闭，用于抽放书册。内有楠木夹板固定图书，书册内放置冰麝、樟脑等药物，防潮防蛀。
《四库全书》编纂不久，乾隆皇帝就考虑到了《四库全书》修成后的存放问题，开始修建专门的藏书楼放置这几部《四库全书》。
盛京（今沈阳市）是清廷发祥地，为“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决定在盛京建阁藏书，名为“文溯阁”。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文溯阁”于盛京故宫内西北角建成，清廷派人运送第二部手抄本及御制的“文溯阁”匾额于此。
到了近代，时任奉天督军的段芝贵将盛京故宫的许多珍贵文物运往北京，其中就包括全部的文溯阁《四库全书》。
由于卷帙浩繁，找不到合适场所存放，只好弃置故宫保和殿，一堆就是十多年。未加妥善保管，并不是《四库全书》所遭遇的最糟糕的命运，这部惊世巨著还时常面临流失海外的危险。
但这一暗中交易却为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所知。沈兼士是语言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师从章太炎，还担任过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因此对文溯阁《四库全书》非常熟悉，对这部巨著的重要性更是了然于胸。
他立即致函北京政府教育部，表示强烈反对，同时向媒体透露了这个消息，以争取舆论支持。消息既出，举国震惊，反对这一暗箱交易的声音此起彼伏。
1925年6月，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到北京参加“清室善后会议”，看见文溯阁《四库全书》被冷落一隅，很是痛心，希望将书重新运回奉天（今沈阳），以便能将国宝妥善保存。
此时，张作霖正在奉天大兴文教，准备筹办图书馆、博物馆等，正需要文溯阁《四库全书》这镇馆之宝的回归。于是，冯广民等人的建议很快得到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人的支持。
任东三省巡阅使时的张作霖
他与东北有识之士一起，为《四库全书》的回归四处奔走。在张氏父子影响之下，奉天掀起了一阵要求“书阁归一”风潮。连总参议杨宇霆也致电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先生，称文溯阁《四库全书》为“奉省旧物，仍归奉省保存”。
此时，恰逢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获胜，控制了北京政府，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回之事，正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张作霖不仅亲自过问此事，还责成时任代理农商总长的莫德惠具体承办。这一力度极大，北京政府很快便同意将《四库全书》返还奉天。
奉天方面马上派人昼夜兼程赶往北京，清点、登记、装箱、办理交接手续，查经、史、子、集共 6144 函，并以最快的速度将书运回了奉天。
对《四库全书》的存放，张作霖下令，仍以沈阳故宫的文溯阁为图书馆。但因当时文溯阁已残破不堪，又被挪为他用。所以，省署做出决定修缮前文溯阁。
1926年11月，文溯阁主体竣工，《四库全书》从文庙移回文溯阁内，至此书阁合一，从而结束了长期书阁分离，不能妥善保管的历史。后来张学良主政后，奉天省教育会还曾撰写《四库全书运复记》详细记录此事，砖刻一方嵌在文溯阁东面的宫墙，至今尚存。
在当时，多部《四库全书》已被毁或未能妥善保护的情况下，文溯阁《四库全书》却能书阁合一，妥善保管，此事被视为当时文化界的一件喜事，也为今天文溯阁《四库全书》得以完好保存，打下了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张氏父子功不可没。
文溯阁《四库全书》虽实现书阁归一，但在历经多年战乱和动荡后，也已残缺72卷。张学良一直关心着《四库全书》的命运，这部巨著的缺失同样成为他一块必须解决的心病。
1926年，张学良组织成立了校印馆，以将《四库全书》缺帙部分抄录补齐，使其以完整珍藏于世。
张学良考虑到“奉天地处偏隅，书类孤本，虽热公心”，亦“难快众目”。
为了充分发挥《四库全书》的作用，张学良“爰发宏愿，拟垫私财，就兹巨篇，影以新法，售取廉值，成限短期”。
他招集奉省军政文化各界知名人士近百人，多次会议，商定由这些人作为发起人，倡议创设“奉天文溯阁《四库全书》校印馆”，张学良一次性捐助20万元私款，作为开办费。
由奉天省长翟文选领衔筹备，由发起人公推张学良兼任校印馆总裁，翟文选为副总裁，聘金梁为坐办，后为代副总裁。
金梁，字息候，满洲正白旗人，世居杭州，清朝进士馆毕业，后保升御史，历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内城警厅知事，蒙古副都统总管等职。
他是全国一流的篆书家，曾是张学良的老师，在张学良十二、三岁的时候教其国文，“深谙版本，校勘尤精”，曾经担任过《清史稿》的“校刊总阅”，熟悉盛京故宫的典籍。
校印馆内日常工作由金梁主持甚为妥当。对老师金梁的聘任，足见张学良对此事的重视。
《四库全书》的影印工作正在轰轰烈烈的筹备进展中，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影印工作被迫停止。
虽然，因九一八事变，《四库全书》影印有志难酬。然而，在20世纪初期，当中国的印刷术还停留在传统水平时，张学良就倡导将《四库全书》重新校注，用影印方式出版。
这一举措，在当时实属眼光卓越，在文化教育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张学良在晚年还曾念念不忘地说：“奉天自己有一套《四库全书》，这书大概全国只有两三套。我想把《四库全书》重印，印完了送到世界各大图书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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