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乞丐敲掉门牙赴瑞金求见周恩来，获毛泽东盛赞，三天后长征开始

1934年，是我党生死攸关的重要时刻，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我党地下工作者，获取到国民党“铁桶计划”的绝密情报后，穿过重重封锁，历经艰难险阻，长途跋涉将情报送到了周恩来手里，经过“三人团”研究决定，三天后，红军就开始了气壮山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进行了一次战略大转移。

然而，关于我党地下工作者送情报这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却极少有人知晓，就连党史记载也鲜有提及，那现在就一起去了解那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刻。

油画红军长征过草地

项与年，中共中央特科成员，福建连城人， 1894年生于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家中六个兄弟姐妹里排行老四，9岁时，父母为了缓解家里经济压力，将他过继给了堂叔。

但婶婶生下儿子之后，项与年备受冷落，日子并不好过，就连进学堂读书的机会都没有，幸亏他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些文化知识，提升了自己的思想水平。

1918年，项与年独自前往南京，看望自己在法院工作的兄弟项廷爵，通过胞兄的引导，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心中燃起一股革命热情，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从此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

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项与年逐渐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随后被我党的主张和理念所感染，于1925年加入了我党，接受组织安排远赴印度尼西亚地区工作，潜伏于印尼华侨中带领进步人士开展革命活动，为我党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1927年，国内形势一片混乱，为了更好地了解各党派的情况，以及歼灭敌军特务及叛徒，中共中央成立了情报机关。

同年，项与年由于在海外的革命工作遭到破坏，被遣送回国抵达上海，随后利用自己曾经的海外华侨身份，开始为我党做地下工作，并且在华侨委员会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

在此期间，项与年结识了许多国民政府的官员，由于工作能力出色，结交广泛，反应机智灵敏，党组织安排他进入中共特科三科，由此正式成为我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

1931年，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顿时让中共中央地下党组织陷入巨大危机，国民党对我党领导人和地下工作者采取联合抓捕活动，多名我党地下工作者遇害。

这段特殊的时期，项与年沉着冷静，与国民党各阶层人物巧妙周旋，为我党获取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粉碎了敌人一个又一个阴谋，当时许多的上海情报联络工作都由他完成，由于工作表现出色，被许多中共地下负责人陈赓、周恩来等同志表扬。

民国时期的北伐军

1934年初，项与年在组织安排下离开上海，几经周转，到江西省开展下一步工作任务，通过各种关系进入江西省德安地区的第四保安司令部，担任“剿共”司令莫雄的机要秘书，随后一起与其他潜伏的同志，做了一件关乎中国革命命运的大事。

1934年9月底，国民党高层在庐山召开了一次秘密军事会议，蒋介石决定采纳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的建议，重新部署“剿共”战略，代号称之为“铁桶合围计划”。

即采取堡垒、铁丝网封锁所有交通要道，包围我党中央苏区，调集所有能调动的军队，毕其功于一役，用六个月时间，一举将我党领导的红军全部“一网打尽”。然而，当时我党对于国民党这个毁灭性的阴谋还一无所知。

幸好，这次会议蒋介石请了江西省“剿共”保安司令莫雄，才让整件事情出现了转机。

莫雄，广东英德人，早年追随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北伐、护国讨袁等民国时期的战争，骁勇善战，屡建战功，从士兵到将军，在国民党中有“莫大哥”的称号，赫赫有名的粤军将领之一。

1925年，蒋介石为夺取粤军大权，杀了许多广东籍的高级军官，并且还诬陷莫雄的十一师为“反革命军队”，逼迫缴械投诚。莫雄就此宣布卸职，此后闲居在上海。

莫雄与家人

期间，莫雄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严希纯、项与年等人，开始拥护我党的理念和主张，曾经几次要求加入中共，但被党组织说服，留在党外工作，成为中共特科的重点统战对象。

1930年，莫雄在宋子文、以及蒋介石秘书侍卫长杨永泰的推荐下，重新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当然也可能念及旧情，让莫雄出任江西德安督查专员兼任保安司令。

但在莫雄的身边担任要职的，都是中共特科派去的地下共产党员。在一次次党组织的安排和配合下，莫雄率部多次与红军“作战”，均取得胜利，可谓“捷报”频传，也多次受到蒋介石的通报表扬和嘉奖，进一步获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原本，这次蒋介石召开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莫雄根本没有资格参加，但看到他“战绩”出色，庐山又处于莫雄的所在管辖地区，于是就破例邀请他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听到蒋介石提出要以江西中央苏区为中心，形成一个长达一百五十公里的大包围圈，并且调集国军部队大概150多万人共同参与，一举“剿灭”我工农红军的庞大计划后，莫雄也惊出了一阵冷汗，但脸上依然谈笑自若，与大家一起对该计划大肆夸赞。

会议结束后，莫雄回到住所，还是决定冒着泄密情报必死的危险，立即秘密召集卢志英、项与年等人开会，详细向大家介绍了蒋介石精心炮制的“铁桶合围计划”。

听完后，项与年等人顿时明白了形势的严峻，知道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向党中央传递这一紧急情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由于敌人的具体计划方案材料太多，各部队的部署位置，武器配置、进攻线路等一大堆，如果全部通过秘密联络电台报告中央苏区的话，肯定会被敌人截取信号，这不但会暴露我党潜伏地下工作者，还会让蒋介石有所察觉，随后制定其他作战计划。

晚年的项与年

那么，谁去中央苏区送这份绝密情报呢？

项与年主动承担起了这项重要的任务，因为他是闽西山区人，老家靠近瑞金，熟悉那里的地形，也会说客家话，容易隐藏自己的身份。

大家连夜用特殊药水，将“铁桶合围计划”的重点内容编成密码，记在字典上。然后打开地图根据敌情分布的情况，选择了一条到达苏区的最快路线，由南昌前往吉安，从泰和穿过山区进入兴国、于都，然后赶往瑞金，把情报交给中共负责人周恩来同志。

因路途遥远，天刚蒙蒙亮，项与年就假扮成教书先生，带着字典出发了，为了躲避国民党的关卡盘查，他不敢坐汽车出行，只能一路靠徒步，而且还要避开大路，走小路翻山越岭，白天找隐蔽的地方休息，晚上趁着夜幕掩护出行。

到了南昌后，项与年开始担心教书先生的身份容易暴露，毕竟总是在山路行走，难免被人怀疑，而携带的字典也体积太大，于是又联系了南昌地下党的同志，让他们帮忙将情报想办法再次编写在纸上，然后藏在了自己的鞋底，最后以一个普通百姓的形象，继续向瑞金赶路。

一路上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经过三四天的跋涉后，项与年渐渐感到体力不支，整个人变得憔悴不堪，走路越来越吃力，而且他发现越靠近赣南地区，国民党的封锁就越严密，即使是很偏僻的地方，也有哨兵进行盘查。

项与年与家人在一起

山上也开始到处装有铁丝网，还有观察的暗堡，就连附近村庄的老百姓都要搜查，连走山路都有可能被发现，如何才能顺利通过关卡，及时将情报传递到党中央手中呢？

项与年很犯愁，只能躲到旁边的树林里，开始思考这个大难题。

终于想到了一个点子，他决定将自己假扮成乞丐的身份，或许能蒙混过关，打定主意后，项与年把身上的衣服撕烂，刚好又找了一顶别人丢弃的破帽子戴上，把头发弄乱弄脏，立即变成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

但是，项与年总觉得还差点什么，想了想，捡起一块石头，狠狠心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嘴里顿时鲜血直流，疼得他眼泪都出来了。

他还不放心，又找了一些散发着恶臭的淤泥，四处涂抹在衣服上，自己觉得有些满意了，才装作疯疯癫癫的样子走向哨兵的关卡。

那些负责搜查的国民党哨兵，看到项与年一副脸腮肿胀，面部变形，浑身上下又脏又乱，衣衫褴褛，身上恶臭难闻的叫花子模样，远远看到他走过来，马上就用手捂住鼻子，哪里还会搜查，嘴里一个劲的喊道：“快点滚，快点滚！”

项与年听了，也不急不恼，心里暗自高兴，接下来一路过关卡就顺利多了，他也顾不得牙痛，以及身体疲惫，开始日夜赶路。就这样，项与年机智躲过了层层封锁，终于在第六天赶到了中央苏区的地盘上。

终于，一路奔波，历尽千辛万苦，项与年看到了不远处的村子入口，有放哨巡逻的红军战士，他立刻用尽力气拼命的招手，由于劳累过度，实在坚持不住了，一下子就瘫坐在地上，差一点就昏了过去。

周总理在苏区

前面一个红军战士也看到了他挥手，有些奇怪，急忙走到他面前问：“老乡，你没事吧？”，项与年听了，就立即回答说：“我要见周恩来，快带我去······”。

红军战士很疑惑，一个乞丐竟然要见周副主席，马上警惕起来，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见他？”项与年说：“我是中共地下党员，有重要情报要交给周恩来同志，我叫项与年····”。

听到乞丐这样说，红军战士马上扶着项与年站起来，带他回到了部队驻地，立即把情况报告了团部。很快，消息就转到了忙碌的师部值班室，不一会就收到回电：“立刻把项与年送过来，周副主席要见他。”

到了中央军委驻地，看到项与年那张肿胀的脸，一身破破烂烂的打扮，周恩来大吃一惊，十分关心地问道：“与年，你怎么搞成怎样？发生了什么事？”项与年没有回答，还顾不上说自己的事情，取出情报递了上去，说：“快，快看情报····”

周恩来急忙一边接过情报，一边吩咐警卫带着项与年去医疗所看伤。当国民党“铁桶合围计划”被临时中央“三人团”（李德、博古、周恩来）传阅之后，马上意识到如果不采取措施，中央红军将很快陷入敌人的重围之中，更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于是，临时中央召开了会议，最终做出了决定，必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发布了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到行动命令，三天后顺利整装待发，从而摆脱了被动的不利局面。

等到蒋介石派遣大军合围，自然就扑空了，当他在南京闻报红军主力早已转移的消息后，气得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到他去世后，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泄露了情报。

当红军彻底摆脱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心里感慨万分，说起这件事时，曾对李克农说：“红军得以生存，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功不可没啊！”

项与年和莫雄广州重逢

项与年随后参加了长征先遣队的侦查工作，利用自己曾经谍报工作的经验，为红军大部队开路。由于他的身份并未暴露，完成先遣队的任务后，党组织再次安排项与年返回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还获得过上海党组织的反敌特斗争胜利奖。

1936年，项与年的身份被我党叛徒泄露，再次陷入危机，为了保护他，党组织派他前往香港，此后化名“梁明德”，开展秘密情报联络活动，直到1938年，项与年才回到延安，担任三边地委兼统战部长，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由于从事地下党员的原因，项与年必须严格保守秘密，就连家人都不能告诉，妻子见他常常三更半夜回来，一直都怀疑他在外面有了女人，项与年只好编造各种理由同妻子解释，到后来就连儿女都不再相信他的话了。

抗日战争时期，项与年的妻女都不幸先后遇害，儿子项南后来也成了我党地下工作者，两父子分隔两地，又同时改了名字，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情况，从而失去了联系。直到解放后，在老战友曾希圣的不停查找之下，项与年父子才得以在北京重逢相聚。

对于莫雄，我党也从来没有忘记他做出的革命贡献。解放前夕，部队即将南下进攻广东，毛主席特意找到叶剑英，叮嘱说：“无论莫雄他以前做过什么事，现在什么地方，你都一定要找到他，对于我们的老朋友，老同志，必须要以礼相待。”

莫雄虽然没有入党，却一直在帮助中共做事情，1935年，蒋介石派遣他前往贵州担任“剿共”保安司令，负责抓捕那些长征路上掉队的红军伤病员。但是，莫雄一旦发现红军的滞留的地点，就立即通知我地下党转移地点，然后才装模作样率部前去“清剿”，对蒋介石上报军情，谎称都已“肃清残敌”，让蒋介石信以为真，极其高兴，对他更加信任了。

此后，莫雄因为被知情人士告密，指认他有“通共”的嫌疑，这令蒋介石极为恼怒，削掉了他的兵权，不再重用。莫雄早已对国民党的做派心灰意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广东，几年后又担任了南雄县长，以自己的人头担保，设法营救了几百名共产党员以及进步人士。

到了1949年解放前期，莫雄被国民党反动派怀疑是共产党员，被军统特务追杀，听到消息后，莫雄悄悄到了香港，这才幸免于难，一直到解放广东后，才被我党接回内地。

晚年的莫雄

此后，莫雄一直在广东省担任要职，比如省副主席、政协委员等职务，于1980年在广州病逝，享年八十九岁。而项与年曾担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等职务，于1978年在龙岩病逝，享年八十四岁。人虽然走了，但他们的功劳永远地定格在历史的记忆里。

1956年国庆节，李克农上将受中央军委的之托，特派项与年前往广州，邀请莫雄一起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叶剑英元帅在家里设宴亲自款待两位有功之臣，盛赞他们的英雄事迹。

正是无数像他们一样默默无闻的地下情报工作者，不计较个人生死，不畏任何艰难险阻，为了民族的复兴，祖国的强大，甘愿藏在历史不为人知的角落，做不知名的英雄。这些对党忠诚，对人民赤诚的革命先辈，时刻准备着为自己的祖国，献出自己的所有，才有了如今的盛世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