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一位心智障碍者走进职场，会发生什么？如何帮助“心青年”

他们能就业吗？

这是很多心智障碍者找工作时都会面临的疑问。在3月末的“疫情下心智障碍者就业服务：现状、挑战与未来”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强调，就业不仅可以帮助他们经济独立，亦是让他们融入社会的渠道。如何为企业和心智障碍者提供更好的支持，或是当下破题的关键。

魏来向大家分享了自己5年间的工作履历的变化。

真实的就业

让心智障碍者从事自己心爱的工作并非不可能。28岁的心智障碍者魏来在研讨会上分享了自己在一家咖啡馆工作六年的故事。

“我在经理和同事的指导下，不断进步，现在可以点餐和送餐，”魏来说，有了工作和工资以后，父母也有更多时间开展自己的爱好，“妈妈可以游泳学跳舞，爸爸可以搞自己的收藏，不用总牵挂我，家庭越来越幸福。”

“我最近的目标是今年准备要宝宝，再远一点生完宝宝还能回咖啡厅继续工作，工作是我最快乐的事情。”她缓慢地说。某种程度上，魏来是幸运的个例。在找到这份工作前，作为心智障碍者的她也长期面临就业困境。魏来走入职场的背后，是北京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一支就业辅导员团队5年间的支持，她也是这个项目最早的受益者之一。

晓更基金会理事长、融爱融乐总干事李红引述相关数据称，包括智力发育迟缓、自闭症谱系障碍、唐氏综合症、脑瘫癫痫等伴有智力发育障碍的人群在内，这个群体的人数可能达到2000万。

作为就业困难群体，在一些调查中，心智障碍者的就业率达到了30%以上。但多位业内人士都表示，其真实就业率可能并不高，很多人都是“残疾证就业”：企业为了完成某些指标而雇佣残疾人，但出于种种考虑和担忧，并不让他们参与（或很少参与）实际的工作。

这种模式下，心智障碍者虽然有了工作，但更为关键的，在工作中融入社会的目标就无从实现。

“残疾证就业让我们的孩子剥夺掉了就业的机会，”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副理事长、重庆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许家成谈到魏来的经历时表示，很多心智障碍者就业后，有了收入也有了自己的生活和朋友圈。

“这里面有一个道理，给残障人士一个常态的生活环境，一个支持的生活环境，他的生活慢慢就常态化了。”他评价。

看到障碍者的优势

“残疾证就业”的存在有其现实原因，如何打破这个“怪圈”？

“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开放机会给障碍群体，但面对不太熟悉的群体，看不到他们的优势是什么，也缺少社会支撑政策协助他们稳定就业。”李红说。

李红坦言，心智障碍者因先天的功能障碍在社会参与时要面临沟通障碍、学习障碍、社会互动障碍等。“ 这三个核心的障碍，也导致他们在就业、社会参与方面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她说。

以魏来为例，李红介绍，她不擅长从事较为复杂的工作，但她可以稳定从事简单的重复性工作。魏来可以做到始终对顾客报以微笑，记住顾客对糖、奶等咖啡配料的喜好等。

“但是因为人们对他们的刻板印象，觉得他们能力很弱，往往他们一些就业优势不能显性化，”李红说。事实上，魏来是咖啡馆里最稳定的员工之一，而这家咖啡馆也在环境上为她和顾客提供了所需的便利。

专门为企业提供员工残障平等意识培训、招聘残障就业工作者的融易咨询创始人周海滨也强调，要突出残障人士的差异性价值。例如，听障者在噪音干扰的环境下更容易专注，心智障碍者则会专注的完成工作。

“别的普通员工可能让他擦10遍，他们擦两遍看着外面光亮就可以了，但心智障碍员工真的是擦完10遍，原原本本擦得很干净，所以老板喜欢这样的员工，听话，做事情有质量。”在介绍上海某酒店雇佣心智障碍员工情况时周海滨说。

周海滨总结企业经常提出的疑问，例如，认为没有合适的岗位、残障员工效率较低、找不到合适的人才、担心存在风险、对顾客有顾虑等。

但成功就业的新智障者的故事又表明，这些担忧并非无法克服。“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方法，能够把需求方和就业对象更好的产生链接。”李红说。

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副理事长许家成教授在研讨会上分享。

提供支持性就业

在李红看来，对心智障碍者的支持性就业，是帮助企业找到每个岗位的“适合型人才”。除了为企业提供指导外，亦要为心智障碍者提供支持。

这里的一个关键角色，是“就业辅导员”。他们负责评估心智障碍就业对象，再结合企业的用工需求开发合适的岗位相匹配。一方面，他们要帮就业对象提升满足岗位需求能力，并为雇主提供支持，协助企业相关部门和人员加深对心智障碍者的了解，学会与他们互动，成为他们的“自然支持者”。

李红和同事2015年在德国某地考察时发现，当地有300名就业辅导员，基本上解决了当地心智障碍者的融合就业需求，就业率超过了30%。据介绍，当地在教育层面上就会对心智障碍者提供分层化支持，也会给企业提供一定补贴， 让企业开放实习机会给心智障碍者。

从长期看，教育是这里不能忽视的一环。“为什么我们的心智障碍者跟国外或港澳台地区有这么大差距？首先是因为他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品质是值得担忧的。”李红说。

她表示，虽然目前融合教育开展情况越来越好，但对他们的生活技能、劳动技能、职业素养的培训还是不足。同时，中职教育阶段发展也存在严重落后，能入读职高的心智障碍者十分有限。

现有的职业教育也更偏重培养劳动技能。“他们可以做很漂亮的菜，蒸很漂亮的馒头，做很好的绣花蛋糕，但是没有支持性就业就很难适应环境。”李红强调。

而许家成看来，疫情之后，心智障碍者的融合就业服务也有突破的空间。他认为，在疫情期间，家民政部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残障人士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社区救助保障制度，残障人士服务的重心将从“康复模式”转变为“社会支持模式”。

针对心智障碍家庭的线上服务课程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一线城市中有实操经验的服务机构和专业督导，通过网络为全国其他地区的心智障碍者、家长、就业辅导员等专业热提供科普、培训和督导支持。

圆桌对话。

反歧视与“心青年”

在就业支持之外，业内人士也关注如何消除社会对心智障碍者的歧视。

在许家成观察中，对残障人士的公开歧视，“市场”越来越小，但隐蔽歧视依然存在。

例如，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和中国的残疾人保障法中都明确，要对残障人士提供“合理便利”。“见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合理便利）是你的法律责任。而不给他提供合理便利，就把我们内心的歧视外化出来了。”他说。

许家成强调，通过合理便利可以让更多人在常态社会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反歧视带来的观念改变也将带来新的机会。

“残障是我们生命多元性的状态，”李红表示，每个人的价值都是相同的。“为什么他得不到这些机会，为什么他不能够和我们一样平等地上学、就业，生活在社区中，而总是被规范在某一类空间中去生活。到底是谁在设置这些障碍，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我们到底怎么认知这个障碍和人。”

“态度是最难改变的，但是你回头想，形成这个态度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周海滨补充道，在面对不了解的事物时就可能形成一些具体的行为习惯。“这种思维惯性，需要公众不断接触、看到残障人士，这个过程中态度是可以慢慢改变的。”

在这件事上，相比心智障碍或智力与发展型障碍等医学上的概念，许家成更爱使用“心青年”这个说法。

“心青年就是心智障碍的心，尽可能不带歧视，”这位长期从事特殊教育研究教授的讲到了自己身边的例子，一位心智障碍者在得到支持后，不仅工资越来越高，还远离了这个饱受困扰的群体，“人家根本看不出来”。

“我做了一条原则，我绝对不告诉她，你是一个心智障碍者，我就给她一个潜意识的概念，你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女青年，你就这样生活下去。”他说。

实习记者 陈萌 南都记者 宋承翰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