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新中国首次核爆试验前，罗布泊禁区内却惊现神秘人群

罗布泊，位于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是一个已经干涸的湖泊，因其形状宛如人耳，又被誉为“地球之耳”，由于恶劣的气候及自然环境，它也有着“死亡之海”的称号，著名植物学家彭加木就是在这里失踪的。在这片人迹罕至的探险圣地，至今仍流传着很多神秘传说，令人真假莫辨。鲜为人知的是，在新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前，在罗布泊深处的核试验基地内，却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

1964年10月的一天，金秋时节的罗布泊上空天高云淡，太阳仍在热烈地炙烤着这一片茫茫大漠，层层热浪裹挟着被风吹起的黄沙，不断向核试验基地中心的原子弹托架涌来。

由于核试验工作的高度保密性，这一片区域早已被划为军事禁区，在地图上也看不到任何有关于它的位置标注。再加上罗布泊本身就荒无人烟，所以试验基地周围总是死一般地寂静，极目望去只有漫无边际的黄色沙海。

此刻，基地上下正处于试验前的紧张准备阶段。作为新中国第一次核爆试验，它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当时，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只有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实力强大的超级大国。对于国际地缘环境恶劣的新中国而言，拥有核武器就意味着有了制约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最有力“杀手锏”，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能够得到显著提升。

为此，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访苏归来的毛主席就表达了要研制核武器的想法，他曾表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别人的欺负，就必须得有这个东西（原子弹）”。

1955年初，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正式作出了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和研制核武器的重大战略决策。

此后，一大批科研骨干人员从原单位秘密调出，肩负着神圣使命，来到了万里之外的荒漠——罗布泊。为了保密工作需要，他们不再使用真实姓名，相互以数字编号作为代称，还断绝了家里的一切联系。

他们怀着崇高的报国理想和昂扬的革命热情，克服了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在狂风肆虐的荒漠上，徒手建起了一座庞大的核试验基地。

经过近10年的艰辛努力，原子弹研制工作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那枚蕴含了无数人心血和希望的弹头，已被安放在高高耸立的托架上，只待最后的试爆指令。

墙上的倒计时天数在不断减少，基地上下所有人都在屏息以待，紧张的气氛也越来越浓......

试验场附近的神秘火光和马蹄印

这一天，担任试验总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将军，正在指挥台前忙碌地工作着。为了确保原子弹试爆的万无一失，他必须做到事无巨细，任何一个小小的纰漏或失误都可能导致试验失败，所以容不得半点马虎。

就在这时，一名手下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递给他一份秘密情报。他打开一看，大吃一惊，上面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

侦察员发现：有一支一两百人的杂色队伍，突然出现在早已禁控的试爆区附近，而且鬼鬼祟祟地向试爆区靠近。

情报里还附有一组伊尔侦察机从800米高空拍摄的照片：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有一堆未燃尽的枯柴，发出了火光和细烟。另外，地面上还有一些马蹄痕和人工开凿出来的深水坑，模样清晰可辨……

这些迹象表明，在试爆区附近，很可能活动着一群未知身份的陌生人。这些人从哪里来？为何能闯进层层布控的军事禁区？

原子弹试验迫在眉睫，竟然横生这种意外，久经沙场的张爱萍将军来不及细想，抓起电话发出紧急命令：“马上把情况调查清楚！”

接到命令的各支侦察小分队立即行动，对周边区域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

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各分队寻遍了原子弹预定命中的所有区域，却始终一无所获。

核基地内，各方面专家召开了紧急会议，达成了一致意见：原子弹试爆时间已经过中央批准，决不能轻易更改，只有继续继续寻找，在爆炸前将这群人救出。

随后，张爱萍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此事，周总理听后也明确指示：“这里决不能成为第二个广岛！”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张爱萍将军又下达了一道命令：“把搜索范围扩大到辐射区域，一定要找到神秘人群！”

此刻，一切工作都是在与时间赛跑，他紧绷神经，密切注视着大漠深处的搜寻动向，一刻也不敢放松。

侦察机再次飞向天空，几支小分队也携带着电台、干粮和水，马不停蹄地向着更广阔的荒漠挺进。

惊心动魄的追逐战

经过连日的紧张搜寻，累得精疲力尽的官兵们终于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在3号目标区附近，一支小分队找到了一顶破旧的帐篷，四周凌乱地丢弃着一些干柴和破损的刀鞘。

这一情况被迅速反馈到试验场总指挥部，提取的物证也同时被飞机送回。

然而，找到线索的喜悦很快被另一种紧张情绪所代替，专家们看过物证后分析，这群人很可能是早已销声匿迹的“马匪”——当年马步芳、马鸿逵部队的残余势力。

在当地，一直有一种传言说，1949年人民解放军相继攻克兰州、青海、河西走廊等地后，没了立足根据地的“马匪”兵败如山倒，纷纷溃散，其中一小部分逃窜进了戈壁大漠，从此销声匿迹。

现场的气氛开始凝重起来，虽然这只是一种传言，谁也没有亲眼见过“马匪”的踪影，但眼前的物证又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

很快，又传来了另一个惊人的消息，在核爆现场巡逻的警卫连官兵，意外地发现不远处的沙漠中有一男一女正骑着马追捕黄羊。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他们误以为是放羊的牧民闯进了核禁区，就立即上前追赶，喝令他们远离试验区，以免造成误伤。

但没想到的是，两人却不予理睬，策马狂奔而逃，感到异常的警卫连官兵便驱车上前追赶。

于是，在一片苍茫的荒漠中，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战开始了，急促的马蹄声、嘶鸣声和汽车的马达声交织在一起，弥漫起遮天蔽日的沙土。

终于，在追到一处沙丘时，那两匹马跑得实在疲惫了，停了下来。官兵们下了车，正要上前询问，却发现埋伏在沙丘顶上的十多名持枪人突然出现。他们个个穿戴破烂，面容肮脏，发乱如蓬。

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冷静的队长反应神速，打着手势让大家就地隐蔽，做好战斗准备。

这时，一个领头的匪徒突然朝他冲了过来。“开枪！”队长果断下令道。

一声枪响过后，匪徒应声倒地。其他人见状立即抱头鼠窜，溃不成军。

就在大家松了一口气时，不料隐藏在沙丘背后的另一群匪徒再次冲了出来，训练有素的官兵们再次举枪还击，匪徒们又一次落荒而逃。

“给我追！要抓活的！”队长大喊道。官兵们紧追了上去。

野人般的生活

经过一番追赶，警卫连顺利把俘虏带了回来。

张爱萍立即命人对其进行审问，终于，此前专家们的猜想得到了证实，一个尘封的历史真相也浮出了水面......

原来，这些人正是当年逃窜至大漠深处的“马匪”一部，无路可走的他们从甘肃酒泉、新疆楼兰一带进入罗布泊，其中还有几个妇女。

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他们彻底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终日游荡在茫茫戈壁荒漠中，以猎取黄羊、骆驼为食物充饥，渴了就凿取地下水，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久而久之，他们积累了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加上常年生活在西北地区的习惯，他们竟克服了常人无法生存的恶劣条件，逐渐安定下来。

直到有一天，他们游弋到了原子弹试爆区附近，意外地发现了那高耸的发射塔架，虽然不知道此为何物，但他们心知这个地方肯定不寻常。

于是，他们在附近隐蔽了下来，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和骑马的机动优势，昼伏夜出，躲过了巡查士兵的视线，多次在基地附近寻找食物，甚至抓走了用来做防辐射试验的动物。

真相已经大白，张爱萍长叹了一口气。此刻，他又想起了多年前河西走廊的那一段血色往事，还有那些长眠在戈壁荒滩上的烈士英魂。

但是，理智告诉他，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尽管“马匪”曾对西路军欠下了血债，但毕竟时隔多年，他们也都受到了应有的教训。当务之急，是本着人道主义的态度，赶在核爆试验前，把所有在试验区内的“马匪”全部转移出来。

于是，他向俘虏打听清楚了“马匪”巢穴的所在地，并立即派小分队火速赶往那里，把那里的所有人都带出来。

在匪首的帐篷内，经过一番紧张的谈判，对方终于搞清楚了“核试验”的含义，并同意了撤退的要求。但狡猾的他们害怕中了我方的计，提出向相反方向撤退。

为表示诚意，我方同意了这一要求，随后派来了直升机和汽车接应小分队，并帮助“马匪”转移，人群上下一片欢呼。

消息传到指挥部，张爱萍将军如释重负，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1964年10月12日下午3时，一声撼天动地的巨响传遍了罗布泊的上空，巨大的蘑菇云升腾而起，远处的人们掌声雷动，纷纷把帽子抛向空中，相互拥抱，纵情欢呼，有人甚至一头扑倒在沙地里痛哭起来......

4时15分，在北京中南海的周恩来听完张爱萍关于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告，心中异常兴奋。他问：“你们核实了没有？”

“核实了。”张爱萍自信地答道。

“好，好，主席和北京的同志知道了，会非常高兴的。”周恩来笑道，然后又问，“上次报告的那群神秘人找到没有？”

“找到了，是一群当年失散在罗布泊的‘马匪’，我们已经在起爆前把他们迁往了安全地带。”张爱萍说。

“好，好！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们都不能把人拿去做试验啊！”周恩来感慨道。

二十多年后，相关资料解密，世界各国都盛赞中国在这一事件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美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中，作者敬佩地写道：“基地派出的小分队总共花了3天时间，跑遍了试验场区周围的200个‘马匪’隐居处，并将他们一一带回安全地带。”

199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以这段历史事件为原型，由史晨风、王秦川导演拍摄了电影《飞越绝境》，一经上映，即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