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共产党对我们穷苦老百姓好啊,所以我就铁下心跟党走。”
“红军是帮助穷苦人的,对人公平,当领导的和当兵的一样,同甘共苦。白军(国民党兵)就不一样了,当官的吃好的,还经常打骂下属。对我们老百姓更凶了,经常抢我们的粮食,我是亲眼所见,切身体会……”
3月22日,在浦城县富岭镇泽潭村际下村,今年已97岁高龄的革命“五老”张金钱,聊起当年的革命故事,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张金钱出生于1924年3月,祖籍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1941年3月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才17岁,有着80年党龄。据介绍,他在家中排行老四,老大张益生因同情工农革命,于1938年春天遭国民党龙泉县保安队逮捕,在狱中,张益生英勇地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始终不屈服,最后英勇就义。老二张益有1938年被保安队抓走当兵一直未回。老三张益太被龙泉县保安队抓走,被施以酷刑导致精神失常落下残废,解放后得到政府照顾,于2011年在浦城县敬老院病逝。他的大舅母范陈秀也是当时富岭镇东坑桥村地下党村支部书记,张金钱一家可谓是红色革命之家。
正因为自幼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劳苦大众的残害,家中亲人一个个被迫害,加上看到共产党真心帮助老百姓及革命家庭的影响,在少年时期,张金钱心中就种下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计的种子。张金钱回忆,1942年,龙泉县保安队曾连续两次对他一家人进行追杀、抢掠,烧毁他家在宝溪乡内高塘及浦城东坑桥的房屋。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张金钱只得四处打工,当挑夫,打短工,到地主家种田等,四处流浪,居无定所。也正是这个期间,他认识了当时的浙闽边区特委、龙浦县委的张麒麟、曹景垣、宣恩金等领导同志,在他们的影响和感召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当起一名地下交通员,为中国工农红军粟裕将军领导下的中共浙闽边区特委,以及龙浦县委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传递情报,冒着生命危险送盐、送米,为红军棚里的伤病员护理等。
1940年,经东坑桥村地下党支部张理富、张林生、张益生等人介绍下,16岁的张金钱就写了入党申请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7岁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正式中共地下党员。
“那个时候,在地方,一个村里,彼此党员之间都是不知道对方身份的,如果知道是党员,有可能被抓杀头的危险。”张金钱回忆说。
当被问到“你在送情报时,就不怕危险吗?”。他坚定地回答“不怕,共产党对我们好,我们就是死也不怕。当时,国民党当官的也有问我,是红军好,还是白军好,我就说,对我们百姓好就好,有饭吃就好。”
当说起跟国民党白军斗智斗勇的故事,张金钱脸上顿时洋溢胜利的喜悦。他自豪地说:“当时领导都夸我是机灵的‘红小鬼’,思想好,机智聪明。”为了给红军游击队送药品、送粮食,他就装做山上砍柴的樵夫,挑着柴火,把药品藏在柴火里或贴身的衣服里。通过各种的乔装打扮和机智勇敢应对,张金钱多次胜利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受到龙浦县委领导的高度赞扬。有一次,他为了送一批药品到龙泉,他把这批药品扎在后背上,因天热路远,皮肤磨擦受伤后化脓成疮,他是咬牙坚忍。为了避免被当地巡逻的民团发觉胶鞋的脚印,在把药品护送到山上游击队的宿营地,他是赤脚来回,面对陡峭的山路,割面的茅草,扎脚的草丛,零乱的碎石……张金钱依然咬牙坚持,闯过重重关卡。最后,药品安全送到了,他的背上却留下了深深的印痕,脚底板因为湿气腐烂留下了永久的创伤。
新中国成立后,张金钱留在农村继续为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作贡献,先后担任过村里的民兵干部、调解员、公安员等革命工作,无论从事哪一项工作,在哪一个工作岗位,他都保持着艰苦奋斗的革命优良传统,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市、县民政部门曾多次建议为他俩老更换全套住房,对至今矮旧的房子进行全面装修,以让他俩老安度晚年,有个好的居住环境,可张金钱总是说:“洋房子我们住不习惯,还是节约财政开支吧!给予拒绝。”
当被问及“有什么话想对现在的新时代年轻人说?”时,他朴实地说:“要听党的话,现在生活好了,要懂得感恩,这都是共产党领导我们干出来的。年轻人努力学习本领,好好工作,为国家作贡献。”(毛玲霞 吴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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