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我在西藏当兵，一手握枪，一手拿锄

西藏军人：一手握枪、一手拿锄

贺晓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财力有限，驻藏部队后勤保障十分困难。因此，军人们一手握枪、一手拿锄，自力更生，垦荒戍边。

1963年9月，我入伍到汽车十六团，就和前辈一样，拿起锄头同“农活”结下不解之缘。对我这样的城市兵来说，“亦兵亦农”无疑是难得的人生经历。

现在回忆这段时期的点点滴滴，心中充滿温暖。

一

应该说，从十八军进入西藏地区的第一天起，“拿锄头”的议题就提上全军的议事日程。

受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刁难，部队常常遭遇断粮的危险。我曾经听我所在连的副连长谢质彬说：“饿极了，不仅吃野菜，还抓过地老鼠 ……”

为给十八军运送补给，中央军委曾经派出全军唯一能飞高原的两架美制运输机飞临甘孜空投粮食。我们汽车十六团（当时番号为西南军区辎重一团）也紧跟筑路部队，路通到那里车开到那里。即使这样，前方部队还是缺衣少粮……

直到川藏、青藏两条公路通车，驻藏部队米面油盐等主食供应才有了基本保障，但生鲜副食仍然奇缺。后勤部门有时运来一些脱水干菜、蛋黄粉，不仅味道差数量少，而且代价极高。一辆载重四吨的解放牌汽车，在高原行驶只能拉上三吨货，从成都运一车物资到拉萨，一个来回要烧掉一吨多汽油。有老兵说，我们西藏军区，吃的喝的都是真金白银。

为了能在西藏扎下根、固守祖国边陲，只能自己动手、争取实现丰衣足食。早在我入伍之前，军区已经在十六团旁的拉萨河岸成立了“八一农场”，时任军区政委的谭冠三中将自荐当了首任场长，这可能是全军有史以来级别最高的农场场长。我们汽车十六团也在驻地后面河滩上开垦出大片菜地，基本实现蔬菜自给自足。只不过品种单调，除了在春季有一小段时间能吃到青翠的小青菜外，其余时间就是萝卜、大白菜和莲花白这三种耐贮存的当家菜（2016年5月我开车进藏、故地重游，我们的菜地已变成“金珠西路”，路边高楼林立，路上车水马龙）。

我当兵的这几年间，每到春种秋收，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去地里干上一两小时农活。

下地种菜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第一次跟随老兵栽莲花白时，老兵在两棵手指粗的菜秧之间留下近一公尺的间隔，我很奇怪。莲花白是成都的常见菜，一棵有篮球一样大小就相当不错了，需要留这么大的空吗？老兵笑着说，你过些日子就明白了。果然，成熟的莲花白实心部分的直径都有三、四十公分大，最大的直径有达到四、五十公分的，我曾经站在一棵还长在地里的莲花白上，这棵菜居然能承受起我110斤的体重，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若是照上那么一张，我摆上个姿势，再撘上一个满脸笑容，这张照片说不定可以送进博物馆。萝卜、洋芋也大得不可思议，比成都菜市卖的大上好几倍。后来才明白，拉萨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我们开垦的荒地腐殖质高，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才有如此大的白菜萝卜。据说，现在拉萨大棚的蔬菜已同内地一个模样了，大概是腐殖质降低、化肥用得过多。

参加农副业生产，我学到了不少知识，同时也让我经历了一些终生难忘的事情。

大约在1965年初夏，拉萨天旱，我们要使用从军区生产部方向过来的水渠引水浇地。水渠是部队修的，但邻近的藏族农民也常在渠里放水，团首长指示“不与民争水”。因此，水渠白天让老百姓用，晚上才由部队引水。一天晚上，班里轮到我去放水。深夜十二点过，伸手不见五指，手中电筒昏黄，我孤身一人，很是胆怯，为壮胆，我把冲锋枪子弹上膛，关上保险，才提了一把铁锹出门。放水时，先要沿渠检查，看有无缺口，走到干渠打开支渠水闸，然后跟着水头，那里漏水堵那里。流向我们连菜地的这条支渠不知为什么要从西郊烈士陵园内的墙根下经过（也许是烈士陵园扩大面积，把水渠围了一段进来），我走到陵园后墙的小门前，里面一片漆黑，周边沉寂无声。那时的我不满十九岁，心中装了不少“聊斋故事”，一想到里面都是坟墓，心头害怕，不敢进去，迟疑好长时间，我终于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解放军不害解放军，才壮着胆子进了烈士陵园……

后来，我们班在菜地低洼处挖了一个小水池，地下水浸出，就不再去放渠水了。

连队种植的蔬菜虽然品种单调，但毕竟解决了吃新鲜蔬菜的大问题。在我印象中，大概从1965年开始，我所在的修理连就基本不吃脱水菜、蛋黄粉之类的“工业产品”了。“老三样”在炊事班的调理下，也变出许多花样，什么炒白菜、炖白菜、烧白菜、什锦白菜、肉丝白菜、糖醋白菜、牛肉炖萝卜、素炒萝卜丝、烩萝卜、咸萝卜、咸白菜……菜谱越来越丰富。我至今不忘修理连早饭时仿照川菜“连锅子”做的那道清蒸猪肉罐头烧白菜，也就是在一大锅大白菜里打上十来个猪肉罐头，炖在一起，菜盆往食堂门口一放，白菜的鲜甜和猪肉罐头的喷香交融，再加上一盆用萝卜白菜腌的咸菜，让人食欲大开。

我们连的食堂就是一间空荡荡的大房子，无桌无椅，打上饭菜，各人找一个地方蹲下，连长指导员也都一样，捧着碗，蹲在墙边，毫无特殊。开饭时，两个炊事员蹲门口，大家按班排顺序依次过来，把碗抻过去，炊事员埋着头，看碗不看人，往碗里打上一大勺菜，运气好的可能会有一大块罐头肉，运气差的可能只有几根肉丝。同班战友端着碗相互比较一下，哈哈一笑，充满乐趣

二

同鲜菜问题一样，肉食供应也是连队后勤保障的重点。在我服役的近六年里，团后勤部除了春节时趁天寒地冻运进一些冻猪肉下发连队外，其他时间只能配发罐头。

即是这样，也有供应短缺的时候。大约是1965年冬，不知是什么原因，肉食供应不上，经批准，上级命令我团出动车辆和兵力去藏北无人区打了一批野马（后来才知道，真正的名称应叫藏野驴），一个连分得十来匹。野马几乎全是瘦肉，很嫩，我们多是切成肉丝炒来吃，除了余味中有一丝只有很敏感的人细细品尝才能察觉到的酸味外，没有其他腥膻异味，不难吃。到藏北打猎就只有这么一次，后来供应改善，就严令禁止部队捕杀野马了。

解决鲜肉供给问题，只有靠自力更生。听老兵说，十六团进藏不久，就陆续从四川运进一些仔猪，分给各连饲养，我们修理连也分了几头。连里农村兵多，很容易找到有养猪经验的战士，但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仔猪常常莫名其妙死亡，而且各连都是这种情况。找了很久原因，终于发现，猪同人一样，也会“高反”，一但着凉，就容易丧生。死因找到了，防护的办法也就有了。

我们到连队时，连里饲养的猪已经繁殖了好几代，早已适应高原环境。有时，炊事班打开猪圈，让猪放风，猪儿一身肥肉，哼哼哈哈地到处乱跑，一点都没有喘不过气的样子。

有一次，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一头猪的背上有一个血淋淋的小窟窿。一个老兵骂了一句：他妈的又是乌鸦干的。西藏的乌鸦比内地的大许多，常常光临天葬台，有“吃荤”的习惯。乌鸦有机会时，便飞到猪身上，刚开始用喙轻轻搔着猪背。那猪儿傻傻地站在那里一副很享受的样子。等猪麻木了，便狠狠地啄上两口，猪才大叫着跑回来。倘若感染，这猪只好杀掉。大约是1968的夏天，我还真见到乌鸦啄猪的情景。那天我去军人服务社，看见一头黑猪呆站在营房的干打垒墙边，背上有只乌鸦，足足有一尺多高，羽毛黑得发亮，在猪背上左顾右盼，不时轻啄着猪背。我觉得有趣，想起四川的一句歇后语：“乌鸦嫌猪黑——自家不觉得”，便远远观看。一会发现乌鸦啄的力度在加大，突然间想起几年前老兵说的乌鸦吃猪肉的事，便大声吆喝着把乌鸦赶走。刚才一声不啃的猪儿居然哼哼哈哈起来，仿佛很不满意。

修理连养了好几头猪，炊事班的泔水剩菜不够喂，连里给各班都分配了打猪草的任务。老兵带着我们打的猪草是一种大约一尺多高、主杆挺拔、枝叶很茂盛的植物，我至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割下来的草在断口处有一种很怪的气味，猪儿好像很喜欢这种味道，新鲜猪草倒进圈里，一群猪啃哧啃哧地吃得很香。后来，轮到我打猪草时，我寻着这气味辩认，一般都八九不离十。

岁末年尾，修理连也同农村一样，要杀猪过年。我从小生活在成都，家住在市中心的春熙南段，从来没见过杀年猪。1964年春节，连里杀猪，我在一旁观看，发现猪儿还会“气功”，“刀枪不入”。大伙七手八脚把猪按住，一刀捅向猪的喉部，那锋利的尖刀居然刺不进去，杀猪的战友让猪嚎声歇、喘大气时才又一刀刺入，结果了猪命。有农村来的战友告诉我，猪被按倒时十分惊恐，会全身紧绷用劲嚎叫，仿佛懂武术的人在运气，这时用刀，是伤不了它的。只有等它吸气松劲时才能一刀毙命。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听得新奇万分，增加了新知识。

两三百斤的大肥猪，一下也吃不完，便留了些做腊肉。连里农村兵多，各种人才都有。炊事班用铁皮搭建一个一公尺见方的小屋，用来熏肉。好像是1967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位于厨房外墙边上的腊肉薰屋突然燃起大火，原因是温度过高，猪油滴下，引燃明火。等大家惊醒发现时，几十斤肉已焦黑一团。

这腊肉给炊事班带来的麻烦还不少。大概从1964年开始，上级给修理连配备了新高压锅。这种连一级使用的高压锅用特殊铝材制成，直径约四、五十公分，高约六、七十公分，锅盖用12颗锣丝固定。为防止出事故，连里专门在炊事班厨房外新建一小屋，作高压锅房。有一天，司务长安排第二天吃腊肉，那个负责煮肉的炊事员便在头天晚上把近二十多斤腊肉丢进高压锅，往灶里塞进一大堆柴禾后就唾觉去了。第二天一早打开锅盖一看，傻眼了，鬼使神差、恰到火候，腊肉成了肉膏，皮不见皮、肉不见肉。我闻讯后过去偷偷用小勺挖了一勺，很糯很香，味道相当不错。就是无法上桌。

我现在想，假如那位名厨把“腊肉肉膏”加以改造、提高，说不定会成一道老少咸宜的名菜。

三

要说 “务农”的经历，避不开“五.七指示” 这个话题。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阅过总后呈送的“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指示解放军也要学工、学农，搞好农副业生产。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引发总后报告、让毛主席作出指示的事由，即使现在提起也都令人怆然泪下。

60年代初的三年里，中国正处于大饥荒的困难时期。老百姓吃不饱，部队也缺粮，一些地方不仅买不到肉食和食油，甚至买不到蔬菜。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向中央军委报告部队情况时讲了三个例子：1961年夏天，驻山东的许多基层部队吃地瓜干，而且地瓜干多是1958年、1959年存下来准备做猪饲料的，好多有了霉点。1961年秋驻河南周口的部队吃的面粉，百分之二十以上有树叶、草节、麦秆等混杂在里面；1961年驻四川绵阳部队吃的大米中含有稻壳、泥沙等。邱会作说，这是我亲自在部队看到的，同战士一起吃过用这种粮食做的饭。部队的粮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东西，每天真正下肚的粮食也就是一斤多一点，战士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军事训练强度大，每天吃这种饭能行吗？粮不够，瓜菜代，当然是出路，但部队哪有瓜菜？蔬菜、肉食、食油都没有，多数部队一年也尝不到几次肉味。凭票证领不到东西，这种生活不能长期下去。

为了改变军粮短缺现状，总后指导全军各部队大办农场，取得很好效果。于是，便有了这份总结经验、规划将来的报告。

毛主席针对总后报告作出的关于“解放军也要学农”的指示不仅为全军部队发展建设指明方向，而且对长期以来“一手持枪、一手握锄”屯垦戍边的驻藏部队更是一个极大鼓舞。

“五.七指示”公开传达后，军区计划搞一个大动作：把拉萨西郊那片数万亩的沼泽地——即现在称为高原明珠的“拉鲁湿地”改造成良田。

改造计划在1966年8月初开始正式实施。军区从驻拉萨的各部队抽人，准备在拉鲁湿地中挖一条水渠，把积水排干。修理连奉命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垦荒队，我也被列其中。

拉萨西郊的拉鲁湿地原本很大，在我印象中，东西方向从布达拉宫西侧一直延伸到距西郊哲蚌寺不到一公里的山脚下，南北方向从北边山脚的区党委（现在叫行政学院）往南逐渐形成小河同拉萨河相通。最初的青藏公路就是从哲蚌寺山下开始填湿地扩宽小路到达布达拉宫的（这段路现在叫北京西路）。公路从沼泽穿过，两侧水面长满粗壮的高原芦苇，水质清澈透亮。1963年10月我们新兵连初到拉萨、准备进团部大门接受欢迎前，停车在路边休息整理军容风纪，我实在口渴，还从路边沼泽里舀了一碗水喝，味道甘甜，很不错。之所以要打这片沼泽的主意，很大原因是拉萨近郊已基本没有宜耕的荒地，再加上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许多事情难以理解，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可以避开许多难以处理的敏感问题，无疑是最有智慧的“革命行动”。

挖水渠是个艰苦活。开工前，我们淌着齐腰的水到沼泽深处去察看过，水的源头是北边一组泉眼，大股大股向往上冒，寒气逼人。估计来自拉萨城北大山上的雨雪。泉水长年不断，沼泽终年不干。察看时，一群小鱼从我们眼前游过，芦苇深处还飞起几只“秧鸡”（一种水鸟，四川老百姓的叫法）。

这块沼泽不知道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芦苇的老根新须盘成一团，有的地方甚至有一米多厚。为了把这些芦苇根弄上来，我们用砂轮把铁锹口磨得像刀口一样锋利，像切豆腐一样往下插，然后再潜入水去把一块块芦苇根抱上来。有时，水面上只露一个脑袋。挖芦苇根时，水底的陈年淤泥翻出来，黑水浸到那里就痒到那里，几天下来，连脖子都长满小红点。

那时候，部队没有什么特别的装备，我们都很年轻，也不太在意身体，下水时就穿一身单衣。每天早上刚下水那一瞬间，冰水激身，全身颤抖，要过好一会才能适应。整整一天都是湿衣在身，连吃午饭都不曾脱下，饭碗一丢又跳进水里。晚上收工回来，把湿衣服往绳子上一晾，拉萨气候干燥，第二天起床时已经干透，换上衣服又下水去。后来，我的右腿膝关节遇冷时常有酸痛，这种状况一直存留到现在，不知是不是因为在凉水里泡了一个多月的原因。

在这里必须进行自我表扬，我虽然在政治上比较幼稚，而且偶有怪话，但在干活上决不偷懒。那阵子时兴两句口号，一句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据说是张国华司令员向毛主席汇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战况时说的，毛主席很高兴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另一句口号是“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说实话，“不怕死”我可能做不到，但“以苦为荣”倒还真不是吹牛。从八月初下水到九月中旬收工，一个多月时间，我得到一个营嘉奖、一个连嘉奖。授予嘉奖并无专门仪式，全连列队，连长颁布命令，念完，解散。那时的兵啊，把立功受奖看到很重，执行有危险的任务时，行前的政治动员都有一句话：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我在挖水渠的一个多月里，先是得了一个连嘉奖，一受奖，干劲更大，于是就得到了更高一级的营嘉奖。这个营嘉奖和我在服役中得到的其他八个连嘉奖一道，都记录在我的复员证上。多年后，干部部门一位同志对我说，你在部队得的9个嘉奖，档案都有记载。

不过，年轻人虽然有热情，但毕竟不老练，免不了要犯一些说来也可笑的低级错误。

天天泡在水里，年轻，身体好，不怕；体力消耗大，伙食开得好，有的是能量。要命的是瞌睡睡不够。累了一天，晚上倒床就睡，到第二早上起床号吹响时，连梦都不做一个。其间，最痛苦的就是在浓睡之中被人叫醒去帐篷外站岗放哨。

在西藏高原，站岗是很苦的，特别是隆冬季节的夜晚，一班岗下来，往往两三个小时双脚还没有暖和过来。部队宿营时必须有人站岗放哨，这是一条铁律。新兵集训时，带兵的排长说，只要有三个人宿营，就要有一个人放哨。我们一个排在野外驻扎，必须按“条例”规定设置哨位。三十多个人挤在一个大帐篷里，在地上垫的通铺，晚上按铺位顺序排岗，每个人大约三天轮一次。几乎所有人都把夜间站岗当作沉重负担，但又不得不站。终于有一天出现怪事，一个晚上本来只有六班岗，这天晚上居然轮过了十四、五个人，再一查，居然这十多人都没有起床，在睡梦中就把岗站过了。这睡在床上“站岗”的十多号人中就有我本人。

我想起夜间情况：我的上一班岗是左边铺位的弟兄（名字忘了），当他把我推醒时，我迷迷糊糊发现他是躺在被窝里、根本就没起床。他嘟嘟囔囔说一声“该你上岗了”又闭上眼睛睡了。其时，我也没清醒，糊里糊涂“嗯”了一声翻身也睡了。不知睡了多少时间，可能一个小时，也可能是十分钟（十来分钟的可能性比较大），我突然一惊，想起“我还在站岗”，赶紧把睡在右面铺位的下岗推醒，通知他上岗。结果，值下班岗的那位兄弟看见我是在被窝里交岗，也就没起床……大家相互一问，都是这种情形。此事非同小可！想想，一个排的兵在帐篷里酣睡，一整夜无人警戒，眼瞎耳聋，有了事情怎么办？弄不好是要丢命的。幸好周边都驻扎着同时来垦荒的兄弟部队，安全，没有情况发生。这一天大家都很紧张，我也是提心吊胆，等着上级追查。不知为什么，这事最后就不了了之。可能是某级领导起了恻隐之心，看大家的确辛苦、而且又没酿成后果，便高抬贵手。

不过，这样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轮到上岗，不论有多疲倦，都乖乖起床穿衣提枪……

九月初，天气转凉，在海拔3600多米的高原继续泡在野外刺骨的凉水里作业，已不合时宜，团里通知垦荒队撤回归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块湿地最终也没变成“良田”，2016年我自驾游到拉萨时，看见湿地的东、南、西三面已被高楼大厦包围，面积缩小了许多，剩下部分已列为“生态保护区”。

用现在的眼光来评价当年改造湿地的举措，确实有悖于生态保护。但从历史进程的高度看，驻藏部队为减轻人民负担、箪食瓢饮垦荒戍边的精神，可昭日月、千古不朽！

同军区其他部队、特别是第一线的边防团相比，我们十六团常驻拉萨，生活环境应该说是相当不错了，那些餐风茹雪、终年坚守在雪山哨卡的战友们，才是西藏军人的典范！

（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贺晓林：1946年6月生，1963年9月从成都入伍。西藏军区汽车16团修理连战士。1969年3月复员，至成都电缆厂当工人。1976年调入新华社四川分社，任记者、新华社成都记者站站长、四川分社党组成员、总经理；后调上海，任新华社上海证券报党组成员、副总编。新华社高级记者。2006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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