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锅人火锅魂，猜猜三星堆人的汤底都放啥

继黄金面具惊艳朋友圈之后，这件三星堆出土的“陶三足炊器”再次引发热议。

它的盘面分内外两层，外层可盛水置物，足下可生火，看上去跟火锅类似。

看到这件文物后，有网友表示：四川火锅可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

还有网友讨论起三星堆人的火锅底料和配菜......

3月20日，三星堆遗址最新考古发掘成果公布。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每个坑都有文物。

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种类与此前相似，但出现了很多新器形。

比如这件文物，器型像一个“从未见过”的铜坛，又像是坐着的人，有着修长的手臂和手指，上有纹身装饰，两脚赤足卷曲……

发掘队队员们称它“奇奇怪怪，可可爱爱”。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自1986年“一醒惊天下”之后，三星堆那些造型独特的珍贵文物留给世人无尽的遐想。专家认为，此次的新发现，有助于解决三星堆“祭祀坑”性质、文化内涵、断代研究等关键性问题。

对于普通人来说，考古是个遥远陌生、神秘高冷的专业领域。近年来，随着一系列考古文博节目的推出，越来越多的国宝从博物馆走出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专业解读，成为新晋“网红”。在专业人士眼中，考古是一个神圣又严谨的工作。“研究过去，正视现在，走向未来。”很多历史都是文献研究，而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研究更多依靠考古。

除了田野调查、考古发掘，以及后期文物整理修复之外，考古工作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在《一个考古人的日记》中，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赵信先生将自己一生的考古工作、生活记录下来，以一名普通考古工作者的独特视角，描述了20世纪50至90年代中期中国考古学者这个特殊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提供了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的样貌。

自1956年参加工作至2016年退休，赵信先生一直从事考古调查、发掘工作，足迹遍及北京、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新疆各地。《一个考古人的日记》全书约20万字，黑白图片约50幅，“是从个人角度记录的一个时代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缩影”（著名考古学家、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语），具有样本的意义和典型性。

《一个考古人的日记》

赵信 著

2018年1月出版

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用先秦石鼓文题字“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

著名考古学家佟柱臣先生用信笺为该书寄语为“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事，根据你的定位，做好考古调查发掘、测量、绘局田野照像工作，根据你的基础，提起笔来，能写什么就写什么”。

序 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陈星灿

日记是记录历史的特殊题材。小到家庭琐事、日常工作，大到国家大事、世界新闻，都不妨在日记里留下痕迹。摆在您面前的是一本“考古老兵”的日记。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天天跟田野和文物打交道，谈的多是考古的事。说小了这是个人的考古工作记录，说大了，也不妨说是从个人角度记录的一个时代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缩影。我这样说，也许不如摘录几条日记给大家看看：

1958年3月2日

黄老、张寅和我一同至工地。张先生与民族同志掏挖前几天出土陶缸内壁之填土。黄老鉴定为唐代之物。黄老亲挖灰层，出土石器不少。我用皮尺量出土物坐标，并按件打包入纸箱，以备运回住处。

1959年2月1日-3月30日

由于天寒地冻，不适于野外田野调查作业，再加上西藏宗教反动势力搞武装叛乱，青海形势非常紧张。根据上级要求我们都守在室内，没事不能外出，组织大家学习时事、政策、法令和业务。趁此机会我又重读了夏鼐的《考古学通论》、《考古学基础》，找出大量和青海有关的文物考古资料，以备后续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我们组成巡逻小分队，每天值班查夜、站岗执勤。高原的雪说来就来，当狂风肆虐过后，漫天的大雪将高原披上银装。雪后，我们又加入到为城市铲雪的队伍中。

1982年10月12日

我的手表装在口袋内，弯腰挖土时不慎坠落，忽然钻入地下不见了。赶忙用小铲掏土，原来是一个蚂蚁洞，蚁群乱跑，表卡在洞中空壁上。把表拿出忽然发现一角锥直插洞底，表未损，又获一宝，大喜，当即编号T208 ② ：1。

这是讲日常田野工作的。

1965年1月15-30日

学习毛主席《矛盾论》，学习徐寅生《论女乒运动精神》，要求干部政治、业务双过硬。

1975年8月26日

考古所领导刘亚克传达胡绳讲话 ：（1）毛主席关于《水浒》的批示 ；（2）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

1983年4月16日

语言所丁声树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号召院所同志向他学习。

这是讲日常政治学习的。

作者考古日记原稿

1981年2月27日

考古所技术室副主任王㐨主讲《云南少数民族傣族、布朗族、哈尼族制陶、造纸、服饰的调查情况》，我聆听并作记录以增长知识。

1983年2月3日

田野工作总结汇报（1982年工作收获），夏鼐、苏秉琦做重要讲话。

1989年9月5日

考古所组织苏联考古学家留可夫报告会。

这是讲日常业务学习的。

1971年-1972年夏天

1971年夏，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呈报国务院，提出《考古》、 《考古学报》复刊。此事经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批准复刊。因此，考古所从“五七”干校抽调安志敏、刘观民、金学山、曹延尊、赵信等人回所。刘观民与梁星彭参加故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工作，其他人由安志敏带领到编辑室负责承担两刊的编辑和出版。我主要负责后者的出版工作。1972年夏天，原编辑室人员周永珍、徐保善、徐元邦从“五七干校”抽调回北京，重返考古编辑室，增强了骨干力量。

1989年1月30日

夏鼐铜像今日伫立在考古所图书室门前，研究人员肃立，举行揭幕典礼。

1993年12月28日

社科院人事局单天伦来考古所宣读院文件 ：任命王立邦为所党委书记，张国宝为副书记，除所长任式楠已提前宣布之外，任命乌恩、张国宝、刘庆柱为副所长。王忍之莅临会议。

这是讲院所行政工作的。

1958年11月20日

考古所人事科派我到工人体育馆参加朝鲜金日成首相来我国访问盛大欢迎会。会后观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精彩表演。

1983年8月11日

全所会议，王廷芳副所长传达中央文件《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分子》。

这是讲国家大事的。

作者考古日记原稿

日记的主人赵信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一名考古学者。1956年夏天他中学毕业通过考试进入考古研究所工作，到1997年7月退休，在田野里摸爬滚打了整整40年，从中学生成长为一名考古学者。退休之后，他到考古所人事处协助做老干部管理工作，又工作了差不多10年。这本日记，就是他在考古所工作的个人记录。赵先生有记日记的习惯，但眼前的这本日记，显然不是他日记的全部，有的的确是“日记”——按日记录，有的却是根据日记浓缩的“纪事本末体”或者“纪事体”的“周记”、“月记”甚至“年记”。所以有的地方很详细，有的地方却相当简略。比如1966-1974年，就只有短短的几页；1976年，只有不足一页；1977-1978年，也只有不足一页，这对意欲了解当时情况的读者不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不过，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折射出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可以理解的。

古人言 ：“美常在久。”大凡天地间一种美好事物的出现，常常是由于它的时间久长，是由于坚持取得的。赵信先生的考古日记，也是他坚持不懈的结果。这固然是他个人成长轨迹的记录，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一名普通考古工作者的记录，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因而是很有价值的。我生也晚，除了阅读考古报告，无缘看到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中国考古学的样貌，更无从了解中国考古学家这个特殊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这本考古日记，虽然是个人不完全的记录，却提供给我观察中国考古学及其从业者一个特殊的角度，可以从这个角度窥探那个时代 ；即便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的岁月，我也能从中找到我不知道或者已经遗忘的某些历史片段。我有幸先睹为快，写下上述感想，很高兴把它推荐给读者诸君。

作者考古日记

沉潜的功夫在书里书外

——读赵信先生新作《一个考古人的日记》

文/周用宜 社科出版社

考古学是根据发掘实物史料和各种遗迹遗物的研究，来阐明古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进而揭示和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专业性很强的学科。由于学科所具备的特点，它与公众的近距离接触很少，因此人们对考古学始终有一种“神秘”之感。

最近，考古所赵信先生的《一个考古人的日记》深深吸引了我。全书按编年体的顺序,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流畅生动的文字，介绍作者40年如一日，在田野考古工作中的成果、心得体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该书虽是他个人从1956年迈入考古研究大门，直至成为考古专家成长轨迹的记录，但同时也可以说是从个人角度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时代考古学发展的缩影。

作者赵信

阅读此书，一气呵成。读后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对于长期进行田野发掘的考古工作者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数十年来田野发掘工作业绩辉煌，大大丰富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内涵。有的发掘内容填补了中国各地区考古工作的空白。

赵信先生考古生涯中,曾先后参加陕西西安丰镐，新疆伊犁、库车苏巴什、哈拉墩，内蒙古赤峰南山根、水泉、蜘蛛山、林东富河沟门，北京明定陵、房山琉璃河、元大都，青海乐都柳湾、柴达木诺木洪，甘肃天水师赵村、西山坪等重要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1991—1993年，他又主持了武山傅家门原始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考古足迹遍及祖国各地，而主要的则是祖国西北地区。有的少数民族地区缺乏文字记载，因此，这些发掘工作队员复原原始社会和少数民族历史就更具有特殊作用。

资深考古学家夏鼐（站立者，右六）、苏秉琦（站立者，右七）等亲自为考古训练班学员授课（坐者 ：右一赵铨，右三王仲殊，右四白万玉 ；站立者 ：右一石兴邦，右二王伯洪，右三马得志，右五安志敏）

庆祝新疆考古胜利完成任务，黄文弼（左）教授与队员张寅（右）、本书作者合影留念

内蒙古考古发掘队全体队员发掘赤峰南山根遗址完工后与工人留影（右二为作者）

内蒙古考古工作队在赤峰市调查时留影（左起 ：汪义亮、徐光冀、刘观民、郑文兰、作者、冯孝堂）

作者（左一）参加北京琉璃河商周墓地发掘时与年轻的发掘工作人员朱志刚 ( 右一 )一起绘图

1975年至1978年5月，赵信参加了青海柳湾基地发掘前的测量、发掘以及发掘报告的整理。考古工作队共发掘出多种类型的墓葬1500座，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考古发掘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原始社会氏族公共墓地。1979年，赵信参加了《青海柳湾》考古报告编写小组。报告显示，当时正处于原始社会的马厂类型文化的人们贫富在分化，私有制在产生，它为私有制产生和阶级起源增添了新的考古资料。《青海柳湾》考古报告于1984年出版，并获1986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赵信在甘肃青海的考古工作成绩最为显著。1981—1990年，他在天水工作，在谢端琚队长领导下，他与团队一起发掘整理了甘肃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史前遗址。在天水师赵村遗址，他从负责发掘的探方中，首次揭露出北首岭下层、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等一系列文化类型地层的叠压关系，为甘肃东部地区各原始文化的内涵、发展状况及它们之间的继承和取代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西北地区考古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又如，他参与发掘的天水武山傅家门遗址，首次发掘了属于石岭下类型的祭祀坑，从中出土了带有阴刻符号的陶器和刻画符号的卜骨，这些新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石岭下等类型的文化内涵，并为进一步探讨石岭下和马家窑两种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科学发掘有力地证明了甘肃地区是一个统一的文化整体。追根溯源，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直至铜石并用时期的齐家文化，是从甘肃东部地区起始，渐向河湟地区，及至河西走廊逐步推进，尔后又逐步在甘肃西部乃至青海地区繁衍起来的不同时期之铜器时代文化。考古发掘资料经整理发掘，由谢端琚主编，赵信、叶茂林、王吉怀等4人执笔，写成《师赵村与西山坪》考古发掘报告，于1999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正式出版，获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这一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出团队协作的精神。

1975 年秋，青海柳湾考古队成员合影（前排左四为作者）

甘青考古队请考古所摄影师刘国强拍摄工地外景（右一为作者）

一直以来，赵信先生主要从事考古发掘。他与考古所的很多考古学者一样，有幸从一迈入专业领域，就得到多位学术大师的言传身教，受到严格系统的专业培训。他们深入考古一线，遵照夏鼐先生所言，搞考古调查发掘要“脑勤、眼勤、手勤和腿勤”。赵信先生经过不断积累，练就了过硬的本领，在田野发掘中摸爬滚打，度过了数十年，其中的酸甜苦辣可想而知。正如他的一首诗中所云：“考古已过六十秋，忆遥往日发掘事，浮光掠影绕心头”，“攀岩爬坡迎旭日，风雨同舟涉沙丘，铁锨小铲舞不休”。在考古发掘中，他和他的队友们们曾遭车祸；吃米糠，喝带虫子的涝水、灞水；住马厩，宿破窑，甚至露宿荒野；更危险的是遇歹徒骚扰和野兽袭击。然而这些都没有影响到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的考古工作者的意志，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批名副其实的考古尖兵。

最后以一首小诗，表达对考古老兵的敬意。

考古战线一老兵，师从学界诸精英。

发掘定陵亲经历，足迹踏遍甘新青。

靠同仁团结精忠，仗下一线加“四勤”。

摸爬滚打四十载，鸿篇传世两鬓星。

退而不休结硕果，服务众人不为名。

耄年伏骥壮心在，续展宏图砺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