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别！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逝世，享年96岁

3月22日12时36分

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

核动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士禄

在京逝世，享年96岁

他是革命先烈彭湃之子，曾婉拒“中国核潜艇之父”称号，自称为“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彭士禄生前在自述中写道：“如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耕耘一生，只为报恩。彭士禄曾说，他无论怎样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老百姓待他的恩情……这是他一生都在燃烧自己、奉献自己的力量源泉。

“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常教育我们老实做人、踏实干事、平淡生活。”彭士禄的儿子彭浩告诉记者，父亲生前嘱托，丧事从简，不给组织添麻烦，去世后和老伴儿的骨灰一起撒入他多年工作过的葫芦岛海域。彭士禄同事用12个字概括他的一生：感恩、励志、报国、敬业、无私、奉献。

心怀感恩的“孺子牛”

1925年，乙丑年，彭士禄出生在被誉为“东方红城”的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他的父亲彭湃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先导者、著名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始人。

彭士禄的童年历经磨难。3岁时，母亲蔡素屏牺牲，1年后，父亲彭湃又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杀害。为躲避国民党的打击，年仅4岁的他开始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颠沛流离的生活，被先后送到潮州一带的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爸爸常说自己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彭士禄的女儿彭洁说。

彭士禄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还当过小乞丐，最终被中共地下党营救。他曾深情地回忆：“从成为孤儿直到来延安，我在几十位老百姓家里住过。他们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我一点也没有缺失家人的那种亲情和爱。”

红宫红场旧址是彭湃的主要革命活动场所。如今在彭湃故居的正厅两侧，悬挂着6张烈士证。“烈士证分别属于我的爷爷彭湃，爷爷的哥哥彭汉垣、弟弟彭述、侄子彭陆以及我的两位奶奶蔡素屏、许冰。他们相继在土地革命时期，为革命光荣牺牲。”彭湃孙女、彭士禄侄女彭伊娜说。而在彭湃的私人书室“得趣书室”里，彭士禄的事迹在陈列着彭湃后人榜样事迹的展厅中格外醒目。

“他（彭士禄）来过红宫红场好多次，是一个特别善良、懂得感恩的人，一点架子也没有。”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讲解员罗晓梅告诉记者，彭士禄时常与她谈起自己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童年往事，他避难的第一站就是海丰县城的老母庵，住在附近的鹿境村村民阿姑（吕闲）收留了他，“冬天冷时，阿姑总是搂着我睡觉，深怕我挨冻”。

直至1940年，周恩来找到了彭士禄，把他送到延安。1951年，品学兼优的彭士禄被选派到苏联留学，那段时间里，彭士禄每天都要学习16个小时以上，几乎除了吃饭和睡觉外，就没有休息时间。当时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方要另付80卢布的报酬。“80卢布啊！”彭士禄曾动情地说，“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叫儿崽上洋学堂，我们能不努力么？”

与彭士禄相识八十载，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叶选平曾为《彭士禄传》作序：彭士禄总是说，他是老百姓花了很大代价才保护下来的呀！他对人民永远感恩。

核电事业的“垦荒牛”

彭士禄生前的病房布置得很简单，最显眼的就是挂在墙上的一顶海军军帽，军帽上绣着他一生牵挂的核潜艇。彭洁回忆，父亲即使插着氧气管仍念念不忘自己的核动力事业。

20世纪50年代，面对一些国家的核威胁，毛主席曾豪迈地讲，中国人自己搞核潜艇。

1956年，彭士禄即将毕业时，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到苏联访问，密召彭士禄问：“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此后，彭士禄便与核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想要造核潜艇无异于痴人说梦。

既没有图纸资料，也没有权威专家，谁都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到底长什么样。“我们有学化工的、有学电的，大多数人不懂核，搞核潜艇全靠四个字‘自教自学’。”彭士禄生前接受采访时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彭士禄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为了大量获取前沿知识，他带领团队恶补英语，用两年时间攻克了英语阅读关，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每天晚上，彭士禄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同事黄士鉴回忆道。

1965年，核潜艇项目正式启动。彭士禄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告别妻子儿女，走进条件艰苦的深山沟，参与筹建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

很多人称彭士禄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核电站创建人”，但他本人并不赞同。“我不过是与同事合作，为中国的核事业做了该做的事。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我不是什么‘之父’，是核动力领域的一头垦荒牛。”彭士禄生前说，要为人民做奉献，默默地、自强不息地去耕耘、开荒、铺路，他最爱的“宝物”就是一头“拓荒牛”的陶瓷塑像。

豁出命干的“老黄牛”

“为了建立反应堆物理的计算公式，在上世纪60年代只有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科技人员日以继夜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彭士禄在自述中写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0年，彭士禄领军建造的1∶1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反应堆主机达到满功率指标，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为核动力装置一次性成功运用于潜艇起到决定性的借鉴作用。

“父亲就是在那时候落下的病根。”彭洁心疼地回忆，父亲曾在一次现场调试时突然病倒，海军总院医师和麻醉师立即在工地现场为他做手术，切除了他四分之三的胃。手术时，医生发现他的胃上还有一个已经穿孔而自身愈合的疤痕。在海军医院住院仅一个月后，他又重新投入超负荷工作。

1971年，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如蛟龙入海。彭士禄带领他的团队仅用6年时间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创造了一个伟大奇迹，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之后，彭士禄从军工“转战”民用领域，力主搞压水堆，为我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关键作用。他还提出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良好基础。在任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时，彭士禄提出股份制，建立董事会制度，首次把招投标制引入核电工程建设。直至耄耋之年，彭士禄依旧牵挂着国家的核事业，在高级顾问的角色上继续发挥余热。

“也许因是属‘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彭士禄生前在自述中写道。

这张合影中的4个人，

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的四位总师

（左起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

他们分别负责不同的工作，

四位科学家都可以称为核潜艇之父。

如今，照片中的4人，

仅黄旭华健在。

彭士禄常说，

中国的核潜艇事业

不是一人两人所能及的，

是全体参与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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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民族脊梁

资料来源：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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