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小川，1955年一岁开始就是在沈阳造币厂宿舍院内长大的。今年3月18日我乘坐沈阳至北京的高速列车回京，我边上一个小伙子用手机在听沈阳造币厂1961年黄金案的故事，随即我与他聊了聊，我拿出一张关庆昌在厂礼堂被审时的照片给他看，他感觉很诧异。
近日来，很多媒体发表了不同人物、不同角度写的那件事，在我看来，很多内容与1980年由《人民日报》连载的李宏林的报告文学《黄金大盗》中内容相仿，再就是加一些不同角度的一些细节，但有很多细节是道听途说的，既使是李宏林写的那个也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毕竟他不是当事人，也是听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比如临时仓库的问题、装黄金箱子的问题、关庆昌当时的职务的问题等。
这个黄金案直接受害者之一是我父亲、当时的厂长李榆，案发时他一股急火眼睛突然失明，住了半个月的院。后来他经历了被处分、调离，又两次揪回拷打，我奶奶的坟被挖，以至于后来去“五七”干校和带全家去农村插队落户，1979年回到沈阳、再经破案后的云开日出，一生中这个案子蒙上的阴影和被打造成的腰腿疼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相比之下我受这个案子的影响是无足轻重的，但我是切身感受，我把我从1961年以来的经历讲一讲，以供对此案关注的朋友了解的更多。
1960年我6岁时入学红光子弟小学的，这是沈阳造币厂厂办的小学（沈币当时对外称红光机械厂）。我入学后，肯定是受到老师们的特殊关照，我从很小就喜欢画画，因看我画得不错，美术老师曾带着我去报考鲁美附小，回来途中还给我买冰棍吃。后因红光子弟小学不在教育局序列，我无法被录取，所以作罢。到了1961年似乎是听说厂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某一天上课时，我的右肩被老师无缘无故的就打了一拳，当时我莫名其妙，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打那以后，我记得每年过年，关庆昌都是第一个来我家拜年的。
我12岁那年夏天，我正在与同学们斗争一个老师时，同学揣玉民喊我：“你妈让你回家，你家挨斗了！”当我回到家一看，我妈正在对着来抄家的人们讲话呢，他们后来敲锣打鼓的推走了几车我家的东西。一进屋，四壁贴满了大字报，并注明一个月内不许撕！原来这是造币厂的人来斗四年前就调到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的我父亲，诬告他偷了黄金，关了起来批斗。从那以后，我就成了“黑五类”，远离人群，只有几个要好的同学来往。两年后，我父亲又被厂里的人从盘锦“五七”干校纠回关起来打，我去送饭，还经常被一些不认识的“大人”们把饭盒打翻，或被踢一脚。
1970年我随父母到内蒙古宁城县热水镇插队，关庆昌带着厂里的人来帮助打包装车送站，非常积极。
人生就是奇怪的很，那个指使去挖我奶奶坟的军代表张荡的女儿与我竟然同在一个部队，拉练时还被安排与我演唱二重唱。1977年我入党时，材料报到师直工科准备外调，立即就被批准了。原来直工科干事何其顺也是当年到沈阳造币厂的军代表之一，他说他十年前就调了多少次了，不用调了。
1979年，我复员回来，我父母已经回到沈阳，我母亲回到沈阳造币厂任教育科长。这时已经当上厂生产科长的关庆昌主动找到我妈说：“小川从小画画就好，我给他安排到设计室吧。”就这样，他把我安排到设计组工作，他每次到车间都来看看我，鼓励我好好干。每次无论在哪见到我他都很热情与我打招呼。就在1980年的一个周六下班后的党员大会中，关庆昌无精打彩地跟着保卫科长从我身边走过，仅这次他没有与我打招呼。周一，我一进厂车间，同事们告诉我：100号破案了，我问谁干的？他们让我猜，我猜了好几个人都不是，后来他们说就是对你最好的“关叔”关庆昌！我大吃一惊！很难想象一个在我眼中老老实实、态度和霭的关科长竟然是使造币厂蒙受的一大灾难的始作俑者！
后来参加了几次对关的审批大会，我父亲也被“平反”，一切恢复正常，但事情已经过去十九年，我父亲也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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