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思孝：一个非典型山东男性的自白

文 詹腾宇

魏思孝（作家，生于1986年，山东淄博人，著有《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等小说。） 魏思孝形容，自己有一种“盲目的自大和清高”，以抵御周遭对他的生育计划、事业发展、人生选择的闲言碎语。

2013年4月27日，山东烟台，游客在海边摆姿势留影。（图/ 视觉中国）

在接受采访时，魏思孝提到个事儿：他母亲为了催促（或曰暗示）他生二胎，把假想中孙子的名字刻在家族的墓碑上。意思是，反正迟早要生，咱先占个地儿。

但他不打算生二胎。他强调道：“对，只生了一胎，女儿。”

作为一名山东男性，他只生一胎，尊重妻子的意愿大于父母，以及，他对传宗接代这种事没有执念。其言语之坚定，仿佛忘掉了自己名字里的深刻寓意。

作为一名山东男性，他没考过公务员，对纳入体系的事情没有认同感，即便身边很多人将之奉为圭臬。

作为一名山东男性，他不喝酒，聚餐时喜欢坐在女人们那桌。他顺便解释，在一些地方，山东女人不是不能上桌，而是坐在另外一桌；山东男人大都喝酒，吃饭时间长一些。他补充道：“当然了，那些打心眼里认为女人上不得台面的，陋习无疑。”

在官本位思想比较突出、重视权力地位的山东，像魏思孝这样的自由作家（有人觉得这相当于无业游民），注定要遭受无权无势带来的被忽视。

魏思孝对此很坦然。他觉得传统文化从来缺乏对个体尤其是游离于主流之外的个体的尊重。比如他从小听闻的，那些深入生活细节的迷信：男人做家务、碰女人的卫生巾，都会断财路；祭祀时，女性不能去；对同性恋和不婚主义有强烈的偏见甚至恨意；等等。他说：“对科学的藐视，对个体的抹杀，趾高气扬地干涉别人的家庭生活，我都不接受。”

魏思孝形容，自己有一种“盲目的自大和清高”，以抵御周遭对他的生育计划、事业发展、人生选择的闲言碎语。

2020年6月12日，山东淄博，村民在房前的空地上晾晒小麦。（图/ 视觉中国）

“你是我们村的一股清流”

2007年，魏思孝开始了人生第一份工作。他在当地一家图书公司做教辅书编辑和校对，只干了三个月。2009年，生活所迫，再找工作，面试时看对方有录用之意，魏思孝心头一紧：“我不会真的要上班吧？”他赶紧跟对方解释：“我能力不行，胜任不了。”

2010年，魏思孝的一部小说得了空中网举办的文学奖项，奖金一万元出头。这对刚过20岁的他来说，既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精神上的鼓动：逃离不喜欢的生活，总归是有办法的。

2013年，魏思孝因写作不见起色，手头拮据，到当地一家美容医院当文案，干了两个月。院长问他为什么不在下班后多想想工作的事情，他回答：“我都下班了啊。”院长变了脸色，几天后他主动辞职，“这样对彼此都好”。

在美容医院工作期间，魏思孝接了一些情景剧剧本的活，赚到了相当于数倍工资的稿费。辞职后他写了几个剧本，发现自己志不在此，到底也写不出名堂，便折返原路，继续写小说。

魏思孝说，从那之后，生活就算清苦，他也未曾放弃写作。在几次孤注一掷、穷途末路想放弃之时，生活又给了他希望，让他坚持写到现在。

在魏思孝心目中，不能随心所欲写作、为了糊口而不得不做的事情，统称为工作。但他还是保持了一份直面现实的清醒。他将自己这段短暂的工作经历总结为“一系列失败”：“就是一个初入社会的农村子弟想逃离乡村，在城市站住脚跟，却碍于自身能力和家庭能力欠缺所造成的焦虑。如果我安于现状，正儿八经工作，倒也无妨，但本质上我就是一个找不到定位的迷茫青年，在社会这个磨盘中处于被碾压的状态。”

他坦承，自己缺乏与人协同工作和打交道的能力。但更深刻的理由是——牺牲时间和精力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浸泡在集体中磨损自身，只为换取微薄的报酬、维持有限的生活，没有多大的意义：“人要找到一件真正喜欢的事，而这件事又能维系基本生活，可以尽可能自由地支配时间，是有个体尊严和舒适感的。”

魏思孝的上述表现，不太符合外人对“山东男性”的固有看法。

但他确信自己的价值所在。他确信过往的见闻、手中的笔、脑中的灵感、写就的文字，身边那些亲戚乡邻的一生的故事碎片，足以让自己找到一方生存空间。在这个能被读者看见、理解和共情的空间里，他可以在这片土地上高昂着头颅，抽离、飞腾，持续热烈地书写下去。

写作是魏思孝逃离传统生活的最重要的方式，而传统生活又是他最重要的写作题材。这两者是不可分的，他既贴近，又抽离。

写作让他在现实的碾压下，过着一种磕磕绊绊的、自由支配的生活：“通过阅读，我找到自己喜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映照我的内心，并给予我尝试写作的勇气。在漫长且艰难的学徒式写作中，我终于写得有点样子了。写作是对自身进行探底，反映了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能成什么样的气候。产出的作品，在外界看来是加码，对内来说，是更加确信自己的渺小。目前阶段，我看重文学品质。因卖字为生，我当然也看重它能带给我多少经济收益。但我并不为了后者而去改变前者。”

魏思孝觉得，抛开文学这层外衣，他应该是手艺人加个体户的角色。市政府有个派到他们村的第一书记，前不久高升去邻镇当副镇长，两人有些交情，经常打电话和吃饭。书记朋友说，“你是我们村的一股清流”。

魏思孝没追问具体是什么意思。他猜想，相比于村里其他人，他并不热衷于“参政议政”，而是独善其身，对世俗生活总表现出一副清高的姿态——这种清高有部分原因是冷漠，以及他作为观察者的自我定位。

2020年12月12日，山东济南，首届济南国际双年展在山东美术馆开幕，观众在观看一幅演绎孔子形象的作品。（图/ 视觉中国）

“人到中年，却无甚变故”

魏思孝似乎很少从“山东男性”的身份切入进行自我剖析。当被问到身上“最山东”的东西是什么时，他特意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何为外人眼中的“山东人特质”。

他看到了这样的描述：乡土观念凝重、官本位意识浓厚、盲目服从上级、商业意识滞后、思想相对保守、豪爽过激、令人感到不够礼貌。“我问了几个朋友，还有以下几点：愚钝，要面子，孝顺，生活粗糙，不太追求个体享受，男权思想有点严重，喜欢管束人。”

魏思孝觉得自己“最山东”的点应该是乡土观念凝重。他毕业后一直住在老家——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金岭回族镇刘辛村，没有离开这片熟悉的土地。

从小被父母灌输“外面再好，也没有家里好”的观念，魏思孝说：“守着家里一亩三分地，旱涝保收，这是农耕时代山东少灾少难遗留的一种自信。不论怎么说，我觉得这是适合我的生活方式。背井离乡，某种程度不是外面多吸引人，而是家乡让自己难以忍受。”

乡村里的男性，是魏思孝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原型。他在代表作《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中，用审慎中带着诙谐的笔触，重构了数十位不同年龄的乡村男性的一生：偷盗被拘留，做小生意最后误入传销，从老实木讷到公开耍流氓，从凡事好勇斗狠到被社会彻底打趴，家族纠葛如何蔓延到下一代和每个人的生活，志大才疏的人会遇到怎样的不堪与局促……这些故事里，没有魔幻，只有现实。

魏思孝贯彻“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悲观”的观察者态度，把这些小人物的平凡喜乐掰开揉碎了摊到平整的大地上。作家韩东评价，魏思孝在文字中体现了一种良好的平衡与求真的品质，“合作但不谄媚，尖刻但有敬畏”。

所有男性角色里，魏思孝认为最重要的是《余事勿取》里的卫学金，人物原型是他的父亲：“我通过书写这个人物，站在父辈的角度进入他的内心，去面对生活。”

卫学金的一生是小人物的英雄史诗，勤勉忘我，有牺牲精神。癌症晚期时，他想到的不是治病，而是想办法给家人留下一笔钱。“我觉得不是塑造得悲观，而是事实如此，且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被社会淘汰和所谓寿终正寝是人类的命运，碍于人们各自的条件，无非是体面与否的问题。在我的观察中，我更多的是无力感。只是希望能多点体面，多些尊严而已。”

魏思孝的父亲已经去世。他说，如果可以像小说中一样改写以自己为原型的人生，那他的第一选择毫无疑问是父亲复活。他很想体会一下，如果父亲在世，会如何参与接下来的生活。他渴望这种无可取代的凝视：“父亲死时，我刚成家半年。我想知道他是如何当爷爷的，如何看待在他眼中我的‘不务正业’的文学生涯。如果局限于自己，目前来说我对自己的生活还算满意，那些不如意和错失，可能是因为自身能力的欠缺吧。”

而魏思孝把自己的生活作为原型，写进《都是人民群众》中卫华邦这一人物的故事里。他在面对自己的人生时并没有用太多的曲笔，而是带着父亲审视般的第三者视角，平铺直叙地回顾这三十多年来的人生。在叙述中，他将自己投射为一个后退的、克制的、思想上有所追求又时刻陷入现实反思的人：比如，在妻子工作一天回到家时，打开电脑假装努力，以表示没有虚度光阴；在母亲劝生二胎无果后，保持一种“失落而沉默的自律生活”；反思过去那种热烈追求文学的姿态是否“厚颜无耻”。

他写道：“自己的中年确实出了问题，那就是人到中年，却无甚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