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评《濯缨何必向沧浪》：让现实照亮历史

文/吴承学

我与东江同是中大校友，都喜欢读文史书籍，他著述极为勤奋，经常赠我新著，而我笔拙思缓，无可回赠，常有亏欠之感。近其大著《濯缨何必向沧浪》即将付梓，嘱我作序，对我来说，既是读书思考的机会，也是减少歉疚的方式。

此前，我拜读过东江的许多读史札记，此番结集，又欣赏了一遍。看完书稿，突然产生一个很奇怪的念头：这是一本史学书还是文学书呢？这种想法其实也不奇怪，文心史识，自古以来，都难以断然分清。

《濯缨何必向沧浪》，田东江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濯缨何必向沧浪》每一篇都是微形的历史。历史的书写有多种方式，有很宏大的叙事，比如二十四史，但梁启超认为那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也可以是对细微卑近事物的书写。孔子说，道不远人。庄子认为，道无所不在，蝼蚁、小草、砖瓦乃至屎溺都有道的存在。佛教认为翠竹黄花，尽具佛性。仿此，我们也可以说，史不远人，历史无所不在。任何事物，无论巨细，有形无形，都有其历史书写的意义。古人有诗云：“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今七字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书画琴棋诗酒花”的雅事，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俗物，都可以书写成独具意义的历史。比如，糖是日常俗物，季羡林先生就写过著名的《糖史》。《濯缨何必向沧浪》书写的内容，雅俗兼备，但大多是琐屑细微的，主要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微形历史。这点只要翻看一下本书的目录就很清楚了。

从日常微细生活入手进入历史书写是此书的特点。古今的“读史札记”很多，史学家“读史札记”的题目主要是从史籍中来的，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吕思勉《读史札记》，都是从读史料入手，所论是历史上的问题，或考据，或发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博闻强记，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所谓“一事不知，以为深耻”。随着近代以来学术分科，学者各攻一个专业领域，专家多而通家少。东江作为报人，似乎更具博物学家的气质和兴趣，虽然他并不是某个学科的专家，但阅读面之广，令我惊佩。其读史札记所涉及的文献，有宗教、民俗、名物、地理、建筑、动植物、科技、衣食住行、帝王将相、下层民众、文人雅士等等，包括各个学科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每篇文章的起承转合，谋篇布局，皆用丰富的史料层层推进，自然成文，不以虚言点缀，不以套语敷衍。与传统史学家不同的是，其读史札记的话题与灵感主要来自亲历的现实生活，以现实生活为背景和触机，有很强随感性，更近乎文学创作的感兴思维。我们可以看看本书开头几篇文章。《大雁塔》是由法国总统马克龙首次访问西安景点起兴的。《老赖》以临近新年，各地打击赖账之徒的新闻为缘起。《腊肉，臘肉》则由网上一张照片引发。《公主》是到北京参加培训，住在公主坟附近引发的联想。《杜鹃》是由华南植物园看杜鹃花而说起的。他的读史札记往往也具有日记的性质，记录了作者生活轨迹。故其取材是开放式的，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历史，如行于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俯拾皆是，目击道存。

由日常生活而激发的感兴性思维这点颇值得注意。一些介绍东江“读史札记”的文章说其特点是“借古喻今”。我读东江的文章多年，总感觉到其读史札记主要特色并不在此。“借古喻今”与“借古讽今”虽有区别，方式上是类似的，都有一个古为今用的实用目的。作者先设一个观点，然后在历史文献中选择其所需的材料，为了达到目的，有些材料可能被遮蔽，被改写，甚至断章取义，为我所用。东江的历史书写，追求打通时间空间的隔阂，古今相通，四海相接。正如中国古人所形容写作之神思，“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这是文学创作的迁想妙得。西方学者李约瑟认为，中国人的关联式思考或联想式的概念结构，同欧洲因果式或法则式的思考方式在本质上根本不同(《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我想借用“关联式”“联想式”概念来形容东江札记的写作范式。他的历史书写，重在寻找古今之间的关联，有意无意地消解实用的功利目的。举例而言，《公筷》由广州饭馆用公筷述及古代使用食具历史；《豆腐》由贵阳花溪的烤豆腐而述及古代与之种种相关文献，此类文章，如何借古喻今？就其书写的逻辑和主旨而言，都不是出于先行的政治、伦理目的，给读者贯注一种观念，其目的是追源溯流，寻觅真相；其方式是因今及古，让现实照亮历史。由当下触发记忆，激发古典的活性。他追求的是历史的启示，而非现实的影射。这正是此书通俗而能脱俗之处。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其经典著作中提出“文化记忆”的概念。他认为，文化经过世代交替之后仍保持它的一致性，能够形成“历时的身份”，这种功能就是文化记忆。文化记忆使得我们保持自我，明天的我如同昨天和今天的我。文化记忆的概念超出了“传统”这个概念的范围，它还涉及遗忘和隐瞒，遗忘和隐瞒导致传统的消失和断裂。他说：“回忆文化建立在对过去的各种指涉形式的基础之上，我们的论点便是：‘过去’完全是在我们对它进行指涉时才得以产生的。”我对历史理论缺乏研究，也许，我的理解是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的，但喜欢“文化记忆”这个词。历史是因为我们对它进行指涉时才得以产生的。从这个意义看，东江所书写的历史，也是因为对它进行指涉而产生的。作为一个古老国土的中国人，内心深处都深藏着各种文化记忆，现实可能激活其文化记忆，而文化记忆又增强对于现实的理解。

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汹涌，形势严峻。此时，一张来自日本的照片突然在网上热传，一时刷屏。日本友人在捐赠给湖北救助物资外包装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八个字深深地打动了众多中国人的心。为什么这八字赠语，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效果？此关文采，更关文化。这是盛唐时日本遣人来中国学习佛法，当时日本长屋亲王在赠送大唐高僧袈裟上所绣的偈语。鉴真和尚听闻此偈，遂东渡日本，弘扬佛法，这是中日关系史上极为感人的故事。这首诗被收《全唐诗》中，遂成为中日两国共同的文化记忆。此前除了少数专家外，很少人注意到此诗。在武汉疫情的现实语境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一语，突然激活了沉睡千年的文化记忆，触动亿万中国人心底的柔软之处，从而引发强烈的共鸣，瞬间拉近两个民族的心理距离，这是近二十年来少见的现象。有时候，文化记忆具有特殊的力量，千军万马也未必有其效应。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岁月流转无情，人间怀抱依旧。《濯缨何必向沧浪》并不是严谨高深的高头讲章，它是一本有文化记忆又有人间烟火气的书。作者随兴而作，读者也可以率性而读，不必正襟危坐。晴窗雨巷，书房卧榻，或工作之暇，旅途之中，一壶茶，一卷书，随意翻看，闲散展读。也许，你能看到一些未尝经眼的逸闻趣事，可以增长见闻；也许，不经意间，它能唤起你内心的文化记忆，窥见历史长河的斑驳倒影，感受到古典人文传统的脉脉温情。（作者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原题为《让现实照亮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