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大力支持毛主席的王稼祥、洛甫，后来哪里去了？

从1921年成立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到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中国共产党带领的革命力量经受过数次沉重的打击，也经历过很多挫折。

这些革命道路上的伤害，有的来自外部敌对势力的猖狂进攻，而有的则来自党内同志的错误方针，甚至有些错误还差点给中国革命带来灭顶之灾。

但在关键的时刻，总有一些革命同志站出来力挽狂澜，使中国革命在曲折蜿蜒中奋力向前，不断成长壮大，最终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在这些历史的转折点上，遵义会议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在这个会议上重新确定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而毛泽东同志能够在这个会议上被确认为中央领导人，离不开洛甫和王稼祥两位同志的大力帮助，正是他们博大的胸怀，才使中国革命突破阴霾重新回归正途。

遵义会议

正是两人的坚持，才使毛泽东重回中央

可以说，王稼祥和张闻天（洛甫）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在后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们两个人基本上都不在中央负责主要工作，但他们仍然无愧是中国解放事业的主要缔造者。

1934年，因为博古和李德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的冒险主义，不停地要求红军和国民党军队进行阵地战，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将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认为是胆小懦弱的逃跑主义，并将毛泽东排挤出了中央军委。

结果在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中央红军受到了极大的损失。特别是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中央红军因为损失过大，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我们后来众所周知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的初期，中央红军虽然闯破了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但是在湘江战役中，因为红军领导层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从有最初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人，使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损耗，而这些错误主要负责人就是博古和李德。

博古

湘江战役之后，红军上下层官兵对两个人极度不满，对红军的未来发展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但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因为已经被排除在了中央军委之外，他虽然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无奈已经失去了发言权，没有机会进行纠正。

就在这个紧急的时刻，在中央军委工作的王稼祥和张闻天也对博古和李德的指挥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为了能够保存中国革命的火种，1934年底，王稼祥和张闻天就中国红军的发展方向进行了一次谈话，他们认为毛泽东的作战方法才是最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模式。

因此，1935年1月，他们联络了几个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在遵义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王稼祥和洛甫对李德和博古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同时在会议上，他也提出来让毛泽东同志重新加入中央军委，并在会议投票过程中投出了关键的一票，而正是因为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毛泽东才在这次遵义会议上，再次进入中央军委，掌握了军队的指挥权，从而使中央红军再次从衰败走向了辉煌。

最终到了延安，打碎了敌人将红军消灭在长征路上的美梦。可以说，没有王稼祥和张闻天就没有遵义会议，而没有遵义会议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辉煌未来。因此，王稼祥和张闻天无愧于中国革命力挽狂澜的人物。

王稼祥

在理念的差异争执中，逐渐认可毛泽东

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他1906年出生，早年因为看不惯社会的黑暗，一直寻找改良社会的办法，最终成为共产主义的信徒，他曾经在苏联留过学，是中国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王明的同学。

1930年，他从苏联学成归国，此时王明正在中共中央手握大权，因此他很快就受到了重用，担任党报委员会委员长。

又因为在苏联接受过共产主义正规教育，他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无视国内的实际情况，力推苏联共产党的斗争模式，成为教条主义的代表，而且看不起毛泽东他们的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

虽然在思想理念上有分歧，但是王稼祥却在工作态度上十分的谦逊，也从来没有觉得因为受过马列主义的正规培养，就比国内的革命同志高出一等。他对共产国际虽然尊重，但不盲从他们的指挥，善于在实践中寻找真理。

王稼祥

1931年王稼祥被安排到中央苏区工作，虽然在工作过程中，他对具有中国特色本土化的马列主义思想并不是十分认可，但是他却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却相当的推崇。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红军曾经数次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而在后期，因为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从苏联回来的博古和李德开始取得中央红军的大权。

从此之后，反围剿作战一败涂地，红军部队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这使王稼祥对博古和李德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在心理上，他更倾向于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模式，认为只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红军才能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张闻天是江苏南汇人，他1900年出生，投身革命事业比较早，在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他已经是宣传马列主义的先驱者之一。和王稼祥一样，张闻天在年轻的时候也追求进步思想，并曾经在日本和美国留过学。

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到到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时候，他与后来的中央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博古是同学，并且关系十分的紧密。

张闻天

1931年，张闻天回到国内，在已经成为我党的主要负责人的博古的推荐下，他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一同在苏联受过教育，张闻天和博古在很多政治观点看法非常一致，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后来，张闻天随博古到了苏区，特别是博古掌握了红军指挥权，在对敌斗争中屡次失败后，张闻天对以往坚持的主义，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同时与博古的个人关系也越来越差，甚至在公开场合产生过几次争吵。

在广昌战役之后，张闻天被博古边缘化，他搬到了瑞金的沙坪坝，而在这里办公的人除了他之外还有早被排挤出中央的毛泽东同志。

因为相距甚近，两个人的交流也多了起来，在交谈中，张闻天逐渐地对毛泽东产生了好感，并对毛泽东很多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表示认可，甚至在毛泽东生病的时候，他亲自安排医生治疗。

因此，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和张闻天这两位在中央处于重要地位的领导人，态度一致地支持毛泽东，也正是在他们的坚持下，毛泽东同志才重新掌握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也为中国革命的未来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毛主席

一心为革命着想，不在乎自己的荣誉地位

而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后，张闻天和王稼祥并没有因为将毛泽东重新拉回了中央领导岗位而居功自傲，他们审时度势，在帮助稳定红军队伍之后，就逐渐地淡出了中央核心领导层。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王稼祥因为受了伤，被送到苏联进行疗养，康复归国后，刚好赶上八年抗日战争，在这段岁月中，他担任了中央的军委副主席并兼任了八路军总政部主任。

1944年，因为伤痛的原因，王稼祥再次被安排到苏联疗养。在解放战争中，王稼祥主要在东北战场上负责工作，代理了当时的宣传部长，为中国东北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建国之后，王稼祥主要从事外交工作，并担任了驻苏联的大使，为中苏关系的友好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74年，这位为中国革命操劳一生的革命先驱在北京溘然离世。

王稼祥

在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张闻天也从中央军委的领导岗位退了出来，从事他最擅长的宣传和理论工作。在此之后，张闻天一直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同时还是《解放》周刊的主要负责人，在我国的宣传教育事业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他主要的贡献在理论研究上，并担任过延安马列主义学院院长，在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方面颇有成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被安排到东北工作，成为当时的省委书记，并兼任东北局的组织部长，在他的努力下东北很快成为中国革命的给养基地，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因为苏联的留学经历，张闻天也转到了外交部工作，还曾经担任过驻苏联大使。1976年，张闻天在江苏无锡病逝。

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最后的成功，不仅是无数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将士们换来的，还有那些在革命危机的时候，胸怀坦荡，不谋取个人私利的革命先驱的巨大贡献。

他们不为名利，在历史的最关键时刻，能够高瞻远瞩，以自己对革命的忠诚，成就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