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布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指出，要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而自2018年以来，300多家中国企业及个人遭到美方的无理制裁，中国唯有“以法制法”才能维护国家、国民和企业利益，才能维护中国法律的尊严。
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在涉外立法方面比较克制，主要是出于融入国际大格局的需要。中国较低风险的法律环境为引进外资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全球企业分享中国发展红利提供了便利。
但目前局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过去中国的涉外法律主要集中在商法方面，现在到了必须进一步拓展到国家安全、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并综合利用立法、执法、司法等手段，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的新阶段，适应新发展阶段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要求。
观察指出，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关系“自由落体”滑落，美方使用多种经济、政治和法律工具对中国实体和个人进行长臂管辖的打压和制裁，屡屡企图干预中国内政事务，包括中国企业、官员甚至基层警察在内的个人也被美方列入所谓“制裁”名单。而中国在涉外法律领域缺乏对等的工具，突出表现为无法可依或者法律层级较低，以及一些涉外法规比较笼统、针对性不强，无法为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驾护航，因此迫切需要补短板。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拜登正在召集盟友，目的明确针对中国，这意味着未来中国面临的国际法律环境将更为凶险复杂，中国急需“以法制法”，完善自己的“法律武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曾强调，要积极参与涉外法治斗争，更好运用法治方式应对挑战、防范风险、反制打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中国法律的尊严不容侵犯。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莫纪宏指出，涉外法治的立足点仍是国内法治，只是在其体系框架内将涉外因素单独归类。涉外法治工作包括如何在遵循国与国之间平等原则的基础上，采取双边或多边的协议和措施，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事务。主权国家的海外机构、企业、公民也存在遵守国际法准则、有序参与国际交往、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等问题。
中国社会呼声最高的是如何对冲美国的“实体清单”制度。前年5月16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行政令的方式将华为等70家中国企业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让这一制度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实际上，“实体清单”制度是美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最惯常使用的工具。美国国防部和商务部等多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清单，这些清单互相参考、“串联”后，进一步放大负面效果，国际自由贸易市场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中国成为最大的受害方。目前在美国各类实体清单上的中国企业超过300家。
美国以非市场化的手段打压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严重冲击了全球芯片产业，乃至整个科技产业链，严重损害包括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商界的利益。这也令中国社会意识到，唯有对等打造法律“工具箱”才能捍卫中国国民、企业以及国家利益。去年5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首次提到，将健全“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这意味着，中国将以对等建立“实体清单”制度的方式来捍卫市场经济秩序。
去年9月，中国商务部史上首次公布《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商务部发言人表示，这主要是为了纠正个别外国实体的违法行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公平、自由的国际经贸秩序。但这部规定并未就违规与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外国实体进行交易的法律后果进行规定，这意味着相关处罚需要其他法律的支撑。
分析认为，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出建设涉外法律“工具箱”，就是要将“国际通行经贸规则”进行国内立法，将国际法与国内法衔接起来。此外，实体清单制度需要商务、国防、外交、国家安全、海关、公安、人社、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协作，具体权责也需要通过立法来厘清。
“实体清单”是重要的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法律工具，威力巨大。要想达到反制的效果，唯有与外国同类法律具有“对等”的威力。参考美国的“实体清单”制度，被列入清单的实体需要承担多重法律责任，包括罚款、进出口限制、投资限制、人员及运输工具限制入境、取消工作许可及居留资格等六大方面。但目前中国仅有去年通过的《出口管制法》对其中的一个方面做出明确规定，这意味着仍有不少法律漏洞需要填补。
今年1月，商务部又发布1号令，颁行《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表明了中国政府反对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严正立场，提供了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的救济渠道，也体现了中国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的责任担当。外界认为这是对冲美国“域外法权”的重要法律工具。美国的“域外法权”被认为是它充当“世界警察”的“牙齿”。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盟友决定不再忍气吞声。欧盟于1996年率先制定《欧盟阻断法令》，禁止欧盟公民和法人遵守外国域外制裁的法律。特朗普政府时期严厉制裁伊朗，《欧盟阻断法令》就保护了在伊朗营商的欧盟企业不受美国制裁。中国商务部颁布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与此类似，但该办法没有列明禁令的目录，豁免和追偿制度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实际上，美国滥用涉外法律引发连锁效应，其它国家不得不出台反制法律进行对冲。这样一来，正常的国际经贸往来和国际交往变成“夹缝求存”，合规风险越来越高。在国际政治角力方面，相关涉外法律的潜在外交风险也较高。
因此，在立法层面如何做到平稳，以及构建科学可行的涉外法律体系，以在涉外法律斗争中进一步提升话语权、增强主动性，将是中国的立法机关首先需要应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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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北京方面对华盛顿发出的“最尖锐警告之一”。
在3月7日全国人大关于“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记者会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100分钟内回答了27个中外记者的提问，完美展现了本届两会在时间上空前精简而在内容上却很丰富的精髓。
为防疫需要，记者会采用视频形式进行。一开场，在评价过去这一年的中国外交时，王毅称，一年来，最精彩的是元首外交，最坚定的是捍卫国家利益。接着，在涉台、涉港、对美关系等问题上，他的回答也延续了“坚定捍卫国家利益”的原则，美联社则称之为“反映了北京在海外日益强硬的态度”。
《华盛顿邮报》7日报道称，王毅周日警告拜登政府，要其撤回前总统特朗普表现出支持台当局的“危险做法”。他敦促美国新一届政府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彻底改变上届政府“越线”“玩火”的危险做法，慎重和妥善处理涉台问题。报道称，王毅没有透露如果拜登不改变路线，北京将如何反应，但他说，海峡两岸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大势所趋。
“敦促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这是王毅记者会的重要部分”，美国彭博新闻社7日称，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北京方面对华盛顿发出的“最尖锐警告之一”。王毅在记者会上批评美国“动辄打着所谓民主、人权旗号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称这些行为“在世界上制造了诸多麻烦，甚至成为动荡战乱的根源”。他提醒美方“应早日意识到这一点，否则这个世界仍将不得安宁。”报道称，在回顾中国过去一年的外交时，王毅列举了北京与“霸权霸道霸凌”以及“对中国内政无理干涉”的斗争，他还强调，华盛顿有责任修复特朗普4年任期内对中美关系造成的伤害。日本《朝日新闻》称，王毅7日在记者会上，就美国的对华外交表示“绝不接受毫无根据的指责抹黑，绝不允许核心利益受到侵犯”，旨在强烈牵制拜登政权在人权问题等方面增强对华压力。
3月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为有效防控疫情，共同维护公共卫生与健康，记者会采用网络视频形式进行。（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香港由乱变治，完全符合各方利益”，“如果不爱国，谈何爱港”。美联社称，王毅为香港拟议的选举制度改革进行了辩护，驳斥了有关中国违背“香港自治”承诺的抱怨。“北京方面已准备好面对改革香港选举制度带来的短期痛苦和可能出现的来自西方的反弹”，香港《南华早报》7日评论称，这表明中央政府决心彻底“解决”香港问题，不会接受在与西方的权力博弈中把香港问题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在回答《环球时报》有关西方一些国家诬蔑中方在新疆地区实施“种族灭绝”的问题时，王毅毫不客气地回敬说，说到“种族灭绝”，大多数人想到的是16世纪的北美印第安人，19世纪的非洲黑奴，20世纪的犹太人，以及“至今仍在坚持抗争的澳大利亚原住民”。路透社引用他的话称，一些西方政客宁愿相信几个人编造的谎言，却不愿听取2500多万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宁愿配合少数反华势力的拙劣表演，却不愿正视新疆地区发展进步的基本事实。“他们并不在乎什么是真相，而是热衷于政治操弄”。
当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就南海局势提问时，王毅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南海面临的不稳定因素和安全风险主要来自域外”，他还点名批评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唯恐南海不乱，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频频来南海兴风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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