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征还是北伐？一场战争的两种视角 —— 对民国画报的图像表征分析

徐沛，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杨璐嘉，通讯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20世纪20年代的民国，南北分裂，军阀混战。1926年7月9日，南方国民革命军以蒋介石为总司令从广东誓师北伐，大军一路攻克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北洋军阀势力，历经宁汉分合流，终于在1928年6月开入京津。同年12月29日奉系军阀头领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自此北伐战争结束，中国完成形式上的南北统一。可以说，这两年半的北伐战争不仅改变了民国建立以来的政治军事格局，也奠定了此后二十年中国的大格局。

令时人和后世不解的是，在兵员和装备均明显落后的情况下，国民革命军到底以何战胜北洋军？目前史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无形战力”是促成以弱胜强的主要原因（罗志田，2000），其中“宣传使南方成为民心所向”被提及最多，“在社会认同上，军阀已遭到社会各界普遍唾弃”（杨天宏，2018）。那么，北伐时期的舆论真的是全然的一边倒吗？

有形的战争既有交战双方，无形的战争也不应缺少任意一方。然而，目前研究成果普遍只关注了南方或北方某一方面的声音。因此，回归历史主线，本文将通过对南北双方大众媒体的比较研究，探究二者在政治立场、政治传播策略和文本背后反映的社会思潮上是否存在差异，藉此为研究北伐时期舆论的内部复杂性提供新的视角。

一

研究路径：在南北两种政治立场的

对照下考察图像表征

以往的北伐史或民国舆论研究，对视觉材料缺乏系统的关注和论述。“有图有真相”，相较于文字文本，图像尤其是新闻摄影天生具有更强的“劝服功能”；在平均文化水平较低的民国，图像易于被民众阅读和接受，因此“向下扎根”的画报更具有舆论代表性；同时，以消闲为目的的画报具有更强的消费主义色彩，因此它其中的视觉想象更具有参考意义和时代特征。

（一） 研究对象选择

研究对象为1926年7月（蒋介石誓师北伐）到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期间《良友》和《北洋画报》中所有涉及北伐战争双方的图像（包括图像的附属文字）资料。经过二次筛选和确认，共获得1496个图像文本。就所属画报来看，出自《良友》的图像有813张，《北洋画报》683张，各占54%和46%，比例大致相当；就图像类型来看，摄影照片占到93%（1393张），漫画占7%（103张），所有图像总样本中84%的漫画都出自《北洋画报》。

（二） 研究路径说明

南北两画报的政治立场是否存在差异？政治传播策略有何不同？图像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思潮？本文将以简单的内容分析论证第一个问题，在已确认两画报政治立场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更深入的内容分析和图像文本案例研究两种研究方法综合论证后面两个问题。步骤如下。

第一步，对文本进行内容分析。主要分析两大部分：图像基本信息和标志性元素。图像基本信息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作为确认两画报政治立场的基础证据，而对标志性元素的分析可以再现文本更深层次的意义。首先，对文献进行大致的浏览整理，在此过程中梳理出图像中反复出现且具有符号意义的标志性元素（如旗帜、武器、城门、特定手势等），在SPSS软件中录入图像基本信息和标志性元素并进行数据分析。依照对基本信息的内容分析结果，结合其他证据，可得出两画报的政治立场，完成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依照对标志性元素的内容分析结果，排除于两画报出现频次差异不显著者，对剩余各标志性元素进行扎根式归纳分类，最终可提炼形成三个内在关联且递进的类别，每类别元素分别可表征军事口号、政治倾向和社会思潮。

第二步，结合内容分析结果和归纳出的三个类别，挑选典型图像文本案例进行深入分析。运用符号学和修辞学理论，以语境（context）锚定图像释义行为，从图像如何建构北伐战争南北双方（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与北洋军/北洋政府）形象的角度切入，在数据与符号、图像与历史的互读中，考察两画报如何以图像表征其支持党派的军事口号和政治倾向，并如何对大众进行政治上的“视觉劝服”。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图像生产者的追溯，进一步分析图像背后的南北地缘社会思潮差异，从而回答第二、三个研究问题。

（三） 政治立场确认

因图像尤其是新闻摄影本身具有一定客观性，其倾向和态度很难直接判断，因此，本文将按照从图像文本到图像生产者的分析思路，前者包括对报道议题、政派归属和报道人物的考察，后者包括对图像拍摄者（或绘制者）情况和报社政治背景的梳理。通过此五点，试图在文本与语境、共时与历时的互相佐证中确认两画报政治立场之差异。

1.图像文本：报道议题

报道议题影响议程设置，议程设置则左右大众认知。图1展示了两画报北伐相关报道的议题分布情况。

2.图像文本：政派归属

从图像主体的政派归属来看，《良友》和《北洋画报》拥有截然不同的叙事对象。《良友》中有84.4%（686张）的图像围绕国民革命军展开叙事，而在《北洋画报》中，这个比例只有35.6%（243张）。由此看来，《北洋画报》以更多的篇幅报道北洋军，其中又以奉系军阀为最。

3.图像文本：报道人物

大众传媒具有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因此媒体对政治人物的选择性报道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政治偏向。表1列举了《良友》和《北洋画报》中出场次数排名前五的政治人物，《良友》提及最多的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其次是早已去世的孙中山，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国民党象征出现。出现在前五的唯一一个例外是北洋政府的实际领导者张作霖，主要作为“北伐”对象而被提及。另一边，《北洋画报》提及最多的人物不是张作霖，而是其子张学良，《北洋画报》对张学良的关注和赞誉明显，言必称“张学良将军”“张军团长”，北伐后期北洋军处于下风时，《北洋画报》更是把希望寄托在了张学良一个人的身上，称之为“北方之曙光”“所向无敌之青年将军张学良”。

4.图像生产者：报社

报道议题、图像主体政派归属和提及人物可以反映该画报的政治立场，而政治立场的形成又与该画报背后的资本、权力结构以及与重要政治人物之关系息息相关，可以说，是报社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影响甚至决定了它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表达。北伐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胡汉民、连声海、钟荣光等多位要员都曾为《良友》题字，足见该刊与南方政界之亲密关系。与南方对地缘的重视相反，王晏殊（2013：35-49）在对《北洋画报》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后指出，“天津这一特殊的移民地域使得多种文化共生并存成为可能，地域影响显得不再重要。《北洋画报》主要编辑多居住在天津，但籍贯各有不同”。北伐期间《北洋画报》是创始人冯武越一手包办（北洋画报，1928年6月13日），他虽是广东籍，但16岁便赴法留学，后来定居天津。冯武越回国后一度担任张学良的法文秘书，二者关系亲密，《北洋画报》中就有颇多摄于张学良私人宅邸的独家照片，同时张学良也是《北洋画报》的资助者。

5.图像生产者：拍摄者（或绘制者）

除了报社的政治背景，图像拍摄者或绘制者也影响着画报的政治立场。图4整理了北伐战争期间在《良友》和《北洋画报》上多次发表照片的20个拍摄者，发现大部分拍摄者仅在固定的画报上长期发表，且目前可考证的拍摄者之籍贯或所在地和其发表画报的所在地在南北上多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

总体来说，北伐战争时期南北两画报拥有完全对立的政治立场。《良友》采用的是以国民革命军为进攻者、以北洋军为讨伐对象的“北伐”视角，《北洋画报》则是一个以北洋军为进攻者、以国民革命军为讨伐对象的“南征”视角。一场南与北的战争，就在分居南北的两画报的差异化视角下，描绘出两种高度差异化的政治图景。

二

《北洋画报》：一个“南征”的视角

《北洋画报》创刊号就以两个整版报道了吴佩孚与张作霖在京的会面，会面标志着北方联军的形成。此后，《北洋画报》重点报道北军大败国民军的南口大战、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学良指挥的涿州战役等，它称北洋军为“中央军”或“中央陆军”，重点关注奉系军阀动向，偶有提及国民革命军，只称其为“南军”或“赤军”。“自北军观之，且以为只有南征，绝无北伐”（大公报，1927年6月6日），同北洋军一样，除一次以“南征北伐”介绍南北双方领导人外，《北洋画报》中再未出现“北伐”二字。它将这场南北之战定义为北洋军向南“讨赤”或“安国”的战争，在1928年6月北洋军真正落败前，《北洋画报》都是采用一个“南征”的视角，选择性报道并建构出一个以“反赤”为军事口号、崇尚武力的北洋军形象，其统治区社会思潮呈现为求新和反旧。

（一） 军事口号：“赤”与“反赤”

军事口号作为政治势力最直接的行动正名手段，也是本文试图辨析两画报建构北伐战争中南北双方军事、政治、社会文化差异的突破口。1924年随着国民党改组及“联俄容共”政策确立，“赤化”一词便已萌芽，到了1926年，“赤”与“反赤”两条战线早已壁垒分明，各派军阀更是以“反赤”名义联合在北洋政府旗下。

符号学将异常的、不合规范的、边缘的存在称作“标出项”（the marked），标出项是异项，正项和非正非异的中项拥有排斥标出项的目标和趋势，只要存在二元对立的不对称，就会卷入标出性问题。在北洋军和国民革命军的二元对立中，二者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正项或中项地位的意义权争夺，致力将对方排挤为异项，以使社会中大多数因为恐惧被标出而站边正项，从而获得舆论支持。观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在《北洋画报》中的出场，往往与“暴力”“焚烧”“狂热”相联系，在视觉上表现为火焰或攻击性武器等标志性元素。图5中被称为“暴徒”的数人共同抬起一根尖棍往前刺去，尽管该图说明是攻击洋商，但拍摄时对面恰好是一个儿童，俯视的全景呈现遮蔽了儿童和攻击者的脸，使得照片所涵盖的范围广泛起来，拿棍的“暴徒”无意中提喻所有共产主义者，对面的儿童则提喻为所有受到暴力的弱势群体，几乎是“欺骗性”的所谓“攻击行为”展示，最终导向了“所有共产主义者对无辜民众的伤害”。图6也是如此，称是“被共党焚烧”的建筑前立着一个不明身份的背影，其一人独立的行为给观看者一种此人在凝望“家”的感觉，背影的不确定性让其可能直接代表广大弱势民众，此图就直接上升成“共产党焚烧破坏无辜民众的家园”。

标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异化国民革命军。《北洋画报》曾刊载蒋介石与一赤俄顾问合影图，图7漫画中的蒋介石更是周身赤焰，以讽刺国民党联俄容共的举措，冯玉祥同样如此。此类图像将国民党和国民军与被标出的共产党进行连接，使其共同被边缘化为危险的异项。由此，整个国民革命军在《北洋画报》和北洋政府的反赤语境中都成为了标出物，于是北洋军转“反赤”为“讨赤”，对立于作为异项的国民革命军，稳固了自身的主流地位，进而有可能获得“善”的正项的有利地位。

（二）政治倾向：以武安国

军事斗争中，武器装备是决定胜负的一个关键性要素；政治博弈中，武器展览是显示决心和建立威慑的一种军事途径。当军备力量被印在报刊上传播给广大民众，军事上的有形力量就化为了无形力量。军事装备正是《北洋画报》中突出的标志性元素，如表2，卡方检验显示，《良友》和《北洋画报》在攻击型和防御型军备力量的展示上皆存在显著差异。在所有以军队器械、设施介绍为议题图像中，归属于《北洋画报》的占到72.7%（48张），而展示“战斗进行中”的图像中，归属于《北洋画报》的也占到了66.7%（40张），除去转折点之后的少量图像，其余全部是以北洋军（尤其是奉军）为主体的报道。

武器介绍配合效果证明、防御措施结合攻击力量，在这样全方位军备力量的视觉展示中，《北洋画报》建构出一个西式、强大、现代化的军队形象，北洋军的军事实力以至统一能力得到了视觉上的证明，这也直接反映出北洋派系自建立伊始不变的尚武倾向和“黩武主义”。

（三）社会思潮：求新反旧

如果说军事口号是报刊和政派的刻意建构，政治倾向是有意或无意流露，那么社会思潮则应是报刊身处某势力范围受到潜移默化影响后在图像文本上的无意识反映。五四以后，传统价值观断裂，中西古今文化撞击交汇，知识分子夹在传统与西方思想之间左右为难，这在多满清遗老、留洋人士的北方重镇天津展现的尤为明显。《北洋画报》的创办者和编辑们多为具有一定西学知识又兼具中国传统的人，纠结在“新”与“旧”的对立层面（王晏殊，2013：35-49）。

《北洋画报》多讽刺漫画，此类讽刺漫画正是“新旧”矛盾的最好证明，其颇类似于当代的表情包，解构意义远大于建构意义。不同的是，表情包立足于亚文化语境，多以解构自我达成自嘲、戏谑的目的，而此类讽刺漫画多立足于传统的文化语境解构他者，最终完成视觉劝服的政治目的。

北伐时士人普遍有“南新北旧”的认识，因此北方始终想要摆脱“旧”的印象。《北洋画报》总体上是追求西化的，出现在“戏剧专刊”的传统戏曲尚且可以作为一种艺术被观赏，但出现在北伐时期政治讽刺画中的代表传统文化的戏曲元素，只能被推上民国“尊西崇新”的大趋势成为所谓“应该被粉碎的传统”。《北洋画报》曾以小脚女人穿洋鞋隐喻中国国情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以古典篇目《续黄粱》揶揄孙传芳的痴心妄想，这些传统元素的自然挪用背后其实潜藏着更为深刻的时代话语：《北洋画报》生产者群体乃至大部分北方知识分子共同拥有的矛盾在于，对“新”的崇拜虽成主流却并未完全压倒关于“旧”的集体无意识，更未能替代传统文化的维系和表意功能。和多数达达主义者一样，他们只是为了推翻而推翻，为了求“新”而反“旧”，而不去深究该反哪种“旧”该求什么“新”，事实上，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依然扎根于骨髓，并在无意识的图像生产中被反应出来。

三

《良友》：一个“北伐”的视角

1927年4月转折点之前的《良友》表达隐晦，换梁得所主编后，也是国民革命军攻克上海后，《良友》更加旗帜鲜明地支持国民革命。从欢迎国民革命军抵沪、纪念孙中山、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宁汉合作后阅兵、蒋宋结婚、救党运动到二次北伐，《良友》追踪北伐进程、记录政府行动、展现国民政府要人的政治政余生活，还在1928年7月出版专刊《北伐画史》庆祝国民革命军克复北京。《良友》始终对国民党抱着一种近乎理想化的期待，就算对于围剿共产党、尹子衡受贿案和济南惨案等社会争议性事件，《良友》依旧坚定支持并称赞国民党举措。在这样一个“北伐”视角下，《良友》最终建构出一个以“革命”为军事口号、崇尚文治的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形象，其统治区呈现出一种追求“普遍参与”之民主的社会思潮。

（一）军事口号：“革命”与“反革命”

北方大举“反赤”旗帜，南方也以“反帝”“反军阀”予以回击，而“帝国主义”与“军阀”，尤其后者毕竟不如“赤党”这样标签化和污名化，于是，“革命”这一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斗争色彩并顺应20年代价值评判标准的口号逐渐位居上风。国民党一直以革命派领袖党自居，称袁世凯是“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北洋政府后期，宣称北洋军阀是“或揭武力统一之名，或标联省自治之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86）以迷惑国人。由于北伐仍旧是国家内战，故国民政府特别致力于树立其“革命”的合道性，以区别于北洋派系的“军阀混战”，赋予其救亡图存、有道伐无道的内涵。

法国文艺理论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Kristeva，1986）首提互文性的概念，她指出互文性旨在强调特定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普遍的关联性。刘涛（2018a）认为互文语境依赖于图像与其伴随文本之间的视觉想象。若要证明国民革命军的合道必先证明北洋军的失道，因《良友》与《北洋画报》刊和报的差异，《良友》有更大空间以图片排版传递某种政治意涵。《良友》通过多个视觉文本的伴随和拼接构成一个版面的视觉系统，让两种类型的视觉文本处于并置结构或对比关系中，形成联想性的互文语境，编制出压迫民众的北洋军阀、主持公道的国民政府两种完全对立的政治形象，进而赋予了国民革命军以革命为军事口号的合法性。

除了通过特定的图像编排方式暗示北洋军的失道并建构国民政府的合道，以纪念报道唤起革命相关的集体记忆，也是《良友》常用的建构革命性的方式。纪念报道赋予历史事件以符号的重要性，将逝去的重要人物建构成一个符号化的“革命”象征，并通过纪念碑等纪念性建筑的展示构筑出独特的纪念空间。纪念报道并不是为了纪念过去，而是为了将革命的过去和现在相连接，描绘革命者（多为国民党或与国民党有交集之人）的光辉历史同时揭露军阀和帝国主义罪行，建立起高度对抗性的“本派自我”与“外派他者”的分类范畴，唤起国民的愤怒和骄傲情绪。

（二）政治倾向：文武合流

前文提到，《北洋画报》常以军备图像展示证明北洋军的军事能力，其反映的是北洋派系因历史遗留和多年争斗而固有的尚武倾向。与《北洋画报》不同，《良友》中多与国民革命军伴随出现的军事相关标志性元素不是军事装备，而是旗帜。1927年4月《良友》以整版报道国民革命军抵沪，数图无一出现军队，而是代以满城青天白日旗。

作为视觉符号出现在图像中，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建构国民党政权认同方式的一部分。青天白日旗本为国民党党旗，后来同时作为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则是由党旗直接改动得来，因此两旗凸显了“以党治军”和“以党治国”的理念。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本是复杂的概念，选择具有“党性”的青天白日二旗其实就是在强化“党”的存在而刻意淡化武力特征。是否有党是南北方最大的差异，在南方政治系统中，以文官为主的党排在军队甚至国家之前，因此党的存在即标志着“文治”。在这样“偃武修文”的政治倾向和“以党治军”“以党治国”的图像表征下，《良友》中的“青天白日”图便衍生出一派理想的“文武合流”气象。

（三）社会思潮：“普遍参与”的现代社会

新文化运动以来，“南新北旧”的时代认知愈演愈烈，到了北伐时几乎成了士人的共识（罗志田，2000）。周作人直接指出南方之新，新在民主：“南北之战，应当改成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周作人，2002）从报刊来看，20年代刊载的新闻摄影往往对准的是政治军事要人或者社会名流，极少以普通民众为中心。统计《良友》和《北洋画报》的图像主体发现，二者在主体是否为普通民众上存在显著差异（见表3），即《良友》更多以普通百姓为主体进行北伐报道，而这之中最多的是对群众大会的展示。群众集会、游行、示威是五四以来出现的新事物，在《良友》以普通群众为主体的图像中，飘扬的青天白日旗、印有鲜明大字的横幅和黑压压的人头组成了象征性的符号系统，观看群众大会使读者得以“远程在场”参与革命或革命的纪念，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使大会的参与者拓展到所有《良友》的阅读者乃至全国。

四

结语

本文通过对《良友》和《北洋画报》的图像表征分析，证实了分居南北的两画报在政治立场、政治传播策略以及文本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思潮上存在较大差异。两画报站在自身政治立场上，分别以“南征”和“北伐”视角描绘出两种高度差异化的政治图景（见表4）：天津的《北洋画报》以“南征”视角建构出一个“反赤”的、崇尚“武功”的北洋政府，在文化上表现为求新和反旧；上海的《良友》则以“北伐”视角呈现出一个“革命”的、崇尚“文治”的国民政府，在追求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同时，更进一步表达了对“普遍参与”的现代社会的向往和追求。由此再问，南北之别“别”在何处？或“反赤”或“革命”的军事口号，可见其党派之别；或“以武安国”或“文武合流”的政治倾向，可见其文武之别；或求新反旧或追求民主，可见其新旧之别。

以读者为导向的《北洋画报》如此明显地进行政治传播，且能在北方同类型刊物中一直保持着销量第一的成绩，说明北洋军阀在北方依然具有一定影响力。由此看来，北伐时期的舆论并不是无可置疑的“民心所向”“有道伐无道”，至少并非全然地一边倒，而是在南北方出现罗生门式的叙述，报刊舆论呈现并立争锋的格局。但必须指出的是，本文在南北各选取一个媒体，依然存在“以偏概全”之嫌，亟待更具有说服力的史料论证和实证研究加入，以补全北伐时期舆论斗争的完整拼图。

南北虽有别，殊途亦同归。尽管《良友》和《北洋画报》在国内政治上各执一词，但对于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二者保持了高度一致的民族大局观。1928年5月日本为阻止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济南惨案”。《良友》当月便对此进行了整版报道，《北洋画报》也在次月初转载，对被杀害的南军表达了强烈地同情，痛呼“人类之惨祸与耻辱，要求全世界之公评”。从这样国家民族的高度再观民国画报乃至当时所有大众媒体，或许能更加客观公正地理解身处政治漩涡中的民国知识分子，以及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中的中华民国。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1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weidian.com/?userid=1185747182，进入国际新闻界微店，购买当期杂志和过刊。

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