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863计划，4位伟大的科学家集体“走后门”

35年前，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之于世，这就是开启新中国科技腾飞历程的863计划。今天，863计划不仅使中国在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能源、新材料、海洋等技术领域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一些方面可以与世界技术前沿直接对话，这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自主发展高技术、参与国际竞争的信心。

那么，当年863计划是怎样出台的？其中饱含着科技工作者与国家领导人怎样的奉献与求索、使命与担当？它给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又带来了哪些改变？

4位科学家平生第一次“走后门”

1986年3月5日，82岁高龄的邓小平久久凝视着案头一份题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建议书。

建议书由“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执笔，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联合签名。

863计划四位倡议者合影（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建议书提出：“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关注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

“星球大战计划”是美国总统里根在1983年为改善美国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的守势，强力推动出台的计划，其实质是以军备发展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进而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抢占战略制高点。

美国这个极富野心的大动作一出笼，立即在全世界掀起了狂澜。当时的苏联和东欧集团迅速制定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与之针锋相对；日本也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基本政策”；西欧17国联合签订了“尤里卡计划”，提出建立“技术欧洲”的口号。还有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规划。如印度发表了“新技术政策声明”，韩国推出了“国家长远发展构想”，南斯拉夫也提出了“联邦科技发展战略”……

各个国家诸多“计划”的背后，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的全面升级，一个新的全球科技蓝图在召唤。

而此时的中国科技界，却依旧令人不安地悄无声息。

1986年年初，国防科工委召开国防科技计划会议，就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以及中国如何应对这一轮新的科技挑战展开了讨论。在这个问题上，专家学者们始终存在很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我们也应该搞高科技。理由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发展的方向，谁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另一种意见则截然不同：中国的国力，目前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

因为意见无法统一，每一次都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方案，所以每参加一次会议，王大珩心中都会平添几分焦灼。

“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

与王大珩一样焦灼于共和国科技前途的，还有同为“两弹一星”元勋的陈芳允。在一次会议结束后的寒冷夜晚，陈芳允来到中关村中科院的宿舍楼，敲响了王大珩家的门。

“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

两人经过长谈之后，达成了让人振奋的共识：中国不能再沉寂下去了!目前面临的是一个关乎国家兴废的历史挑战，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在新的世纪能否站稳脚跟，而不被淘汰出局。

如何促成高层决策，启动中国的高科技进程？王大珩激动地说：“干脆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吧！”

1986年2月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王大珩拿起了笔。经过反复地修改，一个多月后，一份《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终于完成。

在对建议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后，4位科学家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为了让建议书尽快进入领导人视线，王大珩等人没有通过正式渠道，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往上呈报，而是走了生平难得的一个“后门”：请邓小平的女婿，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工作的张宏，将信直接呈交给了邓小平同志。

根本想不到中央能批100亿专款

两天之后，即3月5日，邓小平就在建议上作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3月8日，国务院便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建议信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议最后决定，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牵头组织讨论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

人们敏感地意识到，一个科学的春天马上就要在中国降临了。但持保守意见者也不少。一位在海外进修的学者还专门写信回来，深表忧虑与关切：“中国现在要搞高科技，我担心会遭到骑虎难下的结局……”

担忧不是没有来由的。毕竟高科技就是高投资，而高投资却不能保证高回报。

经费问题，无疑是最棘手的问题。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国务委员张劲夫在约谈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后，终于问到了这个最关键又最敏感的问题。

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

863计划四位倡导人合影：左起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王大珩。

4位科学家谁都没先作回答。

沉默了许久后，王淦昌才艰难地说了一句：“能省就省吧。我看，一年能给2个亿就行。”

尽管他们都心知肚明，用2个亿去发展高科技，实在杯水车薪，但一想到当时国内的经济条件，再多也难于启齿了。

此时的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邓小平和中央批的专款竟是100个亿!而中国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约2000亿元。

为了把经费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从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先后召开7次会议，组织124位专家分成12个小组，进行了反复的探讨与论证。最后，通过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纲要》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邓小平手里。10月6日，邓小平审阅该计划有关报告和文件，作出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或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耀邦、先念、陈云同志审核后，提政治局讨论、批准。”

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扩大会议，批准了《纲要》，这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的科技计划。

1986年11月18日，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之于世。中国宏伟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就这样坚定地开始实施了。因为4位科学家上书的时间和邓小平指示的时间都是1986年3月，所以该计划简称“863计划”。

该计划选择了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来开始高科技的攀登，1996年又增加了海洋技术领域。在计划执行时，邓小平又提出了“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指导思想。

专家组“脑袋在863，屁股在原单位”

863计划15年投放约110亿元人民币，这在当时粮票尚未完全取消的中国不啻为天文数字。于是，国内有人质疑：粮食都不够吃，还拿出这么多钱搞什么高科技？还有人说：美国一家大企业1年的科技投入就是30多亿美金，相当于100多亿人民币，中国拿这点钱15年投入8个领域数千项技术，不是开玩笑吗？

然而，中国并不想开这个玩笑。863计划是中国的命运决战，堪称新时代的“两弹一星”。

但863计划又不同于“两弹一星”。863计划专家组的专家不是封闭的，更不是固定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单位、部门，“脑袋在863，屁股在原单位”，而且，为注入新观念和保持创新能力，专家组成员每3年要换掉1/3左右。

同时863计划与“两弹一星”的精神却是相通的。专家组专家经常集中，在那个通讯和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许多北京以外的专家往往接到通知就是开会在即，他们常常是买张站台票就登上火车，而且一站就是十几个、几十个小时。数年间，专家组专家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从无人抱怨。

有人说，863计划专家组一直进行着“精神接力”。尽管从未有文字形式的正式记录，但对每个863专家来说，“863精神”已稔熟于心：公正、创新、求实、协作、献身。

863计划专家组趟过了许多体制的“盲区”，许多科学家甘做改革的铺路石。比如专家组每3年换一部分人，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似乎永远是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更何况都是颇具知名度的专家。但专家们默默地、甚至愉快地接受了，许多人退出了专家组又投入到863计划项目的竞争中。

因为在科学家看来，863计划无疑是共和国最伟大的科学工程之一。然而，说863是工程，不仅因其气势宏伟，重要的是，它冲破了中国科研课题“实验室循环”的怪圈，迅速实现了产业化。

有人将863计划形象地比喻成“沿途拣蛋，沿途下蛋”。“沿途拣蛋”即发现好的项目就立刻把它“孵成小鸡”，而“小鸡”一旦成长成“母鸡”，就赶紧将其产的“蛋”往外抛。这个“抛蛋”的过程就是产业化的过程。863计划培育出了高技术产业生长点，不仅极大地带动了中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也为传统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高技术支撑。

成果的大量转化，让“高科技”这个概念如同阳光、空气和水，渗透进了每一个寻常百姓家庭的生活。如今，我们开着搭载智能技术的汽车，借着导航去到每一个想去的地方；我们足不出户，通过电脑电视对天下大事了然于心；我们随时用手机查看一周甚至半个月的天气预报，安排工作和生活；我们利用互联网购买车票预订酒店，出行信息一手掌握；我们在电影院悠然自得地观看3D影片，感受视觉冲击带来的愉悦……虽然已经习以为常，但我们的生活已确实都被这些曾经的先进技术改变了。随着产业化的加快，一方面是升级换代的浪潮，另一方面又是价格不断降低的风暴。高科技从未像近几十年这样恩泽过中国人，高科技的概念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863计划承载了中国几代科学家的激情与梦想，也让曾经辉煌的古老中国在21世纪终于再次在世界科技领域获得了瞩目与荣光。

让我们向四位伟大的科学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来源：科技日报（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