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季，我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见到了慕名已久的西周大盂鼎。
鼎最初是古代一种烹煮食物的器具，后来逐渐演变成歌功颂德的礼器。在商周时期，国君在举行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后，往往会铸造大鼎，以记录盛况。久而久之，鼎成为了国家政权的象征。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领大军打到洛水边，周王派王孙满去慰劳大军，楚庄王竟然询问“鼎之大小轻重”。后来，人们便将“问鼎”代指图谋夺取政权。
西周大盂鼎铸造于周康王23年，即公元前1003年，距今已有3000年历史。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是国家一级文物，属于顶级国宝，名列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大盂鼎的鼎身上有一段铭文，共计291字，记录了周康王册封贵族盂的史实。在铭文中，周康王向盂叙述了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告诫盂要恭敬办政，莫违王命并赐予命服、车马、邦司、人鬲、庶人等。盂制作了两个鼎，即大盂鼎和小盂鼎，来祭祀祖父南公。小盂鼎已佚失，只有大盂鼎还保留至今。
大盂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这也给它带来了许多曲折的传奇故事。
1849年，大盂鼎出土于陕西省眉县礼村（（今陕西省眉县常兴镇杨家村1组）。最初，大盂鼎为岐山县京当乡地主董天有获得。1850年，董天有以一马车银元的价格，将大盂鼎卖给了岐山富豪宋兑成、宋金鉴父子。
当时，岐山县令周庚盛听说了这事后，登门拜访宋兑成，以拓几张拓片的名义将大盂鼎借走。然而，周庚盛前脚刚借走大盂鼎，后脚就以几千两银子卖给了西安一家古董商。宋兑成面对县令的巧取豪夺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自认倒霉。
巧的是，宋金鉴在京城找回了大盂鼎。
原来，宋金鉴在1850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宋金鉴供职之余，喜欢到琉璃厂一带转悠。这天他无意之中发现了刚刚从西安运来的大盂鼎，正是自家之物，赶紧掏出3000两银子，将大盂鼎买了回来。
宋金鉴历任内阁中书、刑部郎中，于1863年病逝，年仅41岁。宋金鉴病逝后，家道中落，家族里还出了一个纨绔子弟宋允寿。宋允寿抽上了大烟，不惜变卖祖上流传下来的各种文物。有一年，宋允寿以700两银子的价格，将大盂鼎卖给了父亲的好友袁保恒。
袁保恒是晚清名臣漕运总督袁甲三的长子，与宋金鉴是同一年考上进士。他从小就投身军伍，先后做过李鸿章、左宗棠的幕僚。1868年，陕甘总督左宗棠进军陕西时，袁保恒奉命到左宗棠大营听候差遣，负责管理西征粮务，并获得了专折奏事之权。
袁保恒得到了左宗棠的重用，屡获升迁，在1874年回乡省亲之前已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袁保恒知道左宗棠酷爱文玩，就把大盂鼎转送给他。
左宗棠非常清楚大盂鼎的价值，只是由于西北战事紧急，军务缠身，没有余暇来把玩大盂鼎。后来，左宗棠打算将大盂鼎送给救命恩人潘祖荫。
当年，左宗棠曾经担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负责处理湖南军政要务。后来，左宗棠得罪了永州总兵樊燮，被他进京告状，差点人头不保。在这关键时刻，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等人出手相助，使得左宗棠避免了一场大灾。左宗棠非常感激潘祖荫，在官运亨通后每年都会送1000两银子给潘祖荫。
左宗棠写信给潘祖荫，表达转送大盂鼎之意时，潘祖荫怀疑这是赝品，回信婉拒。左宗棠便与袁保恒商量，准备将大盂鼎留在关中书院，以俟后人鉴别。可潘祖荫很快又改变了主意，写信给左宗棠希望获得大盂鼎。左宗棠收到信件后，立即安排袁保恒将大盂鼎送到京城，交给潘祖荫。
潘祖荫是1852年的探花，在钟鼎文字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是著名的金石学家。潘祖荫得到大盂鼎后，搞清楚了鼎身上的铭文，命名为“大盂鼎”。这一命名沿用至今。
1951年，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将大盂鼎献给国家。大盂鼎最初收藏在上海博物馆。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海博物馆将大盂鼎等125件馆藏文物作为支援，大盂鼎就成为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2004年3月14日，是潘达于的百岁寿辰。上海博物馆特意从中国国家博物馆请回了大盂鼎，举办了一场“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大克鼎也是潘达于献给国家的一件国宝。潘达于老人身着棕色缎袄，脚穿新绣花鞋，在女儿的搀扶下，专程来到展览现场，见到了阔别近50年的大盂鼎和大克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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