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法制不健全，所以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存在较多不公正的地方。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古代诉讼的那点事。
在古装剧里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桥段：
老百姓聚集在衙门前，当头一人用鼓槌擂响鸣冤鼓，青天大老爷升堂审案。这样的情节看得多了，观众难免会有这样的认知，那就是在古代但凡诉讼就必须击鼓鸣冤。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实属特例，衙门口的鼓其作用并不是用于击鼓鸣冤的。
既然不是用来伸冤的，那衙门口的鼓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说起来，衙门前摆设的鼓其实是用来宣告县官下班的，和学校里的下课铃有异曲同工之妙。老百姓听到衙门口的鼓响了，就知道今天办案的时间过了，如果想要诉讼明日请早。直到明清时期，才有老百姓将此鼓用于伸冤，不过却纯属罕见现象。
正常的伸冤，只需写好诉状，然后交到衙门里即可。只有遇到突发案情，来不及写状纸时，老百姓才会击鼓，而击鼓的目的也未必是鸣冤。县以上的州、省、道，通常都设有登闻鼓，如果老百姓有重大冤情，通过正常流程无法伸冤时，便会来到上级部门诉求昭雪，不过，击鼓的情况亦不多见。
清朝中期，许多老百姓越级上访时都会采用拦车伸冤的方式，不过这种拦车伸冤通常会影响公务。为了正规化越级上访流程，朝廷规定越级上访不得拦车，如有重大情况可击鼓鸣冤。
在电视剧里，我们有时还会看到这样的桥段：
某个妇女在衙门前上访，哭得悲天跄地令人动容。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古代发生的概率也不大。正常来说，不论是“告状”还是“告发”都是男人的事，女性并无诉权。倘若女性作为原告，状告丈夫、公婆，那么她必须要请一位宗族里的男性长辈陪同参与。像影视作品里妇女独自诉讼的情况，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
古代的“升堂”或“开堂”，与现在法院开庭差不多。县令除了担任一县的政治一把手之外，还兼任法官的职能。而且，在一场古代诉讼中，基层县令审案是不受监察的，除非有上级下巡，否则审案的流程由县令一人说了算。在当今社会，案件调查取证审理过程中是绝对不可使用刑罚的，但在古代却并无此限制。古代的刑侦手段相当有限，所以最主要的证据就是口供。为了让嫌疑人尽快招供，所以古代司法机构往往会用刑。
那么，古代县官审案时，最常使用的刑罚是什么呢？
古代最常用的刑罚为“笞刑”，是用木板和竹条抽犯人的后背、臀部和腿部。我们在古装剧里看到的“打板子”，就是一种笞刑。虽然这种刑罚的程度比较轻，但同样属于肉刑。所以在新时代到来以后，这种刑罚便随即退出历史舞台了。
前面说过，基层县令在审案过程中是不受监察的。但是，在县官审案的过程中，却允许无关的老百姓进行旁听。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些旁听的老百姓，同样起到了监督的作用。与现在审理案件不同的是，古代的审案完全是由县官一人说了算的，加上从前的刑律并不完善，所以判案事不会严丝合缝地遵照例律，也会考虑到当地的关系、人情甚至文化。
对于一些小型案件，县官未必会在公堂审理，有时也会设在当事人居住的地方。现在流行的“炕上法庭”，实际上颇有古代之遗风。一般来说，古代的案件都会当庭宣判，而一些较为复杂的案件则会酌情推迟宣判的时间，最多要数日后才能公布结果。
如果老百姓无法在审理中满足诉求，又该怎么办呢？
这时，老百姓就可以找上分巡道或知府，越级上访。这样，检查、监察才会进入到司法流程。可以说，分巡道和知府就是古代的检察官。
正式意义上的检查制度出现于1906年，当时为了维持封建统治，慈禧派遣端方等公使前往日本、欧美各国进行考察，拟定了一套《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较为系统地借鉴了日本、德国等在法治上相对先进的国家。
只不过，此时的晚清早已是秋后的蚂蚱，况且其腐败的根源在于封建统治。因此，即便修改了“官制”，对于晚清衰败的进程也于事无补。
参考资料：
【《击鼓鸣冤之制》、《大理院审判编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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