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李鸿章逝世120周年，按照我们中国人的历法，正好是两个甲子。
李鸿章以刀笔起家，在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的战争中屡建奇功而被擢拔为封疆大吏，又因善办洋务与外交而稳居中枢数十年，荣耀恩宠，无以复加，就当所有人都认为李鸿章将成为张廷玉第二时，甲午战争骤然而至，李鸿章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人人骂其汉奸，举国皆曰可杀。
甲午战争之前，举国主战而唯独李鸿章力主避战，避战成了李鸿章的一大罪状。
面对蕞尔小邦的日本，翁同龢等人幻想着“弹丸小国，天戈所指，不难指日荡平”，虚骄之气甚嚣尘上，深知内情的李鸿章却绝不敢轻启战端，在《酌度日朝情势应预筹办理厚集兵饷折》中，李鸿章说道：
“臣久历兵间，深知时势艰难，边衅一开，劳资无已。但使挽回有术，断不敢轻启衅端”。
为避免中日开战，李鸿章先后寻求俄国和英国的斡旋调停，当时俄英两国在远东地区矛盾重重，两国均不希望作为地区大国的清朝倒向另外一方，对于李鸿章提出的调停请求，两国均表同意。在两国的调停之下，日本曾一度出现议和的姿态。
所谓以夷制夷，当然不是应对外部威胁的正招，然而在当时，李鸿章在充分估计自身实力的情况下穷尽一切手段避免战争，实在是比那些罔顾实力空喊开战的人要明智得多。
1894年7月25日，高升号事件发生，日本不宣而战。既如此，中日之战已不可避免，李鸿章遂由避战转向主战。
虽然主战，李鸿章的总体战略却大受非议，有人说他消极避战。黄海海战之后，李鸿章好似吓破了胆，北洋水师从此蜷缩港内，直至覆灭。这也成了李鸿章的第二条罪状。
然而从李鸿章与水师提督丁汝昌之间的往来电文来看，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黄海海战刚结束，李鸿章就急电丁汝昌：
“各船损毁处，赶紧入坞修理，防日舰复扰北洋。”
探知日军准备攻占旅顺时，李鸿章又电示丁汝昌出港御敌：
“师船速修，择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张声势，雷霆应往小平岛及其附近旅口逡巡”。
与很多人概念中李鸿章的保船制敌的策略相反，战争期间，李鸿章反复指令丁汝昌与日军一拼而不能避战，当得知丁汝昌将舰队蜷缩于港内时，李鸿章严词责备：
“全数伏匿，将欲何为？”
李鸿章如此责备，丁汝昌为何还是不出战呢？
以丁汝昌与李鸿章的关系，他是断不至于一再违反李鸿章这位恩公的命令的，最大的可能就是，黄海海战之后，北洋水师诸将士已经噤若寒蝉，不敢再与日军一战，换言之，黄海海战中灾难级的表现使得丁汝昌丧失了指挥舰队与日军再战的信心和能力。
威海卫失陷后，局势已不可为，此时李鸿章才提出所谓的“保船”，他多次电令丁汝昌“无论如何危急，必不可使我舰为敌所得。”后又要求丁汝昌“速带船乘夜冲出，向南往吴淞，但可保铁舰”。可惜此时北洋水师纪律已大坏，部分将士一意向日军献船邀功，丁汝昌已无法组织有效的突围行动。
纵观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的指挥，无疑是有失误的，然而如果说要他负主要责任，则未免太过。龙马君曾有一个观点，甲午战争清朝失利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清军人少，乍一看这一观点似乎危言耸听，然而如果仔细查阅甲午战争重大战役的具体情况，您就会惊讶地发现，主场作战的清军在人数上几乎一直处于下风。
为何四万万人口的清朝所动员的参战人数反而不如蕞尔小邦的日本呢，这就是综合国力的差距了，不是区区战场指挥可以弥补的。
作战既然不利，清廷遂转而求和，主持和局的李鸿章于是又添了第三条罪状：签订马关条约，卖国求荣。
这条罪状最重，然而却是最容易辩驳的。以当时的情境，李鸿章正因为屡战屡败而饱受责难，这样的一个罪臣，和战大计是断不会轮到他来做主的。
那是谁来做主呢？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甲午战败之因》一文中说得十分透彻：
“当时世但传李文忠主持重，后又传文忠最主与联俄，而不知战与联俄，皆翁常熟为之介，其实出自西后意……盖有一西后于上，虽有十李文忠，其主张亦无所用。”
李鸿章的谥号是文忠，李文忠自然是指李鸿章，西后当然也就是指西太后慈禧，有慈禧太后在上面，十个李鸿章也不顶用！
说到底，李鸿章不过是代人受过。
在洋务运动的后期，李鸿章提出了洋务运动的总纲：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和戎是为清朝自身发展争取时间，变法则是为发展创造条件。
可惜，外忧内患之下，一条都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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