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年事：一篇“人变牛”故事，引发一场名誉侵权大案

牛郎织女的故事家喻户晓，“牛变人”是人间佳话，但“人变牛”呢，就可能是一场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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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永福县永安乡永富村山旁有一牛墓，并碑记，见者莫不惊诧。

缘起：傅尔成，广西永福县永安乡人也，家财万贯，富甲一方，乐为公益事操心。尝见梓里人赶三皇街需趟水过河，诸多不便，遂倡导捐资建石拱桥，梓里人及仕出于桂林、柳州等地应捐者颇众。甫二月，即捐得折合白银3700两。即择日佣工匠99人破土动工，每月挖土凿石，工场沸扬！傅尔成亲自监工督造。彼发现，工场点数为100人，开饭时仅为99人，日日如此，颇感讶异。归告其妻，妻喜曰：“此中乃有一不食烟火之仙人助汝耳！”

施工近年，拱桥竣工通行，梓里人皆大欢悦，莫不感恩戴德。然年余后，众始发现建桥仅花白银2600两，余银1100两被其侵吞矣！然众皆惧其财势，惟怒惧言，但无人颂其德矣！

尔后，傅尔成81岁时谢世归阴，阎王察觉彼贪污建拱桥银1100两，诘之，彼矢口否认，阎王忿甚，即差无常等鬼兵押彼到融安县农村，投胎为一头黄牯牛，终身“劳改”。

某日，其孙傅甫仁诣融安县购油茶，途径一田畴，见一农民使牛，大声叱曰：“傅尔成你快走！犁完此田即放你吃草！”傅甫仁听了大讶，诘曰：“老伯！汝胡叱牛为傅尔成耶？”农人回曰：“君有所不知，他生来背上毛色中有‘傅尔成’三字，故一直呼其名也！”

傅甫仁归，将此奇遇告父，其父自忖：先父曾侵吞白银1100两，必是阎王罚他变牛还债矣！遂出高价将牛买回，新建牛房，热天给牛挂蚊帐，冬天给牛盖被子，然牛终需耕田耙地，让子孙吆喝奴役耳。

牛老亡后，家人为牛设墓，立碑以志之，至今犹有牛墓在焉！然其子孙怜父、祖为牛，侍牛如人，其孝心亦可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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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原载2000年元月19日《广西法制报》副刊《新聊斋》的文章。

谁也想不到，这篇文章可惹大祸了。

文章作者黄启忠，1930年生人，1949年12月参加工作，1990年9月退休。

他自幼酷爱读书，退休之后迷上了新闻写作，至2000年11年间共发表新闻、图片、言论和文学作品2036篇(幅)，还摘取了广西首届好新闻奖，黄启忠因此被人称为“土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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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底，黄启忠产生了要配合当时“反腐倡廉”宣传写一篇反腐题材文学作品的念头。他在采访时，好几个老人给他讲了流传甚广的传说：250多年前，本县永安乡永富村傅家屯的一个叫傅尔成的财主，倡导兴建一座石桥，许多人响应捐款，傅尔成在建桥过程中贪污了1100两白银，其死后被阎王罚为牛，终身“劳改”。

黄启忠听了觉得有趣，便整理成《新聊斋》，投寄给当时的《广西法制报》(后合并为《广西政法报》)。

2000年1月19日，该报在副刊上发表了这篇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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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笔之前，黄启忠还专程赴离永福县城100多公里的永安乡去实地“考察”了一番。果然见到了传说中的小河与拱桥。37岁的附近村民廖小周说“人变牛”的故事常被村中老人当做“古”来讲，在方圆几十里妇孺皆知。据一位74岁的下塘村村民讲，“牛墓”的故事的确广为流传，从他记事起就见过拱桥旁有3块石碑，为乾隆13年立，上面刻有捐钱修桥人的姓名，其中便有带头捐款的傅尔成，“人变牛”传说据说也刻在墓碑上，据称碑文系当地的农民领袖韦延豹所写。文革时3块石碑被当作“四旧”砸烂，拿去修水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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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时年72岁的黄启忠来说，他做梦也想不到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他的出名方式很特别：被人押解游街示众。

2000年2月21日上午，100多名群情激奋的外村村民，大声在家门口嚷嚷：“你就是黄启忠？我们是本县永安乡永富村傅家屯的，你在报上污辱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今天来就是向你讨个说法。”

黄启忠再三笑脸相陪，并提议到乡政府解决问题。于是，这队人马簇拥着黄启忠浩浩荡荡开往三皇乡政府。只是乡政府空无一人。为了脱身，他根据傅姓族人的授意，当众违心地写了一份《道歉书》，承认自己“犯了不深入采访的错误，纯属道听途说，毫无根据，有损傅氏家族名誉。因此，特诚心向傅氏家族赔礼道歉，此致鞠躬”。黄启忠签名画押，按下了手印，傅氏家族拿到了白纸黑字的“悔过书”，这才暂时作罢。

然而，过了两天，7位傅氏族人再次光临黄启忠的家，押着黄启忠到乡政府去解决问题。因到乡政府见不到值班人员，又被押到当地法庭。

2000年6月27日，黄启忠一大早赶往本乡集市去卖鸡。这时八九个彪形大汉从天而降，众目睽睽下，黄启忠被押着游街，经过了鸡行、肉行、菜行、成衣行等。

此后，黄启忠共计7次被傅氏族人围追堵截，其中3次被游街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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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28日，傅家屯傅姓六代老小共607人，一纸诉状将黄启忠和《广西政法报》告上法庭。这是我国集团诉讼中人数最多的一起名誉纠纷案。

原告（上诉人）：傅代信等607人。

被告（被上诉人）：黄启忠。

被告：广西政法报社。

原告诉称：1999年1月19日《广西法制报》刊登由被告黄启忠署名的《新聊斋·牛墓》一文，该文指名道姓把原告先祖傅尔成说是因架桥时侵吞银两，被阎王罚变成牛，终身“劳改”，其后人给牛设墓立碑等。被告《广西法制报》现已合并为《广西政法报》，该报未经核对事实，予以刊登。文章发表后，给傅尔成的后代即原告600余族人的荣誉造成侵害，被他人视为牛的后代、牛的子孙。二被告的行为侵犯原告先祖的名誉权和家庭的荣誉权。请求判令二被告在《广西政法报》刊登文章，为原告傅尔成恢复名誉，并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原告损失2万元。

被告黄启忠辩称：被告所写的《新聊斋·牛墓》一文，是根据流传于民间的传说，如实地撰写，未有侵害他人名誉权的故意，也未有侵权行为；原告不是傅尔成的近亲属，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原告的起诉无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广西政法报社辩称：《广西法制报》（后合并为《广西政法报》，刊登黄启忠写的《新聊斋·牛墓》一文，该文是一篇描写古代民间传说的文章。被告作为善意人，不可能知道或者预见到刊登“民间传说”所描述的确有其人其事，也不可能对几百年前的人和事的真实性进行核对。在编辑过程中，本报严格按照工作程序进行，主观上没有过错，因此，不符合侵害名誉权的要件，所以，被告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另外，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无权提起诉讼。原告提出赔偿2万元的名誉损失费的请求，也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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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福县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公民依法享有名誉权不受侵害的权利，死者的名誉权依法受法律保护。黄启忠所写的《新聊斋·牛墓》一文讲“傅尔成”因建桥时贪污银两被阎王罚变为牛终身“劳改”，而傅代信等傅氏家族人则称其祖宗是“傅尔诚”，虽提供墓碑照片，但该照片字迹模糊，又无其他旁证佐证，无法认定傅代信等傅氏家族人是傅尔成的后代。因此，傅代信等要求2被告对其名誉权主张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名誉损失费的请求，无法律依据，其诉讼主体不符，应予以驳回。2001年6月25日，永福县人民法院据此作出一审判决：依法裁定驳回傅代信等607人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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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代信等傅氏家族人不服一审判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桂林中院于2001年9月28依法裁定维持原裁定，驳回上诉。

一审裁定书：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2001）永民初字第16号。

二审裁定书：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桂市民立终字第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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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引起了新闻界、文学界和法律界的广泛关注。不仅因为此案是一宗离奇的“人变牛”官司，也不仅因为这是我国目前集团诉讼中人数最多的一起名誉权纠纷案，关键所在是该案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各界的争议。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他是唐朝的高官，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相当于现代的副部级干部，妥妥高干！在官场上韩愈也称得上正气凛然。例如在后人所熟知的唐宪宗准备迎佛骨入大内，韩愈立即上《论佛骨表》，力谏宪宗，触犯了皇威，差点被定为死罪，后经同僚竭力营救，才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此事有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可证：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官做的大，官声也好，还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为后学的宋代大文人苏轼(1037-1101)，后来奉潮州太守王涤之请撰写了《潮州韩文公庙碑》，称其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但苏轼写作《潮州韩文公庙碑》前并未拜谒过潮州城南韩庙，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惠州，这事记载于他的《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才借贬官之机在潮州住了六天，到潮州城南韩庙、韩山(时未建韩山祠)等地参观考察韩文公遗迹，并留下不少有趣的故事传说。这也是他撰写《潮州韩文公庙碑》四年后的亲临调研!看来，古代人写东西并不一定要亲临现场，难怪今天的作家要强调“走基层”了。

尽管韩愈先生为人、为官都值得称道，但他也有当时文人骚客的通病：爱好美女。据说老韩在潮州就特别爱两个叫绛桃、柳枝的侍妾，竟然把女孩子写进了诗里：

风光欲动别长安，

春半边城特地寒。

不见园桃并巷柳，

马头唯有月团团。

诗中第三句的“园桃并巷柳”，指的就是绛桃与柳枝。美女谁不喜欢，但这个老韩竟然发在了朋友圈，好在那时没有今天的“五毛”，如果放在现在，这绝对是老韩为老不尊的重要、切实证据啊!

爱好美女也得有本钱，除了官大诗好钱多，还得身体好才行。韩愈先生就死于美女多、身体差，真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但让人想不到的是，韩愈死后的第1125年，发生了一起“诽谤韩愈案”，震惊中外。

台湾省台北的《潮州文献》1976年10月第二卷第4期发表了署名“干城”的文章《韩文公苏东坡给予潮州后人的观感》。“干城”是郭寿华笔名，郭原籍广东大埔，少年时期曾在潮州金山中学读书，当过湛江市长，后随国民党迁台。此文云:

韩愈为人尚不脱古文人风流才子的怪习气，妻妾之外，不免消磨于风花雪月，曾在潮州染风流病，以至体力过度消耗，及后误信方士硫磺铅下补剂，离潮州不久，果卒于硫磺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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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一般读者看来无甚新奇的“观感”，却引来了郭寿华的同乡黄宗识的异议，他甚至要到法院起诉郭寿华涉嫌诽谤韩愈。他翻阅《台湾地区刑法》，查到第312条诽谤死者罪:对于已死之人，犯诽谤罪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罚金。但是黄宗识并不是韩愈后代，无诉讼权。

2017年，我国《民法总则》三审时增加了第一百八十五条：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对于英雄烈士等的人格权益进行特别保护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体现了民法总则鲜明的政治导向，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但有些英烈并无后人或近亲属，其原告的主体资格就是难题，后来国家出台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可为有益补充。

黄宗识的起诉也遇到了原告主体适格这一难题。他便找到韩愈第三十九代直系血亲韩思道提起自诉。出人意料的是，台北地方法院刑庭推事(法官)认定:“自诉人以其祖先韩愈之道德文章，素为世人尊敬，被告竟以涉于私德而与公益无关之事，无中生有，对韩愈自应成立诽谤罪。自诉人为韩氏子孙，因先人名誉受侮，而提出自诉，自属正当。”判处被告罚金三百元。郭寿华不服上诉，台湾高等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该案遂告定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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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郭寿华的文章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宋陶谷的《清异录》记载于：昌黎公逾晚年颇亲脂粉，故可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惜“始亦见功，终致绝命”。《清异录》记载的都是古人琐事，虽然被归类为小说，但是，作为重要笔记，《清异录》保存了中国文化史和社会史方面的很多重要史料，书中一半以上的条目分别被《辞源》和《汉语大词典》采录。所以《清异录》中的记载，并非全为虚言。

此案之判决，引起文坛极大的震惊。萨孟武在1976年9月15日写了《论“诽韩”的文字狱》，文中说:

韩愈到底得了什么病，有没有吃过硫磺，这都是无关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千余年以后，有人写了文章，考证韩愈的病，而司法机关竟为一千余年前的韩愈，判决现在著作人郭寿华犯了诽谤罪罚金300银元。我不知道这个判决是根据刑法哪一条，根据刑法第309条么?此条所谓的“人”是指活生生的人。根据刑法第312条么?本条所谓“已死之人”，必有期间上的限制，否则我们随便评论一位古人，均将犯了诽谤罪。此风一开，我们不能批评王莽，不能批评曹操，不能批评秦桧，不能批评张邦昌。文人一执笔，一下笔，动辄得咎，那里尚有什么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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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台湾戒严年代里，时有干涉学术自由讨论的事发生。齐邦媛的《巨流河》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1970年代，有人攻击高三下第六册国文最后一课选的是清代孔尚任《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攻击者认为这段曲文分明是讽刺国民党，担任主编的台湾师大周何教授差一点进了警察局。

不只是台湾地区，大陆也有本《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案”，称“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由此，揪出了“西北反党集团”，一个株连党政军各级干部多达上万人的特大政治冤案横空出世。1979年中央专为此案下发了第53号文件，为“《刘志丹》小说案”平反昭雪。文件认为“……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中，康生伙同、‘四人帮’，更加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

发生在1976前的台湾地区的诽谤韩愈这则奇案，后人戏称为最后一桩文字狱。细究起来，本是文人墨客，发思古之幽情，用不着认真，更不值得提出诉讼。郭寿华所言，即使失慎失实，也只是一个学术问题。杜甫《石壕吏》痛斥赋税之苛;《兵车行》谴责兵役之重;白居易《长恨歌》讽喻玄宗“重色思倾国”，而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好在，经过40多年的法治建设，70年前动辄因言获罪、类似胡风这样的冤案再也不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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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新春，想起这则奇特的人变牛名誉权官司，让人不禁感慨。

这也算一则牛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