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华语作家如何写抗战时的日军？改变读者的认知

作者：籍禹

校对：LIT.CAVE 编辑部

配图：Online

LIT.CAVE编辑部：本文为首届文穴&后浪书评大赛入围作品，由作者授权后发布。

《野猪渡河》

丛书：后浪·华语文学

出版社：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01月

作者：张贵兴

图书简介

太平洋战争前夕，英国殖民地砂拉越的华人聚落猪芭村建立了「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全村老少热闹为中国抗日举办募款活动，村民男女之间情愫互生，对于即将到来的灾祸隐有预感。

1941 年 12 月，日军全面入侵，与「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相关的所有人等，包括妇女、孩童，全部遭到惨无人道地清算。在被占据的三年八个月中，人与动物的分别模糊，生命以各种恐怖酷烈的方式轻易地消逝，情欲与兽性在南洋雨林里赤裸裸地展演开来。

正文

「猪芭人和猴子的死魂像一群孑孓八方升腾。死人和死猴的魂魄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很青涩，也很近似。」

人和猪、猪芭人和日本人，还有更多无从知晓的对抗、鏖战、斩首、肢解，猪血、人血、腥臊污秽掩埋的真相，缄默的头颅。我很喜欢《野猪渡河》里文字被死亡包裹的感觉，那些窒息和紧凑的质感从四周逼近，让人分不清危险和诱惑、残忍和本质。

从世俗角度，暴力不是好的字眼，见血是厄运和诅咒的前兆，死亡尤其晦气，此外便是色情和性的暗示，及其代表的野蛮和无度的放纵。

这些是所谓文明世界边缘和底层空间的遗留事物。相反，一直以来我们把艺术认为是怡情养性的，大多数时候是有着轻柔触感和唯美画面的，这似乎是传统对于美学概念化的渲染。

华语世界尤其缺少对于超乎禁忌的暴力元素的「接受屏幕」，尽管文学和其他环境各自流变多年，作者在文学创作中提供的框架也发散出各种画面和结局，对于暴力的描写似乎依然没有唤起读者的「期待视野」，至少还是不足够的，所以读者在阅读《野猪渡河》的同时，也是在熟悉张贵兴笔下的叙述环境，一边在腥秽之中游走，一边学会看穿猪、人口里的血雾。

很多时候，读者在阅读时多少会加入一些道德伦理等评判的眼光，从而局限了对于情节以外内容的理解。

在《被背叛的遗嘱》中，米兰·昆德拉把小说说成是「道德审判被悬置的领域」，一切道貌岸然强加于人的东西会被看作是做作和可笑、轻浮而难以持久的。而张贵兴做到了这一点，书中文字的排列不是出于唯美的考虑，而是尽力地还原、呼号，想要呈现一种真实。

「八月，野火肆虐，西南风漫卷，刮起一股又一股燥灼的热火旋风，草丛里散乱着的人类和动物尸骨吐出鬼语啾啾的甲骨文磷火，人兽被集体屠宰产生的恐怖、怨恨和悲痛毒素弥漫茅草丛，汇成一条哭声凄厉的骷髅末路。」

《野猪渡河》有两场大战，外加无数大大小小的纠缠，无外乎是人和兽、人和人，枪杀刀砍，面目模糊以至于分辨不出人兽和胜者败者，只有生者和死者。人的死亡并不比兽更有尊严，有时甚至更加拖沓、更加肮脏。

张贵兴对死的描写很轻巧，没有明显的波动，更多时候是直接掷在读者面前，让人来不及反应，甚至几乎来不及痛苦。

「十几个鬼子的机枪对着小金开了火。枪声像鸡啼醒脑聪耳，震得小金五脏净空舒畅。」

死亡如此密集，生存反倒成为一种挣扎的方式。书中的白孩目睹家人被戮，姐姐何芸被辱，以至于他钟情于刺刀的锋利、毒液的蔓延，铭记背叛和困惑，最终砍下关亚凤双臂。这是他作为生者的退路——痛苦是属于生者的，死者只能被悼念或者忘却。

「刀身高举过头，刀刃朝下，刀光轻坠如一行腮泪，两颗脑袋不约而同落在蜗牛屈蠕的铁桶上，血浆从脖子喷出时丝丝之声不绝，比一只肺活量惊人的公鸡司晨漫长，像秋风轻拂的松涛绵延不断。」

书中如此的描写很多，赤裸且放纵。我成长在南京，那段屠杀的历史至今非常鲜明，我也听过很多关于屠杀细节的讲述，带着激动、恐惧和切齿的愤怒，本着一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出于恐惧的沉默是很无力的，对于受害者和施暴者皆是如此。

《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的序里，内海爱子引用已故反战士兵小岛清文对还原战争的看法，既然要知道那个「战争」，就有必要绵密地记录每一个士兵的战争经历。这或许也是作者如此放任血腥画面的一个缘由，即使张贵兴笔调轻缓，接触暴力带来的厌恶最直接也最沉重。

当然暴力的纠缠必然有其他原因，其实暴力的表达在人类历史起源甚早，痕迹也存在于各处，例如电影的分级最明显的两个标准，一个是性与色情，一个是暴力，这两样可以算作是人类跨入文明的两大禁忌，是人为了使自我区别于野兽「想要又不敢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承认，只能偶尔琢磨反思。

六十年代法国的「残酷戏剧」（Théàtre de la Cruauté），使用颇多冲击人性的元素，呻吟、尖叫、脉动式的灯光效应、异常的舞台木偶和道具等，来造成震撼和惊悚的效果，我们观看杂技、极限运动、求生纪实，都是借助观看他人的冒险，来发泄潜在的暴力倾向并获得快感。尼禄的最后一件艺术品是烈火中的罗马城，这是一个关乎美又极其暧昧的环节。

大部分时候我们没有权力释放暴力，也就难以看见暴力之后的画面——荒芜还是壮观都无从知晓，我相信在我们的文化里，很少有人敢赤裸裸地谈论暴力的本质，因此，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人们认知范围之外未知的部分，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曾对其有过向往。

「猪芭村的小孩最高兴了，他们一手捏着装着石弹的弹丸兜，一手抄着抹上鸟血的弹弓架，拉开橡皮条，对着烟焰里逃窜的野鸟、傲慢地低空掠过的果蝠和苍鹰射击。」

人类的战争，其实只是孩子们「捕猎游戏」的扩大化，当暴力有了所谓的对象，我们就容易探讨其动机，也易于通过谴责来诠释为所谓的「合法暴力」或「合理谋杀」，但它始终还是残忍和隐晦的，因为实际暴力的发生并无对象性，参与者在施暴的瞬间，并不为某一崇高理想而行动，多刺死一平民并无益于战争的胜利，「平庸之恶」比「极端之恶」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论暴力在迈入文明社会后如何转化形态、如何从法律上辩护，暴力还是暴力，必须承认它，不能被消毒和过滤。

《野猪渡河》倒数第二章里，日本人的入侵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几乎一切要归于平静，几乎可以开始煽情和悼念时，野猪第二次集体来袭。朱大帝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和杀死那头猪王，自始至终猪王留下的只是恶臭的粪便和额间的白毛，反倒是大帝jian淫之事败露，死于枪下。

戈尔丁在《蝇王》里写道：

「别梦想野兽会是你们可以捕捉和杀死的东西！」

仿佛远远地暗示着人残酷和贪欲的事实以及人对自我本性的惊人无知。

但与《蝇王》里背对现实的荒岛不同，张贵兴并没有以「机械降神」的方式结束这本小说，亚凤继续扎根，不曾离开，白孩还在寻找解释，失踪的爱蜜莉用一颗头颅换另一颗，关于她的一个遥远的故事像一个古老而单纯的悲剧，从一个地狱里生还下来的人们继续在此纠缠不清，继续猎猪、吸食鸦片、释放性欲。

诗人艾略特在《荒原》的第一章《死者的葬礼》里这样开头：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从死去的土地里/培育出丁香，把记忆和欲望/混合在一起，用春雨/搅动迟钝的根蒂。」

谷神的祭祀和死者的葬仪，死亡联结了荒芜和美丽。在威胁和毁灭里生长的生命，谁也不能要求他们是温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