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以色列，新统治者所带来的预言与“新类型先知”是什么？

引言

一个听闻的先知，换言之，并非通过无感的忘我中的梦幻，而是通过听见声音而感动地被激发灵感的先知，其气质自然是比梦幻者更加狂热且积极。因此“拿比”之名显然也被用在这些神谕授予者身上。其类型在传说里留下鲜明的印记。

自那时起，对传说而言，所谓的“神人”便是一个传达契约之神的意志给政治权力拥有者的人，这样的人或者如约西亚治下的拿比户勒大和西底家治下的耶利米是响应求问才这么做，而部分则是且愈来愈是未受求问即行告知，不管神谕是否讨权力者的欢喜，事实上正当其不讨喜时，才要加以宣告。

▲撒母耳

传说里认为撒母耳是因其威信而得以如此行事的第一人。

后来的看法则强调，一个没有官职并且不属于祭司氏族的人也可能被这种先知的、耶和华的灵所掳获；此一见解有时显然也遭到利害关系者的驳斥，然而其分量已变得如此之重，以至于为此而在伊利达与米达身上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摩西式范例。

在圣者传说的以利亚这个人物身上，此一类型达到其顶点，同时，部分而言已转向后来的（记述）先知的新类型。

新类型的先知与古老的神人之区别在于：他们的神谕至少部分而言是以政治利害相关者的“民众”的公众社会为对象，而不再仅止于体制上的当权者－王或长老。以利亚是以色列史上第一个特属“圣职者的”人物，带有偏见的拿比传说使他与以利沙仍带有传统的性格的拿比宗派至少间接关联起来。以利亚之所以变成一个以利沙类型的巫师，全拜此种传说与这名古老拿比的追随者的企图之赐企图使自己成为以利亚的后继者，甚至于在传说里显现成个“野心家”。

相反的，以利亚的出现之所以如此的形象鲜明，显然全在于他除了以祈祷单纯地呼求耶和华之外，再不使用其他的手段，完全相对于巴力拿比的忘我魔法。

▲以利亚

我们将看到，传说认为以利沙是个定居的农民，这绝非偶然，而以利亚则是约旦河彼岸的提斯比人，亦即出生于牧草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穿行于整个耶和华崇拜地区直到何烈山，受到北方王国的王后（耶洗别）的死亡威胁，然而以利沙却担任亚哈王的军事巫师。

以利亚在孤独中接到从耶和华而来的命令，并且就像他的神的使者那样亲自宣告这个命令，如同当时的耶和华崇拜者的见解通常将此事归之于耶和华天使的显现。

他无与伦比的威望即奠基于此，也奠基于他至此为止面对政治权力者的态度之前所未闻的毫无忌惮。

不过，他的历史重要性在于，他是史上第一个可以相当清楚确认的灾祸先知（Unheilsprophet)，也是我们现今的文学史料里起自阿摩司终至以西结的一系列大人物的先行者。

他们成为反对王权及其所造成的各种（真正的或表面上的）变革－从禁忌的外国和迦南崇拜起，到对于曾是同盟召集军的担纲者的社会压迫一一的精神担纲者。

如同无感忘我的梦幻先见，孤独是他们有别于狂迷的集体忘我的拿比的决定性识别标志。

当然，在心理学上，如同我们已暗示过而后面还会再加以讨论的，他们是基于（与幻视先见）完全不同的根由。不过，他们之所以孤独，在社会学上，理由首先是在于：灾异预言并不像福祉预言那样可以做职业性的传授，再者，灾异预言也无法用来作为营利的事业，因为没人会去买恶兆－所有的灾异神谕无不是恶兆；最后，

所有的社会权势者与共同体全都会避开灾祸先知，或者甚至斥逐他们是民众与一切好运兆的败坏者。

▲心理学催眠

换言之，孤独，以及自灾祸先知起才被提升为原则的拒绝以神谕来营利，乃是社会的情势使然，而只有部分是自愿的。不过，此种形势也注定了耶和华崇拜的伟大意识形态者会自他们之中产生，这些人无所忌惮，也因此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亚哈王称以利亚是个灾祸者和人民败坏者。

事实上他的确是后来的先知在精神上的完整典型。传说里的他，是个最激情的那种被上帝怒火之灵降身的人，在经过审判而打败了竞争对手巴力祭司之后，他在国王车前束装从迦密山一路跑到王宫。

不过，传说里也视他为信仰英雄，像摩西那样与他的神格斗并责难他，而被神认为值得显现，就像他对摩西那样。传说里认为他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巫师，并且也是现今版本里唯一被赋予这样的荣耀者－被耶和华接引到天上。因此，这个人物直到最近代都还占据着信徒的幻想，期待他的再度降临。

与此一被传说抬高到超人程度的人物同时，我们在传说里也发现到一个纯粹的历史人物，从所有这类的超自然特征里被解放出来，而且在某个关键点上已和后来的“先知”类型相符合。

这个被传说的编纂者打造成其“原型”之一的人物是音拉之子米该亚雅：他在开战之前起而以一则灾祸预言对抗亚哈御用的数百名福祉先知，而这个预言实现了。

这个政治性的灾祸威胁同时也被巫术性地评估为凶兆，而对以利亚的同时代人，以及同样对弥迦和耶利米的同时代人而言似乎是一种特殊的预言的特征性的标志。

▲祭祀的巫师

此种预言在政治上是危险的，不过，去冒犯那些被神的灵降身的灾异告知者似乎也是危险的。此一标志如今也被往回投射到从前较早期的“先见”之类的半传说的人物里，并借此而使得（假定的）摩押人巴兰和以利沙变成违反本身意志而分别对以色列和哈薛发出福祉预言的先知

。独立的、政治取向的“先见”－这些“先知”乃是其后继者－之首次登场，与大卫和所罗门治下的王国所带来的以色列政治结构及社会结构的大变迁，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这一点儿也不意外。

神殿兴建的问题、王位继承的问题、王的个人的罪的问题、祭典的问题以及各式各样的政治与私人决断的问题，全都是其神谕所针对的，也是其多半未被提问却往往极为尖锐的批判的对象－以利亚是第一个把王的社会不公义也涵盖在内者。不过，

在传说里，这些批判断然有个判准为其基础，亦即古代以色列同盟的“美好古法”正如批判的担纲者所了解的。

对他们而言，一切的祸害都起源于国家转变成为赋役制国家，变成一个埃及式的“奴役之家”，并且与车战战争和世界政治相关联。整个官僚制组织是埃及式的暴政，而人口普查－即使是耶和华为了惩罪之故而自己提出来－则带来瘟疫。这和民众的见解是一致的。

以色列农民知道自己曾为了免受劳役而和骑士交战过。如今他们则感受到王与城市贵族在政治与经济上的优势和自己本身逐渐的债务奴隶化。

▲瘟疫爆发

独立于王的先见与先知，亦即在军事上已无插足余地的拿比的民间后继者，因而光彩化那美好的时代，也就是耶和华本身作为元帅率领农民召集军的时代，骑驴的军长并不依赖骏马、战车和盟邦，而光只信靠同盟军战神及其援助的时代。

结语

自此，对耶和华的应许的“信仰”给予高度评价一事，开始进入到以色列的宗教性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