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朴清质，意态洒脱——汪士慎及其隶书风格的形成

“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其诗文、茶道、书法、为人处世等皆为人所称道。其隶书古朴清质之貌，是文人风骨的展现，亦如其孤洁、清淡的品性，是他人所不能及的。虽然，汪士慎与当时大多数取法汉碑、攻习隶书者一样，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但汪氏在汉碑的浸润之下，其隶书气格可谓高古浑穆，颇具古意。同时又因为他于汉碑的斑驳中寻找心灵的落脚点，追求清劲雍博的书法风格，其作品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韵致。《书与画》杂志2020年第10期推出了《扬州八怪的书画艺术》专辑，本文为其中选刊。

一、汪士慎的生平、交游

(一) 汪士慎生平

汪士慎(1686—约1762)，字仅诚，又字近人，号勤斋，别号巢林、溪东外史、天都寄客等，“扬州八怪之一”。其诗文、茶道、书法、为人处世等皆为人所称道。有关其原籍何处，学界至今未有定论，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如方毅、刘范猷认定其原籍为安徽歙县，而郑昶、俞健华等学者则认为其为安徽休宁人氏。此外，孙濌公《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在列举歙县、休宁县两说之外，又举出“浙人”一说。在此，笔者从第一种说法，认为汪士慎康熙二十五年(1686)生于徽州府歙县布政乡成果里，即今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城关区富堨乡富溪村。

徽州地区自古儒学之风盛行，乃“程朱桑梓之邦”，“士习蒸蒸礼让，讲学不辍，诵说诗书，比户声明文物，盖东南屈指焉”，而歙县作为徽州文化之中心，教育事业尤为发达，除了设立府学、县学外，还于各乡设立社学、塾学。汪士慎生于当地大族，自小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之下，耳濡目绕，饱读诗书，打下了深厚的儒学基础。此外，其兴趣也相当广泛，琴棋书画、金石印章，无一不擅。汪士慎年少时醉心于艺，后在其父的告诫下，专心读书求仕，奈何时运不济，屡试不第，其志也本不在此，遂决定捐弃功名，潜心书画，欲以丹青名世。

清 汪士慎 诗画合璧(局部)

早年，汪士慎常与友人周游扬州地区。寓居扬州期间，汪氏与友人吟咏诗文，交流书画，游历广陵古迹。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一场变故的打击之下，汪氏决定与故乡诀别，迁居扬州，并以鬻画、鬻书为生计。汪士慎自雍正元年(1723)携家带口来到扬州后，最初的十来年间客居于同乡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二人的小玲珑山馆。其间马氏兄弟为他提供物质上的帮助，营造了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汪氏得以能潜心书画，迎来了书画创作的鼎盛期。这种寄客生涯一直持续到乾隆二年(1737)，稍有宽裕的汪氏终于不必再寄人篱下，于扬州旧城北购置了一处旧屋，并为居室题款斋号，此时汪士慎已五十二岁，年逾知命。自此汪氏不必再疲于应酬，一心求艺，以鬻画为生，虽生活较以往为清贫，但少了世事的纷扰喧嚣，汪氏的艺术世界更为自由、通达。乾隆三年(1738)汪士慎在游历山水、拜访旧友的途中因旅途劳累，罹患眼疾，遂返扬静养。不久，目疾发展到“目瞖不分云水白，山光都作有无看”的程度，至次年(1739)九月，左眼视力完全丧失以致失明。然汪氏虽一目已盲，依旧沉湎于翰墨，不辍苦吟。晚年，汪士慎不幸双目俱瞽，以鬻画为生计的他生活更为清苦，而其心境则更为澄明。闲暇时，汪氏常坐于书斋之中，静听蝉鸣，“即使不能作画，也仍手书诗篇，将多年悲苦寄于笔墨纸间”。

清 汪士慎《春风三友图》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二) 汪士慎交友

正如汪士慎自作诗《岁暮自嘲》中写道:“莫道称高蹈，孤清性所耽。”其性情恬淡豁达，一生恪守清贫，不随浮尘世俗。他倾才情、心智于艺术，所绘梅花苍秀兼具、超凡脱俗，傲然横斜于霜天雪地之间，完全是汪氏其心迹的外化，亦是其文人风骨的真实写照。

汪氏性情虽清高孤傲，但待人诚笃，与知交、挚友的交游十分亲密，与同被誉为“扬州八怪”的好友均有频繁交往。“他们或结伴荡舟于湖上，或挑灯共度于寺中，或冒着料峭春寒一同踏雪寻梅，或者参与和修禊韵一道对酒吟诗。而更多的则是在一起作画品画，研讨艺术，题文作跋，畅抒心扉。”除此之外，和他交往较为密切的，还有管希宁、姚世钰、陈章、厉樊榭、丁敬及马曰琯兄弟等。

汪士慎与高翔

清 汪士慎 隶书咏牵牛花诗轴

汪士慎与金农

金农为汪氏之诗文挚友，两人常在一起品茗、论艺，诗文唱和。金农好藏砚，尝自为铭词，请汪氏手镌，名“写经砚”，甚宝之。曾同游“康山草堂”，金农作《忆康山旧游》以寄怀汪氏及诸友人。乾隆二年(1737)，汪士慎乔迁新居，金农作诗以祝。汪氏晚年双目俱瞽，贫困潦倒之时，金农作诗、作画赠予汪氏相慰，而当金农病卧萧寺时，汪氏亦自携书作相赠，二人真挚之情，诚笃如是。

汪士慎与丁敬

丁敬与汪氏之交起于金农的引见。金农居杭州时，与丁敬为邻，二人为知交，常聚一起探讨金石、书画，而汪氏同样嗜好金石文字，善治印，亦为同道，金氏遂引见二人，丁、汪一见如故，从此为挚交。

清 汪士慎 幼孚斋中试泾县茶诗

清 汪士慎 庄节先生过天衣寺诗

二、清前中期隶书发展概况

明人尚清谈、学风空疏。清初，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和斗争促使学术风气发生转变，训诂考据之学在当时应运而生。学者转入对儒家典籍的辑佚和校勘，并借金石文字以证经订史，寻访、摹拓碑刻以及互相交换馈赠碑刻拓片随之蔚然成风。新近搜访到的金石、碑版，通过文人间的密切往来很快便为书家所了解并加以借鉴学习。受此影响，隶书发展至清初，开始由式微走向复兴。

(一) 郑簠的隶书实践

郑簠(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上元(今江苏南京)人。以行医为业，并善书，尤以隶书著称于世，其学汉碑数十年，倾力寻访搜集。

据郑氏自述，其最初学隶，也是由时人宋珏入手，学其书二十年。在经年日久寻访、摹拓汉唐碑碣之后，郑簠逐渐意识到所学“日就支离，去古渐远”，遂溯流穷源，直取汉法，沉酣其中三十余年，“遍摹汉、唐碑碣”。遂开辟习隶书者直接取法汉碑的新风气，一改元、明书家从唐人学隶书的习气，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

郑簠隶书，取法高古浑穆，用笔活脱，隶法中兼有行草笔意，所书有轻重主次之变化，流动飞舞之姿态，结字则聚散离合、高低错落，一变元明隶书呆板、平直之积习。其隶书风貌奔逸超纵、神采奕扬，为当时文人、书家所激赏。郑簠在清初以隶书名世，引领了当时书家学隶之风尚，从学者众。在郑氏谢世之后，其隶书书风仍影响着大批书家，扬州颇具盛名的“扬州八怪”之中，高凤翰、金农、高翔、郑燮、汪士慎等人的隶书即曾受到郑簠影响。

(二) 石涛的艺术主张与隶书实践

石涛(1642—1707)，俗姓朱，名若极，明宗室。幼年出家，法名元济，又名原济，号石涛，别号有苦瓜、小乘客、苦瓜和尚等，晚年号大涤子、清湘道人、石道人。喜交游，屡次周游于敬亭山、黄山及南京、扬州等地，康熙三十一年(1692)，石涛自北京南归后定居扬州。

石涛画艺成就卓著，被誉为清初画坛“四僧”之一。其艺术理念、风格意境、审美表达予“扬州画派”以诸多启示，金农、高翔、汪士慎等人都受其论艺思想影响。“作为具有革新思想的山水画家，石涛的艺术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在传统山水画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以外，其书法艺术在清初书坛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书迹多见于画款，诸体之中，又以隶书最为精能。秦祖永《桐阴论画》评石涛:“尤精分隶书。王太常云:‘大江之南，无出石师右者。’可谓推之至矣。”

石涛隶书直承清初郑谷口、朱竹垞二家，但并不为其所囿，在师习时人的同时，亦十分重视古隶的摹写，浸心于《曹全》《史晨》《礼器》及《夏承》等碑。其书迹有豪放郁勃之气势，以奔放之势见胜。石涛将传统笔墨技法加以变化，笔情恣肆淋漓，不衫不履，离奇苍古而又能细秀妥帖，直抒胸臆，时时显露出其奇思逸趣和天真潇洒。总的来说，其隶书风貌峭拔秀逸，与郑簠相近而更得纵肆之趣。

(三)其他

王时敏(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西庐老人等，江苏太仓人。与王鉴、王翚、王原祁合称为“四王”。王时敏虽以画名世，但亦善书，尤其精于隶书，在隶书寂寥欲绝的清初具有很大影响。其隶书点画沉厚，字形严整。风格上接近唐隶面貌，特别是其用笔常常间杂楷法，且结字喜用别体，更是唐人隶书中常见的习气。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人。朱彝尊学识宏福，博览群籍，同时善经史考辨，好金石之学，其学书缘起与其搜集金石碑刻的活动不无关联。其隶书得益于《曹全》，用笔圆润娟秀，结体端雅庄重。且无时人隶、楷混杂之积习，行笔稳重，波磔出以自然之致，所作平和秀雅，古意盎然。

清 汪士慎 诗画册之一

三、汪士慎隶书师承及风貌

汪士慎擅长隶、行二体，其中尤以隶书成就为高，并在当时享有声名。《淮海英灵集》评:“近人善分书。”《昭代名人尺牍小传》云:“善分书。”汪氏好友厉鹗作《汪巢林八分书歌》赞其:“少陵论书得其真，曾云书贵瘦硬方通神。昌黎论书有深意，苦道羲之俗书趁姿媚。由来八法坏六书，二篆微茫竟谁嗣。八分元从二篆生，强被欧阳呼隶字。汉人近古无差讹，流传后代已不多。郭香察书久埋没，武梁画像今销磨。任城五碑虫蚀藓，泗水九刻龙腾梭。巢林居士老好事，典衣不惜穷蒐罗。手摹心追笔成冢，坐卧三日难同科。腕悬仍似蚕头篆，笔磔稍存隼尾波。只余瘦硬乏姿媚，每受俗眼相讥诃。兴来为我书数幅，奴视唐朝韩泽木。豪家屏障岂相宜，挂我翛翛竹间屋。”从中可知，汪士慎摒弃“帖学”之媚俗浮华，直追魏晋秦汉，“与古为徒”。

(一)汪士慎隶书师承渊源

早期——承郑簠、石涛遗风

康、乾之际，郑簠以擅隶享有重名，书家习隶者多宗之。流风所及，扬州八怪中工隶书者，如高凤翰、金农、高翔等人，亦深受郑簠影响，规模其书。高凤翰曾从山东张在辛处学书，而张氏即师承于郑谷口，受其影响，高凤翰于隶书同样推崇郑簠。金农早年受时风熏染，也以郑簠为法。而高翔习隶则终生未能摆脱郑簠之窠臼，其隶书面目接近郑氏一路。

郑簠隶书在当时除影响南京、扬州之外，波及安徽、浙江、福建、山东等地。汪士慎好友习隶多受郑簠影响，可以说，流风所及，汪氏亦不能免俗。笔者认为汪士慎早年同样随时风师习郑簠，但其很快便溯流穷源，浸淫于汉碑的世界之中。

清 汪士慎 诗画册之五

中后期——远法汉碑

汪士慎隶书书迹多见于存世书作。其隶书不受郑簠时流影响，不作灵动飞舞、波磔夸张之体，而是用意于运笔的迟涩凝重与字形的方整雍容，其点画之沉稳、结构之谨严，明显是从对汉碑的临习揣摩而来。汪氏《巢林集》中所收诗作《焦山六首》，“一龛新色相，片石古雷霆”及“礼瞻汉高士，摹读晋碑文”等句亦可证明他于汉碑浸淫日久，熏陶渐深，所以其书能不染时俗而溯源法古。综观其书，可以说，汪氏对汉隶的审美意蕴有着准确的体会、把握。

汪士慎隶书沉稳谨严，雍容方正，其隶书风貌主要得益于《西岳华山庙碑》。此碑为汉隶之典范，于端庄整饬之中寓有奇变，具庙堂之气，为隶法正宗。原碑唐宋时期尚保存完好，上有唐宋时期书家、学者之题名，后毁于明嘉靖年间，在清代曾屡有重刻。此碑原石已毁，不过尚有拓本流传，存世有“华阴本”“长垣本”“四明本”“顺德本”。

《华山碑》自明末开始为书家、学者所重视，品赞之声不绝，加以拓本流传稀少，所以更为世人奉为珍品。清初朱竹垞于汉隶之中最推是碑，谓:“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在其推崇之下，此碑益煊赫于世。扬州马氏曾藏有此碑宋拓名本，即今日所称之“顺德本”，又称“玲珑山馆本”，甚为宝之，尝邀金农、汪士慎等好友雅集共赏。金农盛赞此碑“华山片石是吾师”，于此碑用功最勤，以其为范本，反复临写，从中汲取营养。乾隆十年(1745)，高凤翰在马氏小玲珑山馆得见“顺德本”后，以“顷刻帖法”复制这本古帖，作诗纪念，并有《戏用顷刻帖法双钩摹制〈西岳华山碑〉记》一文记之。汪士慎挚友高翔亦同样师习此碑，有《临西岳华山碑册》传世。临本规模原拓，因以硬毫书写，予人以瘦硬峻峭之感，其总体风貌与汪氏隶书极为相近。扬州八怪众人在艺术追求和审美趣味上相互影响，取向接近，想必汪士慎亦同好友金农、高翔一样，以《华山碑》为习隶之范本，师法此碑。现有资料，虽没有汪士慎学习《华山碑》的直接证明，但察看汪氏隶书书作，可以看到其作品在用笔、结字诸方面与《华山碑》之特质有着相通之处，这或可为佐证。

清 汪士慎 诗画册之十

清 汪士慎 诗画册之十一

(二)汪士慎隶书书法形式及风格

形式特征

汪士慎隶书书迹主要见于其存世书作，亦有少量隶书题款见于《花卉册》《梅花竹石图册》等画作。现存书作主要有《咏牵牛花轴》《庄节先生过天衣寺诗》《观绳伎七古一章诗》《丁处士题松涧草堂诗》《幼孚斋中试泾县茶诗》《隶书七言联》《隶书五言联》《送杨巳军赴都门册页》《冬日寄怀项士窳民册页》等。

清 汪士慎 丁处士题松涧草堂诗

风格

与一般书家不同，“扬州八怪”诸人兼擅书画，对于线条、造型有着深刻理解，其笔墨语言更丰富。“在用笔、结字，乃至墨色变化各方面，亦能打破传统书法审美规范的约束，将绘画的技巧和修养引入书法创作，从而拓展了书法的技法和表现力。”汪士慎以画梅之法写隶，虽与正统笔法有异，但有着令人称奇的效果。其隶书点画形态活泼生动、情趣各异，尤其是波磔之笔能在顺应笔性的前提下曲尽其妙，各具姿态。

此外，汪氏不仅深研八分，其篆书、治印造诣亦不凡。作隶常常参以篆法，藏锋逆起，圆笔中锋直行，即厉鹗《汪巢林八分书歌》中所称“腕悬仍似蚕头篆”。其隶书下笔坚凝稳重，点画沉实。笔者认为汪氏隶书中篆籀之意，可能源于其对于《华山碑》特质的体会和把握。此碑上通篆，下亦通楷，借以观前后变之所以然。用笔方圆兼备、藏露互现，笔道丰满厚重，篆籀古意浓厚。

汪士慎隶书结字构形、用笔之法皆受《华山碑》影响。其隶书体势端庄，结字方整宽博，布白匀称，但并不呆板，而是在安排字形的宽厚平正之中赋予其生动之姿。用笔古拙，跌宕变化，笔调含有金石趣味，特别是波挑、波磔主笔绝不机械重复，收笔或含或露，或圆润或方整，或丰盈或瘦峭，其点画、结字有着如乐曲节奏般的韵律之美。一字一画之工拙不计，意态洒脱，古朴清质。值得一提的是，笔道横粗竖细，且竖笔有外拓之势，为汪氏隶书主要用笔特征。

虽然，汪士慎与当时大多数取法汉碑、攻习隶书者一样，有着时代的局限性，“囿于汉碑的沉厚朴茂......亦短于脱变，略显拘谨”。但汪氏在汉碑的浸润之下，其隶书气格可谓高古浑穆，颇具古意。同时又因为他于汉碑的斑驳中寻找心灵的落脚点，追求清劲雍博的书法风格，其作品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韵致。其隶书古朴清质之貌，是其文人风骨的展现，亦如其孤洁、清淡的品性，为世人所称道，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

（本文原题为《略述汪士慎及其隶书风格的形成 〉，原刊于《书与画》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