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狼君,一个陪您读历史的工科小伙儿
作为老一辈的红色特工,罗青长的资历虽然稍逊于早期的“龙潭三杰”,但他却是新中国情报领域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在解放战争期间,罗青长一直跟随中央工作,担任情报的分析、汇总和管理工作。
这一时期,罗青长是出了名的“活档案”,转战陕北期间,他紧随中央行动。运动行军翻阅档案不便,罗青长这位“活档案”,对敌人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随时向毛、周报告敌人部队的调动情况。
建国以后,罗青长更是被委以重任,成为情报部门的主管,后又任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主管对台的情报工作,是两岸谍战的主要负责人。后来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还是主要负责外交、情报和对台工作。
自肿瘤复发以来,周总理已经在病榻上与病魔斗争了两年多,即便如此,两年来周总理依旧一刻没有放松手上的工作。这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已经坚持够久了。
1975年12月,周总理开始不断地陷入昏迷当中,而且昏迷的时间也一次比一次长。所有人都知道,周总理的时间不多了,虽然所有人都不愿面对这一事实,但他们又都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
1975年12月20日早晨七点多,已经连续昏迷了好几天的周总理醒了过来。刚刚清醒的周总理,便立刻要求见罗青长,那时罗青长兼任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领导对台工作。周总理要见罗青长,就是要给对台工作留下最后的嘱托。
然而周总理的这一要求却被张春桥拒绝了,理由是罗青长的级别太低,不够见周总理的。原来当时怕来访的人太多影响周总理休息,所以规定了只有中央委员级别的人前来探望,不想这一规定却成了别有用心之人的借口。
这期间周总理多次催问罗青长来了没有,罗青长等不及了,无奈只好将电话打给了邓小平,随后邓小平得知情况后急了:“这个时候了,总理让见谁,就让见谁。”随后罗青长迅速赶往医院。
赶到医院时,周总理已经又一次陷入了昏迷。罗青长站在病房外面,一步也不敢离开,生怕总理醒过来的时候自己不在他身边。终于等到中午时分,周总理醒了过来,罗青长走进病房坐在了床边。
此时的周总理说话已经十分吃力,身体上插满了各种管子以维持生命,这让周总理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那时的周总理,是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将体内最后一点精力凝聚起来,强撑着和罗青长谈话。
周总理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在听完了罗青长的报告后,周总理一再嘱托:“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在停顿休息了一下之后,又解释道:“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那些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哪怕他一生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
说着说着,周总理的声音又逐渐小了下去,眼睛也支撑不住要闭上。罗青长见状赶忙让周总理休息一会儿,可周总理又一次强打着精神,喝了几口水之后,又和罗青长谈了起来。
然而又没持续多久,周总理再次支撑不住闭上了双眼,正当罗青长想要起身离开病房让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周总理又强打着精神睁开了双眼,带着歉意对罗青长说:“我休息十分钟,你等一等,我们再继续谈。”
话音刚落周总理便疲惫地闭上了眼睛,看着周总理憔悴消瘦的面容,已经如此还不停地想着国家,牢记进病房前邓大姐“忍住悲痛”叮嘱的罗青长背过身子,没有声音却是泪如雨下。
罗青长一直在总理身旁等到下午一点多,周总理醒了过来,但已经神志不清,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这次清醒也是短暂的,不一会儿周总理就再一次陷入了昏迷。又等了多时,见周总理没有苏醒的迹象,罗青长恋恋不舍的告别了周总理。
此后的周总理,就一直陷入长时间的昏迷当中,中间只醒来过几次,时间都不长,也不能完整地说话,直至去世也没再与任何人谈过工作。
而罗青长与周总理再见之时,已经是在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了。周总理的最后一程,也是罗青长送的。周总理生前早有遗愿:“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罗青长成了帮周总理实现这最后一个愿望的人。
1976年1月11日,周总理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1月15日晚七时三十分许,邓大姐带着罗青长和其他几位负责播撒周总理骨灰的人来到大会堂西大厅,在向总理的骨灰默哀,邓大姐向骨灰做了最后的告别后,一行人护送骨灰上了一辆等候在外面的灰色吉普车,前往飞机场。
不论是选择在晚上播撒周总理骨灰,还是特意选用不起眼的吉普车,都是为了不惊扰群众,这也是周总理生前的愿望。晚八时许,一行人抵达北京东郊通县机场,乘坐一架运5运输机,完成了播撒周总理骨灰的任务。罗青长亲手将周总理的骨灰,洒向了周总理深爱的这片土地。
罗青长没有忘记最后一次见周总理时,周总理对他的嘱托,周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挂念着统一祖国这个未竟之业,挂念着远在台湾的老朋友们,总理口中的两个张姓朋友,其中一人便是张学良。
自从张学良被押解到台湾,周总理就一直挂念着他。1960年,周总理得知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夫妇要回乡探亲,便特意邀请他们来西花厅作客。罗青长陪同周总理参加了这次宴会。
在宴会上,周总理手书“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十六个字,请张学铭带给张学良。不过当时张学良身在台湾,看到这句话的可能性不大,而张学良真的也就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周总理去世后,罗长青还一直记得周总理的嘱托,于是在1992年和1996年先后两次手书周总理那十六个字。第二次写字时,张学良已经移居美国,终于有了看到这句话的机会。
不久之后,一幅张学良手捧字条,正在沉思的照片,从美国邮到了罗青长的手上,这是捎信人阎明光在将字条递给张学良后拍摄的。
罗青长看着照片上的张学良,欣慰地笑了,他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终于将周总理的话转达给了张学良,完成了周总理的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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