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刀与屠刀：二战时期的德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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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天使与恶魔也成了亲戚……

　　“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做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祇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这段话是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医者仁心，即使无法妙手回春也应救死扶伤。无论是战场还是大后方，经常能看见白衣天使在拯救世人。

　　援鄂白衣天使

　　但是，医生中不只有白求恩，也有刽子手，白衣天使和白衣屠夫有时候只有一步之遥。关于纳粹德国时期的历史，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党卫军和国防军的暴行，而医生这一职业的特殊性，其罪行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甚至躲过审判。

　　医学界的排犹之风

　　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排犹之风，从中世纪时就开始盛行，无论是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还是近代的科学种族主义，都喜欢把一切错误指向犹太人。到了19世纪后期，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表示“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他认为基督教国家应该抵制犹太教的遗民，这些遗民总有一天会靠经济控制整个基督教世界。这些担心并非毫无依据，因为在德国医生行业里，德国本土医生已经面临失业潮。在诸如柏林、汉堡、德累斯顿这些大中城市里，犹太医生所占比例高达50%。尽管整体而言，他们只占德国医生总数的13%，但这也远远高于犹太人在德国人口中的比例。犹太医生不仅数量多而且水平高，时不时能创造出新的技术来救治病人，而且康复率也很高。因此排犹的德国人虽然讨厌犹太人，但不得不选择犹太医生。

　　汉斯·威廉·门奇

　　在奥斯维辛，被犹太人们称为“奥斯维辛的好人”的医生

　　到了希特勒上台后，医学界部分人士与纳粹合谋通过反犹主义清除自己的竞争对手。希特勒也很愿意通过暴力手段达到“职业净化”。

　　纳粹上台的第一年，犹太医生就不断被冲锋队骚扰或威胁，有时候是被拉到郊区暴打，有时候是在自己诊所里被人拿枪指着。这些医生平常安分守己，所以想要息事宁人。可是纳粹不会放过他们，物理上的攻击远远不如精神上的攻击可怕。纳粹从心理层面击溃犹太医生，在1933年开展的全国医学专家大会上，一些德高望重实际上是纳粹认同的医生大放厥词，当场羞辱在场的犹太医生，声称犹太医生在德国是变相的种族入侵。以这个为契机，德国官方先是禁止部分犹太医生参加重要的全国性健康保险专家小组和研讨会，进而一步步地限制犹太人行医，甚至呼吁平民去羞辱、攻击犹太医生，犹太医生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不断崩溃。到了1939年纽伦堡第四修正案的出台，犹太医生数量已经下降许多，而剩下的犹太医生则被称为“疾病治疗者”而不是“医生”。但纳粹并不会只是改个名字就放过犹太医生，这些犹太医生中幸运的是被驱逐出境，不幸的惨遭杀害。

　　二战期间帮助中国的犹太人医生——汉斯·米勒

　　纳粹“医学一体化”

　　医学界的犹太人被清洗后，纳粹还不满意，他们打算“规范化”医学界，清除掉那些有良心的医生，转而代之的是那些参与过街头斗争的痞子。

　　纳粹设立帝国医生委员会，并且在每个地方都有分支，德国境内的医生必须从属于这个委员会。以前的医学团体要么被解散，要么被“调整”进帝国医生委员会，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合格的斗士，因为这些人早期曾在街头游行和战斗过。在1929年的一次纳粹党集会上，这些街头斗士组织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医生联盟，以此为基础，对其他医学团体进行排挤和压制。由于医学一体化的实行，医生成为纳粹党员比例最高的职业，一度达到了45%。而且，医生在冲锋队和党卫队中的比例也分别为教师的2倍和7倍。医生已经从单纯的救死扶伤之人变成纳粹工具。

　　党卫队

　　绝育与荒唐医学理论

　　时间回到20世纪初，一种荒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医学理论开始兴起，最早起源于美国，但繁荣于德国。这种理论名为“白人优生”理论，基于进化论而创造，又对族群基因繁衍进行各种看似科学的论述。白人优生论东渡至德国后被种族卫生学家阿尔弗里德·普勒茨采用，衍生出“有机种族主义”，随后，他依据这个理论建立德国种族卫生学会。对于20世纪20年代德国医生兼遗传学家弗里茨·伦茨(Fritz Lenz)这样的德国人来说，强制绝育和种族优生是一种神圣使命，他们后来追随国社主义，因为国社主义也有类似的理论和追求。而且，德国不像美国那样还有法律来约束这种歪门邪说，在纳粹时代，德国无论是法律还是平民对于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医学理论是极度吹捧。

　　卡丽·巴克（上图左，与母亲艾玛摄于1924年）

　　美国最高法院强制绝育合法案的中心人物

　　有理论基础则有实践准备，希特勒上台后不到六个月，内政部长便颁布绝育法，这部绝育法三句不离一个“种族”或者“生存空间”。1933年末，这部法律又被修改，并成为德国的医学纲领。“遗传健康法庭”也随之设立，这个特殊机构决定哪些人要被绝育。该机构3个成员中，有2个是医生，其中一个是行政卫生官员。平时医生要将有关病人病情的报告上交给遗传健康法庭，同时还要检举揭发包庇病人的医生甚至是“符合要求”的邻居，曾经的病人保密原则已经被纳粹废除。1935年德国规定通过外科手术来绝育的“遗传病”人中，包括智力障碍者、精神分裂症者、躁郁症患者、癫痫患者，除此之外，患有心理疾病的人以及病理性酗酒患者也被列为绝育对象。被绝育对象起初估计为40万，但后期预估值高于100万。

　　德国官方给出的绝育理由也十分荒唐，他们认为“从科学角度”来看，未绝育的患者富有攻击性且容易产生淋病，进而污染这个日耳曼民族。虽然他们无法解释像盲人这样的残疾人如何有效攻击健康人，但他们还是对绝育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医学理论深信不疑。

　　如果说1933年至1935年纳粹医学界是丧心病狂的话，1936年开始，纳粹医学界就只能用丧尽天良来形容了。遗传健康法庭将绝育范围扩大到体弱多病者，包括一些天生身体虚弱的人，而且他们的亲人也不能幸免，也被列入调查范围，查看家族病史中是否携带劣等基因。后来，连有微弱精神疾病征兆的人也要进行绝育，如果按照法庭的规定来实行，德国将近2000万人要被绝育。与此同时，法庭和部分医生合作，在大学建立遗传病患者档案，设立种族优生机构以及遗传学研究机构，意图从“科学”角度彻底清洗“有病的人”。而那些医生，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想反抗这种不合理的规定，毕竟纳粹和他们有相同理念，而且他们也需要纳粹清除自己的竞争对手——犹太人。

　　医学界的辛德勒们

　　柏林大学医学部的鲁道夫·拉姆是狂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医学理论支持者。他认为医生应无条件救死扶伤的这种普世价值，是迂腐愚昧的基督教徒编造出来的谎言，他觉得绝育才是对日耳曼民族的一种负责。

　　戈培尔在几次全国讲话中批判部分医生仍保持“无用的理性主义”，认为他们不愿意守护日耳曼民族的纯净性。医学界的一些教授和学生时常被遵守“规则”的同行排挤或者是被党卫军调查。 但纳粹的暴行并没有磨灭所有医生的良心。在大部分医生随波逐流时，反纳粹的精神病学医生卡尔·朋霍费尔认为，有遗传缺陷却又有超乎常人能力的人，不应被绝育。奥斯瓦德·布姆克医生也认为，不应对精神疾病患者以及人格分裂症患者进行绝育，应该给予他们生存空间。

　　在大学里，一个无畏的反抗者——卡尔·萨勒提出抗议。他是一位人类学家，在慕尼黑授课，他时常在课堂上抨击纳粹的种族主义学说，认为并没有所谓纯种雅利安人，德国人实际与斯拉夫民族有一定的基因联系。不仅如此，他还在课堂上反对医生用安乐死和绝育手段残害德国人民，可惜他最后被学生检举，不得不离开慕尼黑。

　　慕尼黑大学不仅有这位反抗纳粹的教授，还有三位医学生用行动谴责纳粹医生的暴行。1942年这三位医学生参加“白玫瑰”组织，在大学内散布传单，谴责和揭发希特勒的暴行。不幸的是，这些医生最后被处决，但他们践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不做奸邪之事。

　　“白玫瑰”成员：汉斯绍尔与苏菲绍尔

　　绍尔兄妹与克里斯托弗的合葬墓

　　手术刀能救人，也能杀人，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天使与恶魔也成了亲戚，本应救死扶伤的医生却变成残暴冷漠的刽子手，让无数本可以平安生活的患者离开了世界，让有才能的人无法继续建设社会，利用医生杀人，这也是纳粹的一个罪行。

　　参考资料：《恐怖的法官》《希特勒的民族帝国》《第三帝国的兴亡》《舒伦堡回忆录》《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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