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深度工作》作者丨卡尔·纽波特
1922年，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在瑞士一个名为伯林根的村庄建起居所。最开始他建起一座简单的两层石头房子，将其称作塔楼。一次印度之行中，他发现当地人有在家里开辟冥想屋的习俗，那次旅行之后，便在自己住所中开辟了一座私人办公室。
“在休息室时，我可以独处。”荣格这样评述这个房间。
“我随时都带着钥匙；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得进入这个房间。”
荣格在伯林根的塔楼
尽管我们很容易将伯林根塔楼看作是度假屋，但是回顾荣格的职业生涯，看到这里时，会发现显然这座湖边居所并非为躲避工作而建。1922年，荣格买下这片地产的时候还无暇度假。仅仅一年之前，在1921年，他发表了重要著作《心理类型学》，总结了长久以来荣格与其曾经的好友兼导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间思想的诸多差异。
在20世纪20年代，对弗洛伊德的思想提出质疑是很大胆的举动。想要支撑自己的著作，荣格需要保持清醒的状态，创作出一系列有见地的文章和著作，进一步支持和发展分析心理学。他后来也被称作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卡尔·荣格后来发展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心理学家卡尔·荣格
当然，他最终的成功背后有很多原因，但是在《深度工作》这本书中，我的兴趣点会落在下述这项技能，而这项技能显然对于他的成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深度工作（Deep Work）
深度工作指的是在无干扰的状态下，专注进行职业活动，使个人的认知能力达到极限。这种努力能够创造新价值，提升你的技能，而且难以复制。
深度工作是唤醒你当前的智力水平下，每一点价值所必需的。经过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方面的数十年研究，我们认识到伴随深度工作而来的精神紧张状态，对于提升我们的能力也是必需的。
其实，如果探究一番远近历史中其他一些重要人物的生活，你会发现深度工作在他们身上是非常普遍的。
比如16世纪的散文家米歇尔·德·蒙田早在荣格之前就在远离自己法国城堡石墙的南塔楼区建起了一座私人图书馆，而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大部分都在纽约库阿里农场的一间小屋里完成，当时他在那里消夏。吐温的书房离主要房屋区太远，以至于他的家人要吹号吸引他的注意力，召唤他去吃饭。
左为蒙田，右为马克·吐温
历史再向前推移，可以看到剧作家、导演伍迪·艾伦。在1969年至2013年这44年的时间里，伍迪·艾伦编写并导演了44部电影，获得23项奥斯卡奖提名——对于电影艺术作品而言，这个比例高得惊人。在这段时期里，艾伦一直没有电脑，所有写作都不受电子设备的干扰，而是在一台德国奥林匹亚SM3型号的手动打字机上完成。
伍迪·艾伦
伍迪·艾伦执导的《午夜巴黎》
此外和艾伦一样拒绝使用电脑的还有理论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他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下工作，在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出后，记者都找不到他。
彼得·希格斯
J.K.罗琳确实会使用电脑，但是广为人知的是，她在写作《哈利·波特》小说期间会远离社交媒体。尽管这段时间恰逢科技迅猛发展，公众人物也多对此趋之若鹜。
电影《哈利波特》
罗琳手下的工作人员最终还是在2009年秋天用她的名字开立了推特账户，当时她正在写作《偶发空缺》，开设账户之后的头一年半里，她只发布了一条推特消息：“这是我的实名账户，但恐怕我不会经常发声，因为当前纸笔仍是我的最爱。”
J.K.罗琳和她的《偶发空缺》
当然，深度工作不仅仅局限于历史人物和厌恶电脑之人。众所周知，微软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每年都要进行两次“思考周”，在这段时间里，他会远离世事（通常是在湖边小屋），只读书，思考大局。
正是在1995年的一次思考周中，盖茨写下了著名的“互联网浪潮”备忘录，将微软的注意力转移到一家名为网景通讯的新兴公司。
比尔·盖茨
在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身上，深度工作的普遍存在现象很值得强调，因为这种现象与当代大多数知识工作者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这个群体很快淡忘了深度工作的价值。
知识工作者之所以不再了解深度工作，原因显而易见——网络工具。
网络工具是一个非常广的门类，包括电子邮箱和短信等通讯服务、推特和脸谱网等社交网络，以及BuzzFeed和Reddit等炫酷的娱乐信息网站。这些工具的兴起，辅以智能手机和可联网办公电脑的广泛使用，将大多数知识工作者的注意力肢解得支离破碎。
2012年，麦肯锡的一项调研发现，知识工作者平均每周有超过60%的工作是进行电子沟通和网络搜索，工人们则有将近30%的时间只是用于阅读和回复电子邮件。
这种注意力支离破碎的状态不可能带来深度工作，深度工作要求长时间无干扰的思考。
然而与此同时，现代知识工作者也并没有游手好闲。事实上，他们称自己和以前一样忙碌。这种矛盾是由何产生的？另外一种类型的努力可以很好地解释个中原由，这种努力恰与深度工作的理念相悖：
浮浅工作（Shallow Work）
浮浅工作说的是对认知要求不高、事务性的任务，往往在受到干扰的情况下开展。此类工作通常不会为世界创造太多新价值，且容易复制。
换言之，在网络工具的时代，知识工作者越来越多地用浮浅工作——像人工网络路由器一样不断地收发电子邮件，不断被小事扰乱心神——替代了深度工作。诸如研究新的商务策略或撰写重要的经费申请等重大工作，本可很好地受益于深度思考，却也在受到干扰之后变得支离破碎，完成的质量不会太好。
对于深度工作更不利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向浮浅工作发展的趋向并非是很容易就能转变的。在极度浮浅的状态下度过足够的时间，将永久性降低自己深度工作的能力。
“网络似乎剥夺了我专注和沉思的能力。”记者尼古拉斯·卡尔2008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广为引用的文章中坦言，“不仅只有我是这样。”卡尔由这个论点出发，写成了一本书，名为《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后入围了普利策奖终选名单。为了写作《浅薄》一书，卡尔恰如其当地搬到一间小木屋里，强迫自己与世隔绝。
卡尔·荣格的伯林根塔楼成为他保持深度思考的场所，之后他才将技能加以应用，产出具有令人讶异的独创性的成果，以至改变了世界。如果我们能够共同努力构建我们自己的伯林根塔楼，培养在日益浮躁的世界里创造真实价值的能力，就能够认识到数代人中最高产和最重要的人物所认可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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