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 学者不必急于自售

01 我与钱穆先生

有一次，在陈述编书理想时，我终于有勇气面对钱穆先生这个人，而不是他“国学大师”的盛名。他面容温和，倾听人说话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沉思的宁静。也是一种鼓励。

那时之前，我原是为公事去爬素书楼的石阶，送稿、送书、请益，去得很勤。之后，钱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潜老师的学生，谈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乐山为武大讲学之事。

我告诉他，我听学长们谈到，清晨持火把去礼堂上他的课的情景。因此，有时钱先生也留我坐谈当年事。

没有公事时，逢年过节和他寿诞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离开素书楼。十八年间我在那石阶上下近百次，阶旁两排枫树长得很高了。一九八五年我车祸住院时，钱师母去看我，说老师很惦念。一年后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阶时，才看到路旁小沟里积满了台湾少见的红枫叶。

那些年，钱先生的眼睛已渐渐不能看书了。和钱先生真正谈得上话以后，虽然时时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严，也感到一种宽容和温熙，也许我没有历史学问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么是不能越过的界限。

当他问我坊间有什么新书时，我有时会以外文系的知识，冒冒失失、糊里胡涂地带给他馆里出版的书，也买些坊间话题论著，如柏杨的书，送给他。

我回台大之后，也常与他谈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书，譬如最早先用《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时学生的反应，谈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寻》。对于追寻寂寞这种文化现象，钱先生感到相当“有趣”（他的无锡发音至今难忘）。

其实，一九八三年他亲自赠我的《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书中，钱先生回忆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园林独处的寂寞中构思完成，尤其详述任教于抗战初迁昆明之西南联大时，在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独居小楼一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的情境下完成《国史大纲》，七十年来此书仍是许多人必读之书。只是他那种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会意义的孤独，情境大不相同。

02 历史动荡中的文人

当然，1975年后，钱先生面对种种变局，忆及抗战前后中国之动荡，以史学家的心情观察，感慨更自深沉，他一直盼望而终于失望的是一个安定的中国。

《国史大纲》完成之时，昆明、重庆在日本轰炸下，前线将士血战不休，该书《引论》说：

“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

此段文章使我更具体地了解他为什么肯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以为可以安度余年，因为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有捍卫华夏文化的担当。

我不敢进入史学范畴，但是对于文化史极有兴趣，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对社会变局的反应，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部编本，以及高中《中国文化史》的新编，每件事都是新闻的焦点。

在那一段时期，我身兼人文社会组和教科书组主任的双重责任，随时有去住“保安大饭店”的可能，幸好生长在我那样的家庭，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说，你当了这么芝麻大的官，却惹上了天天上报的麻烦，必须记住文告里指示的，应当时时“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爸爸以前曾说：“我这个女儿胆子小，经常“处变大惊”。

想不到，1970年代的国立编译馆竟是我的“壮胆研究所”。其实，舆论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间希望学术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数并不少。大学时代《国史大纲》曾是我们的教科书，在人生许多不同阶段也曾重读。

近日知《国史大纲》在大陆又成必读之书，果真如此，书中首页“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的要求：

“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对国家半世纪动荡，饱受摧残的人性应该有增加温厚自尊的影响吧。

如今回忆近二十年，隔着小方桌，听钱先生说话，如同他的《引论》，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变局中，对中国文化重作剖析。

钱先生说话有时平静，有时激昂愤慨，在座有时仅我一人，有时和钱师母三个人。他的无锡话多半围绕着这个心思意念，并不难懂。

我记得后来一次谈到中国现代化转折对文化人的打击。钱先生说，那场动荡结束后，五十岁左右的人仍会保存一些国粹，他们有说话的一天，中国文化仍有延续的希望。

那些年钱先生也常谈到台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对变动政局的态度。谈到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由昆明迁回平津，还乡者几乎行李尚未安顿，战祸又起，人心惶惶。

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样，亦不知何去何从。钱先生回到无锡家乡，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学，教中国思想史等课，兼任文学院长。他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当时：

“学校风潮时起，盖群认为不闹事，即落伍，为可耻，风气已成，一时甚难化解。”

每日湖里泛舟，或村里慢步，心忧家国，以五彩笔纂集庄子各家注，于一九五一年出版《庄子纂笺》。后来幸存已属不易，中国学术研究至此几乎形成断层。

03 失望并不绝望

1950年钱先生由广州去香港，与友人创办新亚学院（港中大前身），最早只有数十个学生，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三人，其中最杰出的余英时在《犹记风吹水上鳞》文中谈当年简陋艰困的情况和师生的“患难之交”，他对老师重要的著作和做学问开放的态度有扼要的见解。

1970年钱先生迁居台北，政府礼遇学人，助其在阳明山管理局宾馆预定地上建一小楼，名“素书楼”，可以安居，讲学著述，颐养天年。

台北素书楼

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晚年“归”来定居的台湾竟也到了没有温情与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岁的高龄，1990年6月底，为尊严，仓皇地搬出了台北外双溪的素书楼，落脚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两个月后逝世。

当年的继任者，没有意愿维护前任对归来学人的礼遇，举国将一代大儒扫地出门的莽撞无识，其不尊重学术的景况，为台湾悲。

十二年后，2002年3月，台北市长主持开启“钱穆故居”典礼，将它开放作为中国文史哲学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阶整整三十年，如今脚步何等沉重。

石阶上的院子搭了一个小篷子，典礼下午开始时春雨下得丰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场面相当凌乱。我进去后，在后排找到个可以不被人发现的位子，可以听听，仔细想想这三十年间事，钱师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

当初议会叫嚣收回市产的时候，仍有一些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前往素书楼探视，且为他整理、校订旧作。

钱先生问他们：“这些人急着要这房子做什么？”他们说：“要做纪念馆。”他说：“我活着不让我住，死了纪念我什么？”

余英时追悼钱先生写了一副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为故国招魂》文中想用这副挽联来象征钱先生的最终极也是最后的关怀。

“未学斋”是以前钱先生书房之名，是他苦学自修的心情，“素书楼“今天已不复存在了。

这大概是余先生以国际史学家的身外，厚道的说法。钱先生自十六岁（1910年）读到梁启超《中国前途乏希望与国民责任》，深深为梁氏历史论证所吸引，一生研究历史，希望更深入地找寻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他希望国家社会能在安定中求进步，而不是悍于求变，以戾气损伤文化。

余英时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

我初见钱先生的时候，已是他的红叶阶段，深秋季节，思考的叶片已由绿色转为一种祥和的绮烂，再几番风雨，即将落了。他八十岁生辰南游，在梨山武陵农场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

“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

此文后与《师友杂忆》合集，充满了家人、友情温暖的回忆，也充满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乱世，颠沛聚散的感叹：

“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几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虞。”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这也是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钱穆先生说的话。

04 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

我近年迁居，目前的书房正壁上挂着一幅钱先生赠我的墨宝，录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绝句五首，开始一首即说出他在外双溪定居的隐逸心情：

“开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楼中人兀然，鸟雀时来往。”

署名“丙辰重九钱穆时年八十有二”。那时他视力已差。这幅字更是珍贵。在它对面墙上，挂着庄灵所摄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阔叶树，上面的枝叶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错的山岩上——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钱先生为什么愿意与我谈话？

他是学术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会经济各方面都下过苦功，而且都有专门著述，到台湾后又着手《朱子新学案》、《古史地理论丛》等整理工作，由台大中文系戴景贤、何泽恒等协助校阅。

他与我谈话，从不论及更学研究，但谈人生，如他在《八十忆双亲》书中说：

“退出联合国，消息频传，心情不安，不能宁静读书，乃日诵邵康节、陈白沙诗聊作消遣。继朱子诗续选两集，又增王阳明、高景逸、陆柠亭三家，编成理学六家诗钞一书。窃谓理学家主要吃紧人生，而吟诗乃人生中一要项。余爱吟诗，但不能诗。吟他人诗，如出自己肺腑。”

由读诗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生存之道，他认为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不去京沪平津各校，回到家乡太湖畔读书，再由云南去香港，来台湾，至少保住了不说话，更不必丢失的尊严。

到台湾后应文化学院（现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聘，每周两小时由学生到外双溪上课，并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生活得以安排，从未发表任何政治言论，如余英时文中说：

“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谈话中，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吸尘器中的灰尘。”

自1990年8月30日钱先生逝世，我都念着，有生之年能写此记忆。因为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

本文选编自齐邦媛《巨流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