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当我听说72岁的厦大老领导陈传鸿因病去世，觉得有点突然，他那张憨厚的胖脸随即浮上脑海，久久，久久……
说陈传鸿是“老领导”，其实他并不老，不过是上一任而已，且人敦实地摸样看上去也没有什么老态。该怎么贴切地称呼他，其实不大容易，他先当书记，后当校长，时间都是三、四年，似乎给厦大师生员工以过度性领导的感觉。加上他一直比较低调，校园中老骑着一辆自行车上下班，照校内民间的说法，“他当书记时是校长说了算，他当校长时是书记说了算”……
于我而言，称陈传鸿为“老厦大”比较自然，文革前的厦大其实很小，对于我这样一个生长在厦大校园的老孩子，校内的教工几乎每张脸都觉得有些熟。后来，因为他和我同学的姐姐结婚，他那张憨厚的面容就更加熟悉了些许。白驹过隙，文革后他成了物理系的系主任，上个世纪90年代初，厦大工会组织基层工会主席和各系领导前往永安旅游，我与他一路同行，因为同是老厦大，一谈如故，他还乐呵呵聊起我发在《厦门大学》报和《厦门日报》的一些散文的细节，话很投机。
后来他成了厦大校级领导，平民的我自然与他敬而远之，但他在校园骑自行车上下班，难免抬头不见低头见，也就相互成了“点头之交”……2003年他在厦大离任后应邀到仰恩大学当校长，一个静悄悄的夏日正午，他满头大汗用自行车载一个皮箱，也许是另有急事，他就把皮箱暂放在主校门边的厦大信箱内，并对信箱值班的员工谢声连连，这一幕恰好被我撞见，感慨中留下很深的印象。
由于他那憨厚的性格，让有些人怀疑他主政的魄力，但发生在我们家里的一件事却从此让我对他颇生敬意：大概在1997初，他被正式任命为“厦门大学党委书记”不久，他带着组织部长突然来到我家，与我父亲郑道传畅谈了一个多小时，快刀斩乱麻，一举解决了曾经身为右派的家父努力抗争40年要求校方解决的历史问题……
“人在做，天在看”，陈传鸿蛰藏着知识分子的良知正义，也饱含着温厚的人文情怀，这是我和我们全家老小怀念这位“平民校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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