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竹简上的五个字，证实儒家曲解历史：周文王果然是反贼

所谓考古证史，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史料容易被后人根据自身需要篡改，有时篡改一字就让内涵谬以千里，因此想要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考古，找到第一手资料。

作为商周之际的风云人物，周文王不仅是周代商的关键人物，还是儒家眼里的完美表率。但在周文王身上却有一段历史公案，即“文王受命称王”之事，宋朝之后儒家学者极力否认文王称王，唐朝之前学者认可文王称王，为何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为何文王称王让后世儒家无法接受？

1，封神演义中的周文王愚忠形象

《封神演义》第二十九回“斩侯虎文王托孤”，周文王临终托孤，字字感人至深，一个忠君爱民的周文王形象跃然纸上。

对姜子牙说：“倘吾死之后，纵君恶贯盈，切不可听诸侯之唆，以臣伐君。丞相若违背孤言，冥中不好相见”，说罢泪流满面，让人读之唏嘘。

对儿子姬发：“纵天子不德，亦不得造次妄为，以成臣弒君之名。”

自我感慨说：“商虽无道，吾乃臣子，必当恪守其职，毋得僭越，遗讥后世。睦爱弟兄，悯恤万民，吾死亦不为恨。”

按照这种说法，周文王一直恪守商朝忠臣本分，临终之时不忘告诫儿子忠君爱民，哪怕纣王残暴无道也要恪守其职，不准以臣伐君。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按照艺术创作基本理论，《封神演义》对周文王形象的塑造，应该是以周文王忠于商朝、忠于纣王为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适当夸张渲染。那么，历史上的周文王真有如此忠诚吗？其实，《封神演义》作者既违背创造理论，又没有违背，因为姬昌是否称王有一场争议，直到现代发现战国竹简上刻写的五个字，才证实儒家曲解历史，周文王果然是个大反贼。

2，周文王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胡适评价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周文王忠不忠于商朝的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唐朝时期，学者刘知几《史通·疑古》记载：“夫天无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犹存而王号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僭号而陵天子也”。梁肃在《西伯受命称王议》中，认为所谓周文王称王之说是“反经非圣”。总得来说，唐朝儒家学者比较含蓄的质疑“文王称王”。

宋朝时期，儒学极度繁盛，出了很多大儒，欧阳修在《泰誓论》中极力辩驳，认为文王受命称王的看法为“妄说”。受到宋朝大儒影响，明清学者们开始认为“文王受命称王”之说是假的：一可能是“司马迁不达理道之舛”，司马迁搞错了，二可能是汉朝刘歆（支持王莽称帝的汉朝宗室，刘向之子）篡改史记等史书，故意将“文王受命称王”放进书中。

客观地说，唐宋学者的质疑未必没有一点道理，那么司马迁《史记》中是如何记载的呢？

《史记》记载：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司马迁证实周文王晚年已经自称为王，《诗经·大雅·文王》篇中也说姬昌晚年称王。对于这一事实，汉唐文人基本都给予认可，并未提出什么质疑。

其实，无论姬昌有无称王这一历史事实，透过历史上的这一场争议，可见白的可以被描成黑的，黑的也可以被洗白。

通常来说，历史是越早越可能真实，越晚越可能被篡改，先秦与汉朝史书上的记载，应该可以说明姬昌称王的事实了。但欧阳修等的质疑与驳斥也存在一定道理，那么周武王到底有没有称王呢？而且，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里，真相只有一个，肯定是有人搞错了或说谎了，那么是司马迁搞错了，还是欧阳修胡扯呢？

3，周原甲骨文再引争议

大约公元前1150年左右，周文王祖父古公亶父迁都，从豳地迁至周原。大约百年后，周文王又迁都至迁丰（今长安县沣西），但周原仍是周人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考古专家在周原地区出土了周初甲骨，其中一些甲骨中同时有“周方伯”和“王”的内容，于是“文王是否受命称王”又再起争议。

原因很简单，对于其中“王”的解读，部分学者认为是指商王，姬昌是“周方伯”，部分学者认为“王”就是指姬昌。由于周原甲骨文词晦涩难懂，至今未能全部释读，加之周原甲骨文数量有限，所以一直没能真正解决这个历史悬疑。

4，战国竹简上的五个字一锤定音

2008年，清华校友在海外发现一批战国楚简，拍下之后赠送给了清华大学，一共约2500枚，这就是“清华简”。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的李学勤教授评价说，“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

一，姬昌称王是历史事实

清华简中的《保训》，是周文王临终前的遗训，核心思想就是“中道”和“阴阳和谐”，对华夏文明影响至深。但《保训》开篇第一句五个字，让学者非常兴奋，基本平息了文王是否受命称王的历史争议。

《保训》：“隹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鬲，恐坠保训。戊子自演水，己丑昧爽至□，病，述保训，令史书之。”

结合先秦与秦汉史料，“隹王五十年”这五个字一锤定音，明确无误的指出周文王身前已经称王，是商纣王的反贼。

二，姬昌何时称王存在争议

根据《周本纪》记载，由于周人势力越来越大，让商朝忧心忡忡，崇侯虎诋毁姬昌，于是纣王将姬昌囚禁在羑里。经过一番贿赂营救，纣王将姬昌释放，甚至还“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姬昌出狱之后，暗中推行仁政，在“断虞、芮之讼”这一年受命称王，即周文王在位的第42年。

“隹王五十年”这五个字比较含糊，没有指出姬昌何时称王，但存在二种解释。

1，姬昌晚年称王，后人尊敬他而说“隹王五十年”。

2，最直白的一种解释，即姬昌做了五十年的王。

如果姬昌继位之初就已称王，那么商周关系就有必要重新审视。当然，从姬昌一直“事殷”来看，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小。

三，姬昌在位50年还是51年

《史记》等正史记载“西伯盖即位五十年”，或文王“享国五十年”，但《吕氏春秋·制乐》记载的却是：“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

从清华简《保训》这一句话中可知，周文王在位第五十年时身患重病，于是留下遗嘱。由此推断，周文王应该死于留下遗嘱之后不久，即“即位五十年而终”之说更符合历史。

宋朝之后，儒家门徒为何曲解姬昌称王之事？原因很简单，姬昌晚年称王这一历史让儒家门徒不爽，周文王是儒家眼里的完美表率，如果他乱命裂土称王，岂非无君无父，背叛了正统商纣王，违背儒家忠君爱国的正统伦理理念，也无法塑造周文王“至德”的形象！

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大概就是这样，“文王受命称王”本来没什么争议，但儒家倡导忠君，要树立封建社会的正统伦理观念，而文王是商臣却“以臣反君”，与儒家思想严重相悖，于是儒家不惜曲解历史，硬生生的将原本没有争议的历史给逆转了过来，搞出一段千年争议，以至到明朝还出现《封神演义》中文王遗嘱这等夸张情节。

参考资料：《史记》、清华简《保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