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孙立平：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真正的大国重器是小民琐事

多少年来，我们生活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但宏大的历史是抽象的，个体小民的生活是具体而实在的。除非在极为有限的特殊历史时期，小民琐事是我们考虑许多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但是，针对目前的场景，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的一个判断是，未来的若干年有可能是中国经济很艰难的时刻。从外部环境上说，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市场基本处于饱和状态。

从国内来说，中国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以房子为中心的时代即将过去，进入后置业时代，人们开始提升生活品质。

因此，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力，要更多建立在内需的基础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在这个新的阶段上，老百姓新释放出来的需求会表现在哪里？首先就是养老育儿这些更现实的问题。

第二，如何创造条件，使这方面的内需能够释放出来？

首先，将社会资源更多用到改善民生上。

其次，内需的关键是富民，尤其是不要与民争利。无论其具体原因是什么，政府财政收入远高于经济增速的增长，都会导致对民间消费能力的抑制。

再次，同样重要的是对未来的预期。对未来的明确而稳定的预期，直接决定着老百姓的消费意愿。而预期问题的核心，是安全感，消除对未来的后顾之忧。

最后，再次引用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若干年前的一篇文章中的那段话：

中国应享用自己的巨大财富。中国目前巨额的盈余储蓄完全可以用来缓解国内的贫穷状况，改善社会保障、教育和环境等，而这都是中国国内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里需要补充一句的是：小民琐事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但一个国家最深厚的潜力，一个国家长远的实力，可能就是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民琐事才是真正的大国重器。

社会究竟在固化，还是在重新洗牌？

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趋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一种判断是，社会结构明显在趋于固化。另一种判断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在重新洗牌。

如何看待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其实，很多判断或结论都只能产生于比较当中。

多年以前，我就在讲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如果和改革初期、改革中期相比，可以说近几年中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固化（定型化）的趋势，这是从纵向的角度来说的。

第二，如果横向地和欧美的一些国家来比，我们毕竟处在快速发展、大规模城市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应当说这个社会固化的程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而那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固化程度其实比我们更高。

第三，虽然我们现在社会固化（定型化）的程度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但是这个固化（定型化）所提出的问题的严峻性远远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

定型化只是这些年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侧面。从另一个方面看，一个相反的过程，即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客观存在的。

从最简单的现象层面来说，本世纪以来的洗牌过程，我们大体可以注意到这样的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金融资本的崛起和资本市场的扩张。特别是最近这几年，由于实体经济处境艰难，一些原本是经营实体经济的企业者也开始把大量的资金腾挪出来，投入到资本市场，投入到金融中。企业界的一些朋友原来是做实业的，现在一问，说是去做投资了。

第二个是产业结构的变动，传统产业的衰退和新兴产业的兴起。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本世纪初，中国最有名的富豪主要是集中在房地产和制造业中，但是最近这些年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资源迅速向新兴产业集中，尤其是这些年的新经济。

第三个是中产阶层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在过去这些年中，虽然中产阶层实际状况并不乐观，但是从规模上来说，不断的扩大是个事实。中国的中产阶层尽管处境艰难，但是不能否认，现在通过租金、理财等等方面获得收益的人在不断地增加，而且这个收益具有一定的规模。但值得警惕的是，在最近的一两年中，其中的一些人又陷入财富缩水的窘境当中。

总体来说，进入21世纪之后，一方面中国的阶层在固化，另一方面重新洗牌的过程也在同时进行。概括的说，阶层和阶层间主要的趋势是固化，而洗牌更主要是在一个阶层内部发生。

疫情之后的全球化

最近有不少朋友在问：孙老师，疫情之后的全球化会怎么走？全球化的过程结束了吗？会不会倒退？

第一，疫后，全球化是向前还是向后，取决于一个最基本的假设，世界是对抗的，还是缓和的。

第二，如果判断是对抗的，国家安全第一，全球化倒退；如果判断是缓和的，基于比较优势考虑，全球化向前。

第三，去全球化与重新结盟并行。

目前，新冠疫情正在迫使政府、企业和社会加强长期应对经济孤立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几乎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状态。一旦各国再无意愿保护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纪建立起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将迅速萎缩。

要弄明白疫后全球化会怎么走，需要首先弄明白我们刚刚经历的这波狂飙猛进的全球化是怎么来的。

我们知道，全球化最基本的动力是来自比较优势理论所阐明的逻辑：

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更简单地说，谁有什么特长就干什么，然后在市场上公平地进行交换，这样就可以实现资源的全球性最优配置。

但是，要注意，这个逻辑要能起作用，是需要前提的，这个前提我将其称之为要走出”卡脖子困境“。

比如有两个人，一个擅长种地生产粮食，一个擅长缝纫做衣服。那最好的情形就是擅长生产粮食的专心种地，擅长缝纫的专心做衣服，然后双方进行平等的交换。但这种情形的前提是，双方最关心的问题是提高经济效益、增进自己的福利。但如果两个人的关系变坏了，变得敌对了，眼下最关心的问题是为了让对方不如自己，削弱对方的力量，甚至是消灭对方，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这时，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一方利用自己掌握的优势卡对方的脖子。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想象，种粮食的人更容易卡做衣服的人的脖子。于是，双方的选择就会走向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冷战期间全球化就无法向前推进，而在苏联解体之后，全球化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关键就在于有没有这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我们如何看待当前的困境，如何看待疫情之后整个世界的态势与格局，将决定着全球化的命运：

如果人们假定这个世界是基本和谐的，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追求经济效益和福利上，比较优势的假设可能会起作用，全球化会在经历短暂的波折后继续向前推进；

如果人们假定这个世界会走向对抗甚至敌对，国家安全的问题成为第一位的考虑，首要的问题是要防止对手卡自己的脖子，那将会走自给自足的模式，全球化走向倒退。

我的看法是，疫后的世界，也许是去全球化与重新结盟的并行。

实际上，我们前面所有的讨论都是以中美两国为对象的。而中美两国的共同特点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大，经济体系完整，互补性强。尽管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产业转移，两个国家都有所侧重，但恢复完整经济体系和产业门类的能力都是具备的。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最优的话，这两个国家都有走自给自足道路的条件。

那些小国呢？瑞士呢？新加坡呢？尼泊尔呢？更不用说那些更袖珍的国家了。他们怎么办？也自给自足？不可能的。最现实的选择，可能就是与当中的某些大国结盟，在结盟中寻求自己合适的位置和生存的机会。

所以，今后的世界也许是一个去全球化与重新结盟并进的世界，而这样的世界我们其实并不陌生。

本文作者：孙立平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