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御赐虎钮铜印与清代名臣故事

安徽桐城为江淮文明的发祥地和集中地，“桐城派”故里，享有“文都”盛誉，人文勃兴，代有英才。本文介绍的安徽桐城市博物馆馆藏的虎钮铜印就与清代桐城“父子双宰相”中小宰相张廷玉有关。

“调梅良弼”虎钮铜印

这枚虎钮铜印，由印身和印钮两个部分组成，材质为黄铜。印身长5.8厘米，宽3厘米，高1.5厘米。印面四角截圆，呈椭圆形，四周用单线凸边。印底部横镌着“御赐”二字，其下竖刻“调梅良弼”四字，字体皆为阳文小篆。镌文两侧雕刻有两条螭虎，蜿蜒向上，相对拱卫。印钮为虎形，高4厘米，长3厘米。虎呈跽踞状，尾巴向右卷曲，惟妙惟肖。印上纹饰庄重优美，书体风神流动。

“调梅良弼”虎钮铜印印文

据《张氏宗谱》记载：雍正七年（1729）十月二十日，赐臣廷玉“调梅良弼”。受印人张廷玉（1672-1755），安徽桐城人，康熙朝大学士张英次子，字衡臣，号砚斋。康熙时，累官至吏部左侍郎。雍正皇帝登基后，历任礼部、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要职。乾隆皇帝亦对其十分尊崇，盛赞他与鄂尔泰为“唐之杜房”，令其御门升殿不必侍立，出入禁宫皆乘肩舆。张廷玉身居庙堂近五十年，所谓“历仕三朝，遭逢极盛”。其生前受封勤宣伯，开清文臣封公侯伯之例；身后配享太庙，为清代大臣中获此殊荣的唯一汉人。

印文“调梅良弼”之“调梅”一词，见于《全唐诗》李爻的诗：“上宰调梅寄，元戎细柳威”，原指宰相之职，但此处代指的是张廷玉的职位。“良弼”亦见于《全唐诗》李洞之诗：“帝梦求良弼，生申属圣明”，是“优秀辅佐”的意思。众所周知，雍正皇帝是立志改革的君主，但同时猜忌心很重。他对科举出身的汉族大臣缺乏好感，但身为汉人的张廷玉却能脱颖而出，独享浩荡隆恩，并被他赐予“调梅良弼”铜印，可知其中必有缘由！

张廷玉一生遵循其父“读不尽架上古书，却要时时努力”的教诲，养成了每日必读书的好习惯，因而学识渊博，青年时即以才学显闻于世。科举中第之后，他一直在清大内从事文书工作 ，不仅负责起草诏书，奉旨奏对，还负责为皇帝转递地方大员上奏的机密奏折。公文写作必须言之有物，这个“物”一是从长期读书积累中厚积薄发，一是从实践中总结而来。张廷玉每日下朝回家，总要对一天经历的大小事情进行总结反思，把这当作每天的修养功课。“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因而他拟写公文的能力很强。加上他细致耐心、思维缜密，并且始终把持自己的定位：只为公、不谋私、忠君为国、谨遵上谕、严守机密，所拟文稿“皆称帝意”，当之无愧成为雍正朝的第一文臣。

除担任文臣做好文书工作以外，张廷玉对清廷政治制度也贡献很大，他规划建立了军机处制度以及完善了奏折制度。

军机处始设于清雍正七年（1729），因与准噶尔部作战，军报往返频繁，而内阁又距内廷过远，且办事效率不高。于是，为了紧急处理西北军务设立了军机处。张廷玉就军机处的性质、官职、职能、纪律等方面都作出了严格规定，“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军机处的创立，加强了君与臣、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和重大事件的保密程度，使清政府行政效率大为提高。

另外， 张廷玉确立并完善了奏折制度。奏折是一种臣民上奏文书，始于康熙年间，但当时在作者范围、传递方法、疏奏内容及朱批等方面，还没有制度化。《清史稿·张廷玉传》载：“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于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日必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自此以后，作为一种官文书制度的奏折制度才被确立下来。这一制度的确立，牵涉朝廷政令的推行，而关乎君臣间权力的分配。它对清朝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利于清帝“广耳目，周见闻，洞悉庶务”，让官员间相互监视，彼此牵制，地方大员不能擅权；而且作为一种荣誉，激励臣工上进，利于君臣间沟通、协商。这一切，张廷玉功不可没。

在个人修养方面，张廷玉淡泊名利、廉洁自律、克己修身。桐城张氏家族是名门望族，由于家教极严，子孙始终以读书为第一要务，无纨绔子弟。张廷玉自己虽位极人臣也“无声色玩好之嗜”。张氏一门曾创造了“一门十进士”的记录。张廷玉时刻秉承家训与上谕，“前辈尝言张文和公，在雍正年间最承宠眷，然门无竿牍，馈礼有过百金者辄却之”。

另外，雍正帝对于臣下朋比为党的反对态度鲜明。张廷玉在这方面也严格要求自己。不结党营私，投机钻营，一心为朝廷办事。

基于上述种种，雍正曾多次对张廷玉加以赞誉：“大学士张廷玉侍朕左右， 敬谨小心，十一年如一日。其为人外和平而内方正， 足办国家大事。凡有密旨，悉以谕之，彼时在朝臣工中只此一人。”史载，张廷玉曾患小病。病愈之后，雍正对近侍说：“朕股肱不快，数日始愈。”臣属闻知，争来问安。雍正笑对群臣说：“张廷玉有疾，岂非朕股肱耶？”雍正、廷玉君臣关系，可见一斑！皇帝赐他“调梅良弼”铜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枚小小铜印，既是雍正帝对张廷玉的一种褒奖和器重，也是一份希望和重托！它承载了一代帝王对优秀臣子的浩荡隆恩，见证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君臣情谊。它也将激励后人，以张廷玉为榜样，克己奉公，抒诚供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