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波兹曼丨崩溃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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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技术垄断是一种文化状态，也是一种心态。技术垄断是对技术的神化，也就是说，文化到技术垄断里去谋求自己的权威，到技术里去得到满足，并接受技术的指令。技术垄断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以，和传统信仰相关的大量文化成分必然会迅速消解。在技术垄断里感到最舒适惬意的人相信，技术进步是人类至高无上的成就，是解决最深沉的两难困境的工具。他们还相信，信息不是利弊皆有的祝福，只要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继续不断，不受控制，它就可以给我们越来越多的自由、创造性和心灵的安静。然而事实刚好相反，信息根本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它似乎不会改变这些人的观念，因为他们坚定不移的信仰是技术垄断的结构必然产生的结果。尤为重要的是，抵御信息泛滥的防线崩溃之后，技术垄断就大行其道了。

信息及其控制机制的关系很容易描绘：技术垄断使可供利用的信息增加。随着信息供应量的增加，信息控制机制就受到很大的压力。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当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时，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生活的宗旨就必然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卫。防线崩溃之后，人们就无法寻觅经验中的意义，就失去记忆力，就难以想象合理的未来了。

由此可见，给技术垄断下定义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抵御信息过剩的防御机制崩溃以后，社会遭遇的后果就是技术垄断。制度化生活难以对付过多的信息时，技术垄断随即发生。技术产生的信息压制文化时，文化试图把技术作为手段，以提供明确的方向和富有人情味的生活目的，但事与愿违，这样的努力注定要失败。有时，以毒攻毒治病是可能的，但只有充分认识到疾病控制机制以后，以毒攻毒才有可能。我在此描绘的防御机制是原则上可以利用的机制，我将说明这些机制是如何失去防御功能的。

失控的信息构成威胁，我借用上文的比方来帮助我们理解；防御信息失控的机制好比是人的生物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就是防御细胞生长失控的机制。当然，细胞的生长是一个正常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生命就不能存活。但如果没有功能良好的免疫系统，有机体细胞的生长就不能够进行，有机体就会紊乱，重要器官本来就脆弱的关系就会遭到破坏。总之，免疫系统要摧毁不需要的细胞。一切社会都具有生物免疫系统那样的制度和技艺。这些制度和技艺的功能就是维持新与旧、创新与传统、意义与观念紊乱的平衡，它们求得平衡的手段是“摧毁”不必要的信息。

必须强调指出，一切社会制度都行使控制机制的功能。指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大多数讨论社会制度的作者（尤其是社会学家）并没有把握这样一个思想：制度力量的削弱使人受到信息混乱的伤害。我们说制度的削弱使生活失衡，这仅仅是说，信息失去效用之后就成了混乱之源，而不是秩序之源。

有的时候，信息的功能纯粹是剥夺人的信息，不过信息的主要功能是指引人赋予信息适当的分量和价值。社会制度关注的是信息的意义，在实施信息准入标准的时候可能会相当严格。现以法庭作为一个简单的例子。有关举证的规则，有关参与审判的行为准则，几乎全是为了限制信息的准入量。在我们的法制里，法官不把“传闻”或个人意见当作证据来接受，除非伴有严格的受控条件，法官禁止旁听人表露感情，不允许原告提及被告过去的罪过，不允许陪审团听见围绕证据可否准入的辩论。这一切都是信息控制的例子。这样的控制规则来自一个司法理论：它界定什么信息有相关意义，尤其界定什么信息没有相关意义。这个理论可能有某些瑕疵，比如人们对信息管理的流动规则可能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有一个问题是谁也不会争辩的：必须以某种方式控制信息。即使一个最简单的案子，也可能涉及数以千计的事件和争端；人们非常理解，倘若一切事件都获准进入法庭，有关程序的恰当理论就不可能得到确认，审理的过程就没完没了，法律本身就沦为毫无意义的摆设。总而言之，法律规则关注的是信息的“摧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各种源头包括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源头的新信息已经使法理开发到极限，有关实用性的规律还是相当稳定的。这可以用来说明为何美国人过度使用法庭来寻求连贯性和稳定性。当其他制度不再能控制无节制的信息量时，法庭就成为真相的终极仲裁机制。至于法庭这个机制能够维持多久，谁也不知道。

我曾经说学校是信息控制机制。这个控制机制的标准常常见诸教学计划，清楚地表现在课程介绍中。大学情况指南介绍学校的课程、课题和研究领域，总体上宣示学校的办学宗旨：用功的学生应该思考什么问题。更加准确地说，从“指南”中没有列入的东西，我们可以了解到严肃学生不应该思考的问题。换句话说，大学指南是一个信息管理规划的正式描述，借以系统地排除、贬低并标记不重要的东西——简言之，就是将某些信息弃之不顾。大学指南之所以“有意义”（更加准确地说，它曾经“有意义”），其道理就在这里。通过纳入/排除机制，指南反映的是有关教育宗旨和意义的理论。在我执教的大学里，我不会发现占星术、精神治疗或神创论的课程。当然，有关这类课题的信息俯拾即是，但支撑这所大学的教育理论不允许这样的信息进入正规的课程结构中。师生没有机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的课题上，它们受到的鼓励是照章办事，仿佛这些课题并不存在。如此，学校表明自己的办学理念，表明什么是合理的知识。当前，有人接受这个观点，也有人持异议，由此引起的争论削弱了大学作为信息控制中心的功能。

课程结构瓦解最明显的征兆见诸“文化素养”的观念，有人把它作为组织原则提出来，且吸引了许多教育家的注意。其理念是，如果你粗通文墨，你就应该掌握数以千计的人名、地名和警语；据信这就构成美国人文化素养的内容。然而，文化素养根本就不是组织原则，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予以阐述。实际上，这是把疾病称为治病良方。这里要强调的是，凡是要想在信息管理上良好运转的教育制度，都必须要在宗旨和意义上有一个明确的理论，必须要有清楚表达这个理论的手段；为此目的，它都必须要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一部分信息。

再举一例，请考虑家庭这个制度。在18世纪末的发展过程中，欧洲的家庭理论包括这样一个前提：情感上保护家庭成员，以免冷漠和社会竞争对他们构成伤害。正如克里斯托夫·拉施所云，家庭是无情世界里的避难所。[3]借用拉施的话说，这个理论主张保存“分离的宗教传统、陌生的语言和方言、地方的口头文化和其他传统”。为此目的，家庭要负责儿童的社会化，并成为信息管理的机构，虽然它是非正式的信息管理体系。成人生活的什么“秘密”可以进入家庭，什么“秘密”不允许进入家庭，这要由家庭来控制。有一些读者记得成人在孩子面前避免使用一些词语，不议论一些事情，因为其细节和衍生的东西不适合孩子。不能控制孩子信息环境的家庭算不上够格的家庭，它仅仅是名义上的家庭，仅仅靠DNA遗传信息来维系。实际上，许多社会里的家庭就是这样的家庭——由遗传信息维系的群体，靠仔细的婚配来控制。在西方，家庭作为非生物信息管理的制度，始于印刷术的上升期。凡是可以想象的课题都有书可读之后，父母被迫承担各种各样的角色：保护者、养育者、品位和品格的仲裁者。父母的作用就是要排除损害家庭宗旨的信息，并据此界定儿童的意义。如今，家庭再也无法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我相信，这个事实对每个人都是一望而知的。

法庭、学校和家庭仅仅是信息控制制度的三个例子，它们构成文化的信息免疫系统。另一个例子是政党。我在一个民主的家庭里成长，父母的教导非常明确，应该给政治事件和政治评论赋予特定的价值。父母的教导未必需要清晰的论断。他们的言传身教由理论衍生而来；在我的记忆中，这个理论是：人们需要保护，因此他们就必须和政治组织结盟。我们对民主党忠心耿耿，因为它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利益，我的家人、亲戚和邻居都属于工人阶级；只有一位叔叔例外，他是卡车司机，但他每次都选共和党，因此被认为是傻瓜和疯子。共和党代表富人的利益，按照这个标准来定义，共和党对我们工人阶级是不关心的。

这个理论澄清了我的家人评判信息重要性的感知和标准。其一般原则是，民主党人提供的信息总是受到认真对待，而且很可能是真实而有用的（来自南方民主党人的信息是例外，他们有助于我们选举总统，但由于他们特有的种族理论，所以除了选举之外，我们从来不会看重他们的意见）。共和党人提供的信息是垃圾，其有用之处只在于证明，他们多么专注于为自己谋福利。

我不准备断言，这个理论就是正确的。至于有人指控它失之过简，我的答辩是：一切理论都是过分简约的，至少会导致过分简约的后果。法治是过度的简约。任何课程设置也是过度的简约。家庭关于儿童的观念同样是过度的简约。这就是理论的功能——过度的简约，目的是帮助人组织、掂量和排除信息。理论的威力就在于简约。同时，理论的弱点也在于它过度的简约，面对新信息的攻击，理论是脆弱的。任何理论得到过多的信息支撑时，这些信息基本上就失去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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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秦沈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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