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笔、墨、纸与砚台相比算是消耗品，因此历代文人墨客都十分重视砚台。提起砚台，人们便会想到“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
其实，砚台作为曾经必备的书画工具，全国各地，北起吉林、南至海南；东起辽宁、西抵西藏，全国26个省和自治区都曾生产。历史上有过记载的砚台有三百多种，为什么只有“四大名砚”，没有六大、八大、十大呢？
唐朝人最早提出“四大名砚”
“四大名砚”的美誉是从唐代开始出现的。
“四大名砚”地位的确立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这得益于唐代强盛的国力和书写载体纸张的普及。自东汉末年造纸术出现，至隋唐时，纸张已彻底取代了简帛，成为书画的主要载体。它使书写更为方便并向民间普及，大大促进了书写的革命，使唐代书法艺术繁盛一时，涌现众多的书法大家。书法的繁盛又进一步促进了书写工具“文房四宝”的发展，这其中砚台的发展更是迅猛，各大名砚相继涌现，至中唐时期，社会上开始盛行“四大名砚”之说。
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所著的《论砚》中有这样的记载：“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及好事者用未央宫铜雀台瓦，然皆不及端，而歙次之。”
这可能是对“四大名砚”地位评述的最早记录
关于我国“四大名砚”的真正由来，目前最受推崇的说法是出自北宋时期苏易简的《砚谱》：“砚有四十余品，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端州斧柯山石为第二，歙州龙尾石为第三，甘肃洮河石为第四。”虽然这四种石砚并不是现在的“四大名砚”，但这种说法在当时已然得到众人的认可，让“四大名砚”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并延续至今。
而随着青州红丝砚石材旳枯竭，山西绛州的澄泥砚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最终取代红丝砚，成为中国四大名砚的一员，也就组成如今的“四大名砚”。
四大名砚各领风骚数百年
从唐代开始，文人墨客对砚的材料有了更严格的要求，包括质地、功能、流畅性等，达不到要求的就不能称为名砚。
我们的先人，在中华大地上从千百种制砚的材料中发现磨墨、下墨、发墨、润笔，最理想的材料；而又从上百种能制砚的材料中，反复比较、不断实践，最后挑选出端、歙、洮、澄泥四大名砚。
它们材质上乘，石品名贵，雕工精湛，是实用和观赏俱佳的文房之宝；另外它们又是最早开发，贡献最大，又最受帝王将相、文人雅士的宠爱。以绛州裴氏所产澄泥砚为例，据前人总括，其特点为：质坚耐磨，温润如玉，储水不涸，历寒不冰，积墨不腐，呵气可研，不伤笔毫，正因如此，才流传千年，备受追捧。
此外，在历史特地阶段，四大名砚各领风骚。澄泥砚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唐朝，达到顶峰，被封为贡砚，柳公权《论砚》，评澄泥的别种“青州石末”为第一，绛州澄泥“黑砚”次之。宋代，澄泥砚产地甚多，除河南虢州，山西绛州、泽州，河北相州、保州，山东柘沟等地皆产之。其中，尤以绛州澄泥砚最为出名。
五代时期，歙砚崛起。南唐后主李煜尤为钟爱歙砚。称之“为天下冠”。宋代时端砚已经颇为有名，包公沉砚的故事家喻户晓。明清时，端砚更傲视砚林，独步天下。洮砚也兴起于宋代，备受苏东坡、黄庭坚等大家的推崇，成为宋朝士大夫书斋中的新宠。
四大名砚历史贡献重大
砚和笔、墨、纸一起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做出来巨大贡献：一是它们记载和传承了中华五干年之文明；二是它们开创和传播了东方民族最具魅力的书法和绘画艺术；三是它们成就和培养了中国历代的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大书画家以及承载、传承了他们的传世作品；四是它们从诞生之日起，就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服务。因此，从这四个方面的意义上讲，它们无疑推动了中国社会与中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四大名砚，历史上曾经无比辉煌，所谓千金易得，一砚难求，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和见证。惟其如此，我们才要更加重视其技艺的传承和文化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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