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的一句话：汉人盗窃六文者杀，阴曹地府不知添了多少冤魂

元世祖忽必烈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一生纵横天下，威震欧亚。

一次，他在南坡与一些蒙古儿童玩，谈笑中说：“凡是汉人偷盗，只要价值达到6文钱的，就要杀头。”说者随意。听者留心。随行人员立即记下来。传达下去。变成了“汉人盗钞六文者杀”的诏令。一时间。阴曹地府不知添了多少冤魂。

终于有一天，忽必烈在行宫打瞌睡时，朦胧中听见有人问刚从京城来的吏部尚书：“京城的情况怎样？”尚书答道：“别的没啥，就是监狱里人满为患。”忽必烈一惊。睁开眼追问：“这是什么原因？”尚书如实说，依照圣旨，凡汉人偷盗值六文钱的物品就要杀。杀不及，所以监狱也关满了。

忽必烈大惊。追问是谁假传圣旨。大臣们作证。说是您自己在南坡亲口说的。忽必烈也想起来了，恼火得很：“我不过是开玩笑罢了，哪里是什么诏令呢！”

于是，这道荒唐的诏令被撤销，但枉杀的百姓却再也不能还阳了。

为政者总想建立一套令行禁止高效率的运转机制，一旦建立起来，却忘了为它设立监督和制动的部件，尤其是不注意监督和制约最高权威的言行。这样一来，越高效的机制，出现的差错可能最大。特别是在官吏素质相对较低的情况下，统治者的“乱命”往往被高效地从严执行，而没人出来匡正。

元朝统治者麾下的铁骑不愧为步调一致所向无敌的大军，正因为这样，决策者只言片语的失误，就更能变成天大的灾祸。

类似的事也曾发生在元太宗（忽必烈的前任）时代，当时元军进攻金国的汴京（开封），金军顽强抵抗，使元军蒙受重大损失。元军有个旧制度，凡是攻打城邑，只要对方抵抗，破城后就要杀尽城中军民，烧尽房屋，谓之“屠城”。这是一种极野蛮残酷的制度。

当即将攻陷汴京时，大将速不召就向元太宗窝阔台要求屠城。按当时周围大臣的情绪及窝阔台本人的倾向，屠城令是极可能下达的。幸亏有个德高望重被太祖太宗倚作栋梁的中书令耶律楚材竭力劝阻，据理力争，他说：“如果把汴京的军民都杀光了，有地无民，一座废城又有什么用？天下能工巧匠珍宝文物都聚于汴京，如果屠城，我们将一无所获了。”

正因为这样一代名相的力谏，元太宗的一句“准予屠城”才终于出不得口。才得已保全汴京147万人的生命。保全了一座历史名城。

可见。决策者言行不可不慎。不可不受监督。执行者的素质不可不提高。否则，“拿着鸡毛当令箭”，有好经也让“歪嘴和尚”念歪了，蒙受损失的还是国家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