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物览】青铜器——询簋:涉及人物和方国较多的重要器物

1959年6月，蓝田县城南寺坡村北沟道中陆续出土了十多件西周青铜器，文物出土后曾辗转运往西安，陕西省文管会、西安市文管会及陕西省博物馆派人收回11件。器物可分两组，一组为询簋器，一组为弭叔器，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询簋与弭叔簋。这批器物入藏陕西省博物馆后，博物馆专门派段绍嘉携器物简介资料请郭沫若先生鉴定，郭沫若撰《弭叔簋及询簋考释》发表于《文物》1960年第2期。

询簋又作旬簋，通高21厘米，口径24.8厘米，腹围95厘米，该器通身饰瓦纹，低体宽腹，最大径在腹中部。矮圈足外侈，盖上有圈状捉手，口沿下原有一对衔环兽首耳。器心有铭文131字，大义为周王命询适官，管理邑人，并以虎臣为前驱，以西门夷为后备，叫师苓侧新等驻成周作为后备军，走亚、戍秦人等为先驱，征服夷族。周王赐询厚赏，因铸此器以资纪念。铭文记述周王布置军旅大事，为一篇研究西周历史的宝贵资料。作器者为询，故命名为询簋。铭文所述周王命询掌管之事，与师酉簋所掌管之事大致相同，可知，询之官职与师酉相同，应是师。

询簋为青铜器研究中经常提到的一件重要器物，其价值在于铭文中涉及的历史人物、少数民族和方国、官职较多，与众多青铜器铭文联系紧密，相互印证，为青铜器研究和断代的重要依据。询簋与师询簋、师酉簋、师酉鼎三件青铜器联系最为紧密，诸多学者均有研究讨论。

关于询簋的年代，郭沫若认为是宣王时器，唐兰、李学勤定为恭王时器，陈梦家、黄盛璋认为是夷王时器，朱凤瀚、彭裕商认为是厉王时器，刘启益、吴镇烽先生断为懿王时器，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断为恭、懿时器。

关于询簋、师询簋、师酉簋、师酉鼎四器之间的关系，大多学者认为询簋和师询簋、师酉簋和师酉鼎均为同一人所作，争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师酉和师询的关系，二是询簋和师询簋年代的先后。

师询簋最早著录于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原器已失，器形不详，铭文亦只见摹本；师酉簋目前著录所见四器，大致同形，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分别有藏品；师酉鼎本世纪初为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征集收藏。

郭沫若先生根据铭文中询所管理的夷人名称与师酉所管理的夷人名称基本相同，加上询之祖为乙伯，酉之父为乙伯，认为酉和询为父子。自郭沫若创立师酉为师询之父之说后，唐兰、陈梦家、黄盛璋、朱凤瀚先生等都支持这一观点，只是在王世的排列上有所差异。李学勤先生也曾持这一观点，但后来李学勤、刘启益等先生认为师酉簋在器物形制上要晚于询簋，师酉和师询的关系应该颠倒过来，师酉应该是师询的后裔。彭裕商先生则通过比较两器的册命内容，认为“师酉很可能不是师询之父，二人也可能并不存在亲属关系”。

询簋的纪年是十七年，师询簋纪年是元年。郭沫若、李学勤、朱凤瀚等先生认为询簋作于师询簋之后，也有一些学者则认为询簋时代在前。

从询簋铭中可知，询因其先祖辅佐周室而成为周室重臣，周王册封询的权职很大，管理的人众如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秦夷、京夷、毚夷、师苓侧新、斝[jiǎ]华夷、身夷、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等多达十三四种。

“邑人”含义近同于文献所称之国人，平常务农，战时为武士，其主要成分应当是周人贵族中的最底层，多数当属于士这个阶层，总体来看，“邑人”应当为周人贵族中较疏远的旁系分支。在金文中，还见到邑人出现在师氏、膳夫前面的例子。可见其地位应当高于师氏、虎臣和膳夫。

“虎臣”有学者指出其属于异族成员，“虎臣”在对外战争中，往往充当先头部队，其地位比“邑人”略低。“先虎臣”即作为先锋的虎臣。“虎臣”与“庸”相比，应当属于更早归附周人的异族，从询簋铭文“先虎臣后庸”来看，其地位应当高于庸。“后庸”即追随于虎臣后的庸徒。另外，虎臣在师酉簋铭文中也曾出现。通过询簋和师酉簋可知，询和师酉都是虎臣的首领。在询簋和师西簋铭末，询和师酉亦分别用日名来称呼其父祖，可见，询和师酉之家族也不属于姬姓周人系统。有学者认为，虎臣的长官可能主要是由夷族人担任，这可能也包含着以夷制夷的思想。

“华夷”与“西门夷”“京夷”“服夷”同列，应当作奴隶被征戍去替西周奴隶主服役的。“秦夷”“西门夷”“华夷”“京夷”等可能是周初被迫迁至京畿附近的东夷族，地位卑微，为周室统治之下的贱民。“成周走亚”为官职名。

“戍秦人”可理解为戍守秦地的人或戍守边境的秦人。从询簋铭文可知，当时周原附近居住着众多嬴秦族人，有政治地位高的，也有地位卑微的。地位高的嬴秦族，可能是早期居住在陕甘一带的嬴秦族，如犬丘大骆一族；而秦夷、京夷等可能是周初被迫迁至京畿附近的东夷族，地位卑微，如被周孝王召至汧渭之会养马的非子一族。

（原载于《陕西古代青铜器》文物出版社）

询簋

询簋铭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