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时的中国已过去，雄鸡逐渐在东方抬起头颅，并会一直强盛下去

“知命不惧，日日自新。每一天都更新自己，每一天都爱自己，每一天都别放弃。纵使四面的环境且苦，且静，且大，且空虚，但青年本色，当日日自新。”

鲁迅在1920年时这样写道，时日至今已过去百年之久了，时代与时代之间是个循环。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先生作为那个年代少数清醒的人，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内呐喊。并希望这般“寂寞”尽可能少的人承受，希望年轻人是朝气的，是有信心有希望的，即便承受了这般，也要能有继续期待“明天”的坚定信念。青年本色，当日日自新。

鲁迅是一位拿笔指挥的战士，是旧中国转型的一面旗帜。鲁迅扛着旌旗跟在陈独秀、胡适身后反封建、反吃人的礼教，因其挥舞大旗身姿最英勇最雄伟，成了“五四”的方向。先生的笔锋犀利犹如针头，扎得人头脑清醒。

“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作为那个时代清醒的人，鲁迅注定是孤独的，看到“愚昧腐朽”的国民，发出时代的呐喊，终究也无人懂得。

《呐喊》写着一个个悲惨的故事，认为别人想吃自己的《狂人日记》；善良迂腐、儒雅可怜的《孔乙己》自不必说；《药》，带血的馒头，愚昧至此；《明天》，单四嫂子，那时的生存环境如此恶劣，让人唏嘘不已；《风波》，讲了很多当时人的生活。

《头发的故事》，“辫子”是那个时代痛苦的回忆；《故乡》，讲的就是闰土，闰土最终怎么样了，无非是生活的重压下变得世故了，“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阿Q正传》，阿Q得精神胜利法，只是自我安慰。外人的厌弃、抬举、嬉笑怒骂，对于他来说都是无动于衷，这种封建流毒的锁链牢不可破，残酷至极。《白光》，祖母对陈士成观念的影响，童年的记忆对人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深深的烙印在行为观念里。

《端午节》，前面都是看迅哥儿笔下的底层人民，普通小老百姓，这篇写的是上层人士。方玄绰，表面进步，骨子里落后，时代的巨轮下有几人能做到进步，大多还是随波逐流。

《社戏》，迅哥儿乘船回家，水光明丽，微波荡漾，天色已乌黑了。船上小朋友不觉地肚子泛起阵阵呼噜，桂生提议偷豆子煮着吃。

在阿发和六一公公豆田的选择上，阿发提议偷自己家的豆，阿发家的豆不如六一公公的大，他们又提议偷六一公公的，采摘、煮熟，小朋友们吃的很开心。

下一日，六一公公找上门来问豆，非气呼呼地问是否为他们所偷，而是问豆可中吃，听到好吃后很自豪。大概《社戏》是鲁迅先生作品中为数不多的温情了。

除此之外，在诸多文章中，有几个词语总是在刺痛我的双眼——“看客”、“身份”与“反抗”。

各种环境，便能产生各种看客，有些看客是因为没有知识而起哄，非要参与不可，否则容易感到没有认同感，而觉得生活不下去，他们消费面子，也爱好面子。

有些看客是因为有利而图而起哄，也有些看客没有表情，他们更在乎自身的当下，一旦与自己无关，便可冷眼旁观，甚至不以为意，他们也许或有其他感情，但他们更看重实在。

“身份”，每一个人都很难逾越自己身份的界限，新的礼教处于被建立而未被普及的状态，包括今天也一样，可以理解为村落文化。

新的东西总是容易被怀疑或者直接被抨击，畏畏缩缩的人随处可见，他们想要试探，但总需要代表，而他们也只渴望别人来做代表，他们则选择平庸，换言之选择安稳，而选出来的代表，不一定能替他们办事，但一定能很好替他们掩饰。

如果没有一个认真的人，那一切都会很美好而正常，一旦有了一个认真的人，便会使他们恐惧，而群起攻之，他们信奉传统，并坚守传统，他们甚至不会怀疑，他们的眼里有很多的理所应当，即使理所应当也以为无害或是少害，所以便不值得革新，因为革新的代价昂贵，收效也甚微。

“反抗”，很多人都有过反抗，有些反抗并不得善终，命途多舛，有些是反抗反被同化，算是被“挽救”，有些的反抗是无力也而虚荣的，有些的反抗是有力也而光荣，但后者只是少数，所以读他们的反抗都有些悲戚，因为同道者寥寥。

《呐喊》粗略的结束了，可其中的人物仍在现实中存在着，存在着无数个阿Q，无数个孔乙己，无数个祥林嫂，以及无数个看客……他们有着新时代的痛苦，也有着新时代的快乐。

我从他们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鲁迅说，愿他的文章早日作古，但直到现在，也不过时。唯有不断自新，保持清醒和理智，永远不忘自救才能自强，人只活一世，醉生梦死蹉跎一生真的太可惜了。

鲁迅所处的中国已经过去，雄鸡逐渐在东方抬起头颅，并会一直强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