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文梅 见习记者 陈柯宇 北京报道
“我一直认为，中国公益事业的根本问题，其实是一种公共精神匮乏。”深圳市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长江证券公司创始人陈浩武说道。
今年12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2020中国公益年会中，陈浩武发表了“公益精神与社会责任”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公益活动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推动社会共同体的发展，培育国民的公共精神，促进人们主动积极地参与公益活动。
陈浩武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创立了长江证券，并任董事长。他长期关注川滇黔地区的少数民族儿童教育，例如在2011年成立石门坎后援团，在2015年成立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为少数民族的儿童提供教育资源，推崇和贯彻公平教育的理念。此外，他还尝试运用网络来推动“慕课”，希望在偏僻的乌蒙山区推动教育公平建设。
根据多年在公益实践中的体悟，陈浩武对公共精神做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公共精神就是普遍的利他主义、普遍的公共关怀、普遍的向善意志，和普遍的践行“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公共精神的匮乏是核心问题
《华夏时报》：您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主题进行今天的演讲，有着怎样的思考？
陈浩武：做公益十年有余，我觉得中国的核心问题是一种公共精神的匮乏。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分散的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缺乏共同体，它是分散的、独立的。所以中国人在传统上缺少一种凝聚精神，因此，公共性是整个国民精神中最匮乏的东西。
而公益精神的核心恰恰在于它的公共性，它是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对共同体成员的关怀，出于一种利他主义和向善意志，因为公益的本质就是利他的。
《华夏时报》：那中国人的品质当中是否有利他成分的存在呢？
陈浩武：当然存在。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轴心时代起就强调向善意志，孔孟的“以仁释礼”，核心就是强调人的向善意志。到了明清时代，王阳明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致良知。
什么叫致良知？王阳明阐释地很明了：当看到邻居的孩子要掉到水井里的时候，人的第一反应是要把这个孩子抓住，不让他落水。但想去抓住这个孩子的人，他可能和孩子的父亲有仇隙的，但是这个人第一反应一定是去救孩子，而不是犹豫仇隙问题。王阳明认为这就是人内心中本能的良知。“不虑而知，是为良知”，因此，只要把每个人心中的这种良知焕发出来，它就是一种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的来源，除了我所说的向善意志，还有人骨子里的悲悯之心。孟子说，悲悯之心人皆有之。根本是要培养国民的公共精神，只有让国民公共精神培育出来，他的向善意志、利他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会自然而然做到了。
通过发展公益组织建造社会共同体
《华夏时报》：您觉得应如何让国民具有公共精神？怎样引导大家？
陈浩武：非常好的问题。方法有三条，第一条是发展教育，要从小学、中学、大学都培养人的利他精神。其实今天的社会风气是非常令人悲观的，老人倒在地下没有人敢去扶，很令人心寒。我们社会的利他精神培养还有极大空间。
第二是建立共同体来培育公共精神。比如一个公益组织组织就是一个共同体，大家在这个共同体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长期就会产生一种热爱共同体的情怀，这就是公共精神。
第三条就是要更多的宣传国民的公共精神，应该树立这方面的榜样，让大家能够找到一个学习的典范。
《华夏时报》：该如何发展我们自己的共同体呢？
陈浩武：在中国，公益活动恰恰就是社会共同体的最重要胚胎，通过发展公益组织来形成一些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发展公益组织的核心就是社会重建，要注意这种社会重建它是社会的，不是行政的、机关的、体制的。它是民间和社会的重建，这就是公益组织，它是共同体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发展公益组织就是发展共同体，所以人们应该主动积极地参与公益组织的活动。
企业家应承担起社会责任
《华夏时报》：您觉得在这样一个社会重建的过程中，企业家应该有什么样的担当和责任？
陈浩武：企业家在这个时代，是要努力通过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从而促进社会公平。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国家通过征税来实现国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那么现在的核心其实要解决财富第三次分配的问题，第三次分配就是要先富带动后富。
所以，今天的企业家阶层，要拿出更多的悲悯精神支持和发展公益事业，在每年的财富收入当中拿出更多的比例去扶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促进社会的公平。
我认为企业家的贡献是几个方面的：
第一，企业家发展企业可以增加社会就业，这是他的第一层贡献。第二，他制造产品可以提供税收。第三层贡献，就是做公益慈善。目前企业家的第一层贡献和第二层贡献都可以通过制度得以保证，但现在所提要提倡的是企业家的第三个方面的贡献，这是没有制度约束的，它属于企业家的良知和社会关怀范畴，这是他们的时代责任。
《华夏时报》：站在企业家更多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看，您觉得未来整个公益行业的发展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陈浩武：
大概有这几个方面，第一是在社会重建当中，社会共同体越来越多，纳入到共同体范畴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大。
第二，第三次分配占国民收入总分配的比重越来越大，目前我们这个比例是很小的。我在世界上走了80多个国家，像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这样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些国家中，学校、医院、实验室有大量以私人来命名的教学楼。很多人终其一生，最后把他所有的财富贡献给了这些公共部门。我这里说的公共部门是指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养老等这些公共部门。西方的清教精神有三句话：拼命的挣钱；拼命的节省；拼命的捐赠。
我想，清教精神并非西方企业家的专利，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也应该有自己的公共精神，需要不断探索。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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