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疫情改变的大学

2020年，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独特的一笔。

这一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影响了国内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具体到高教界，高校教师们一面身体力行科技抗“疫”，一面也在应对史无前例的教育挑战。

而今，站在岁末年终，回首一年来高教界发展的轨迹，会发现疫情是一个绕不开的字眼。

解读这些由疫情留下的高教“痕迹”，让我们知过去、见未来。

关键词一：线上线下教学

疫情给大学教学带来的变与不变

作者 |李锋亮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高等教育领域带来了深刻改变，其中最明显的改变之一就发生在教学模式层面。

具体而言，今年上半年，绝大多数高校师生都采取了线上方式开展教学活动；下半年，也有相当数量的大学师生采取了线上和线下相融合的教学模式。

此外，很多研究生也采用了“云”组会、“云”答辩等形式开展教学与研究工作。

网络技术跨越式的大规模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高等教育原有的面貌，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教学模式的深层次思考。

线上教育方式的优势在于通过信息技术的辅助，能够跨越地理空间的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给教学指导带来便利。

尤其是对于一些专题性的课程，教师可以克服地理上的局限与世界知名学者进行远程连线，共同完成高端教学——这在疫情之前很少见，但在疫情压力下，大家逐步认识到这种教学方式完全可行。

同时，疫情也“逼迫”高校师生熟练掌握在线教与学的方法和技术。

这一方面会提高师生多维度的能力与素养（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能力与素养），另一方面也会增加教学资源的丰富程度。

网络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与铺开早已有之，但出于各种原因，距离真正融合还存在不小差距。

此次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高校弥补这种差距的“催化剂”，从长期来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学教学质量。

然而，教学最主要的本质是师生之间的交流，其内容既包括学科知识，也包括更为广泛的其他内容。

因此，疫情虽会给师生带来教学模式的变化，甚至是天翻地覆的改变，但教师“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核心职责并不应该随之改变。

当下，国内高等教育已逐渐回归常态化的线下教育模式，但线上教育历程会对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已露端倪的现象，如在一些学术会议、高校课堂上，线上线下混合式进行的比例明显升高。

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将高校教书育人的核心职责，与必然会到来的教学模式变革进行融合。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如教师发现由于教学技术、教学模式、课堂教学内容等的变化，导致自身工作的核心职责有所弱化时，他是否能够有足够的警惕，并有针对性地对教学细节进行改进？教学细节的改进，意味着教师要改变自己的教学习惯、准备更多的教学资源、习得新的教学技术方法、创新教学设计，甚至要有更多课堂教学以外的交互。

高校又能否充分意识到这一趋势给教学工作带来的挑战，更多支持教师探索新教学模式，给予师生更多包容？

总之，线上教学必将成为高校教学中和面授一样的常态模式。

我们需要让师生深刻意识到线上教育的优势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同时掌握相应的技术与方法。

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思考，怎样才能保证教师“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职责，在未来的新型教学模式下不会发生改变。

（作者系清华大学长聘副教授）

关键词二：学科热潮

建新学科要区分数量与结构问题

作者 |熊思东

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民对公共卫生的关注，将今年的学科热潮推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领域。

而这股学科热潮也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所反映出的人才短板、各院校自觉调整专业、国家相应政策引导下催生的。

相比较2019年，2020年大量公共卫生学院、专业及科研组织机构在高校中成立，尤其是在高水平大学中增长较快。

目前，全国共有155所高校设置公共卫生教育教学或科研组织机构，其中设置了公共卫生学院的高校有88所。

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已有26所设有公共卫生学院。

与此同时，也暴露出部分高校（特别是东南沿海一些高校）设置公共卫生学院、专业及科研组织机构存在盲目上马等问题。

今年，国家进一步加强高水平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通过创立发展公共卫生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将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相关学科专业纳入“国家关键领域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招生计划”支持范围，增加专项研究生招生计划数量。

而“十四五”期间，相关学科专业还将持续扩大培养规模。

应急管理专业过去存在于少数大学，今年则出现了一批重点院校“组团”增设应急管理专业的现象，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在内的重点院校。

此外，还有部分高校自觉调整了该专业设置。

就应急管理专业而言，我国在总量上不足，在结构上也不合理。

总量上不足指的是，我们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流行病学、化学品爆炸、安全生产、社会突发事件等方面的应急人才总体缺乏。

结构上不合理体现在，在总量不足的前提下，我们应对煤炭、煤矿安全生产的应急管理人才有专门的高校、专业进行培养，而对于更广泛的社会事件，如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化学品安全管理等应急管理人才的培养则几乎没有。

加强后者的人才培养是当务之急，也是着眼于长远必须要做的事。

公共卫生又是另一个问题。

我国高校参考了苏联的管理体制，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大医学院都设有公共卫生学院。

从这一角度来看，又与应急管理专业的情况不一样。应急管理专业只在少数大学开设，公共卫生学却是在医学院普遍设置。

那么，公共卫生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主要有几方面：一是近年来公共卫生学院的人才培养走下坡路，学生报考意愿不强；二是大学开放转专业，学生转专业冲动较强；三是学生毕业后真正从事卫生防疫、疾病控制的人数较少，转行比例较大；四是即便就读公共卫生学院，学习传统的五大卫生、流行病学和统计学等专业的学生意愿明显少于社会医学、公共卫生经济管理，后者不是对公共事件进行管理，而是对公共卫生机构的人员进行管理，培养的是卫生局的干部。

因此，未来对于应急管理、公共卫生的学科发展应区别对待。

针对应急管理，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结构上都要加强。

而对于公共卫生，除了特殊省市的布局之外，更应该提高公共卫生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感，让他们有获得感的同时，更有明确的定位——究竟是公务员还是专业管理人员，从而避免工作定位不明导致的公共卫生体系不稳定等问题。

（作者系苏州大学校长）

关键词三：研究生扩招

研究生扩招不是“权宜之计”

作者 |周倩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研究生大规模扩招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不同时间节点的特殊现象。

21世纪以来，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呈现不断增加趋势。

第一次大规模扩招是2003年，受非典疫情影响，扩招34.1%；第二次是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扩招16.3%；第三次是2017年，非全日制研究生增加，扩招22.4%。

2020年招生规模再次扩大，比例为23.5%。

单纯从绝对招生数看，此次为历次之最。

2020年扩招的直接推力，一是新冠疫情。

许多企业没有招聘计划，甚至一些企业开始裁员，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处境。

同时，很多学生不再也不能出国留学，只好选择在国内继续深造。

二是国家政策。

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使得研究生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愈发重要，教育部文件明确我国将持续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

三是领域需求。

今年是方向明确、重点突出的扩招，扩招领域主要是研究生教育规模较小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高校，重点投向临床医学、公共卫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专业，以专业学位为主。

研究生扩招背后隐含的逻辑，一是目标变了。我国要向高等教育强国目标迈进。

扩招指标向重点领域倾斜，有助于突破西方国家的技术垄断与封锁打压，有助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是基数大了。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进入普及化阶段，扩招是对庞大本科毕业生数量的直接回应。

三是追求高了。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强，扩招能够满足更多人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愿望。

四是形势严了。

今年就业形势复杂严峻，扩招能够发挥“蓄水池”作用，缓解巨大就业压力。

从长远来看，研究生扩招于国于民都是重大利好：一是有利于提升劳动力质量，加速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二是有利于打破二元结构，给予更多人实现阶层跨越的机会；三是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更好地落实“六稳”“六保”工作。

扩招是把“双刃剑”，也可能带来新隐患。

一是教育质量跳水”，短期内急速扩招会带来导师队伍不足、设施配备滞后等问题。

二是学历学位“贬值”，扩招后发生研究生跟本科生抢“饭碗”的恶性竞争。

三是管理水平“下滑”，扩招会给日常服务、就业指导等带来冲击。从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看，远期市场能否吸纳也值得关注。

研究生扩招不是“权宜之计”，是国家从整体战略出发作出的重大决定。

要因地而异、因时而化、因势而动，探索出一条研究生培养量与质“双发展”的新道路。

（作者系郑州大学教授）

关键词四：留学生教育

疫情不会改变出国留学大格局

作者 |闫月勤

当新冠肺炎这只“黑天鹅”猝不及防突袭人间，全球所有领域都为之改变，特别是人员流动遭到了空前打击。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今年10月发布的《2020国际移民展望报告》，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与2019年同期相比，2020年上半年新签证/居留许可证（绿卡）的发行量下降了46％。

第二季度下降幅度更大，比2019年第二季度下降72％。

人员流动在教育领域，首当其冲是对出国留学带来影响和变化。

疫情导致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上扬，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使我国学生出国留学环境恶化。

与此同时，潜在留学人数和目的国也发生了变化。

出国留学适龄人口将逐年减少。

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数据， 2013—2018年，我国15—19岁年龄段出国适龄人口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留学目的国将向多元变化。

2019年，英国恢复了留学生工签即重新开放PSW签证，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使得出国留学生在留学目的国选择上发生变化。

据新东方《2020中国留学白皮书》显示，在意向留学人群倾向的留学目的国调查中，42%的受访者青睐英国，37%的受访者倾向美国。即英国超过美国，成为我国出国留学生首选国家。

疫情后，有三大因素使得我国适龄人口的留学意愿降低。

第一，以加入《华盛顿协议》、在世界著名大学排名中位次逐年上升为标志，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中外合作办学蓬勃发展，可以做到“留学不出国门”；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多样化发展，基本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各类学习需求。

第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对疫情的防控不力，使得世界范围内公共卫生安全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出国跨境留学特别是小留学生出国意愿可能会受到影响。

第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小，北上广深等城市的经济文化和科技教育水平，特别是中产阶级以上家庭生活水平已与许多发达国家没有差距或差距日益减少。

这些家庭的孩子是出国留学的主力，未来他们的出国跨境学习意愿可能会下降。

疫情后，尽管出国留学面临前述影响和变化，在有经济支付能力前提下，我国出国留学的大趋势、大格局不会变化，原因在于：

第一， 全球化仍然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和重要趋势。

第二，从高等教育诞生至今没有停止过国际化，即使冷战时期也以区域国际化形式存在着。

国际化仍是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三大趋势之一。

第三，国际化是发达国家高等学校的日常，生存还是发展都离不开国际学生，国际学生甚至是国外著名大学的重要经费来源。

另外，发达国家大学高度自治，办学不会随便被政治家左右。

在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日益削减的情况下，英国重新开放留学工签、美国著名大学联合状告美国政府错误政策都是证明。

争取更多中国优秀学生仍然是国外大学的不变立场，遍布世界著名大学的国际学生招生事务办公室/项目部，甚至是中国学生招生事务办公室/项目部只会加强。

第四，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不可逆转，能变化的只有形式和范围。

未来，只有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具有包容多元文化素养、能够在全世界范围配置的优秀人才才是社会需要的高层次人才。

这样的人才需要在多元文化的国际环境中滋养成长，出国留学还是我国优秀学生成长的重要途径。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大学国际化评价研究中心主任）

关键词五：“后疫情时代”的高等教育

疫情催化高等教育的三大问题

作者 |席酉民

2020年，全球最大的公共事件无疑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

这次疫情，对人类的自身认知和社会认知提出了挑战，也迫使人们认真反思此前的地缘政治乃至于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相处模式。

在此背景下，担负人类学习和研究使命的高等教育必须对人类社会目前面临的各种挑战作出回应。

由于疫情的原因，高等教育原本要面对但又有所回避的几个问题，终于叠加在一起，被推到了台前。

第一个问题便是高等教育的重塑。随着以数字技术、互联网为代表的颠覆性核心技术的普遍应用，高等教育早已面临重塑的压力。

这一问题又可以被拆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反思教育。

相较于过去单一性的知识传授，当前知识传授渠道太过丰富，很多已完全可以替代学校。

此时，教育到底怎么做才能更有价值？

二是重塑教学。

在传授知识的课堂价值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如果依然死守传统教学模式，学生一定会不感兴趣。

此时，我们应该怎样重新构建教学体系？

三是重新定义大学。

我们需要反思在知识可以通过网上或更多校园以外学习渠道方便而廉价获取的情况下，大学实体校园的价值是什么？

即使没有这场疫情，我国乃至全球高等教育的从业者已对上述问题有所思考，只是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也正因如此，似乎大家求解的意愿并不强烈，但问题已摆在那里。

第二个问题便是我国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造。

近年来，不管是“以本为本”、破“五唯”、“四个回归”，还是一系列推动教育的变革项目，其实都是试图在结构上求解全球重塑教育的当下，我国高等教育该怎样回归的问题。

毕竟此前受某些浮躁的指标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在很多方面已经偏离了教育的本质。

换句话说，我国高等教育本就面临着如何重塑和如何回归两大问题。

疫情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原有的节奏，也迫使人们必须在一个新背景下，重新认识“回归”与“重塑”。

疫情导致的网上教学的爆发性需求，暴露了此前已布局多年的网络教育在软硬件条件上的不足——学生、教师、学校都没准备好，网络技术特别是全面支持教育的支持体系更没准备好。

这构成了高等教育必须面对的第三个问题。

反思疫情中的一年，正如“危机”一词的字面意义所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既有“危”也有“机”。

疫情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和负面影响自不必说，但展望后疫情时代，我们也能看到疫情对于高教未来发展带来的某些方向性指引。

比如，教育如何帮助人们认识后疫情时代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帮助人们形成相应的心智，训练能适应这种变化的能力；再如，在教育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合作共享的根本需求难以改变的前提下，从教育模式到平台建设上，我们怎样形成一种即使全球沟通交流受阻，依然可以为人们提供全球性共享、互动、合作和学习的模式及教育支撑体系？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的融合将成为未来的必然趋势，如何将二者优势有效整合，形成新的教育教学技术和体系？

如果我们用更积极的心态来看待疫情，可以将其视作高等教育的一次升级——在反思三大问题的基础上，变革并升级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开发一种更适合未来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国的高等教育就将迎来崭新的未来。

（作者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

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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