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赋》中一再提到的“稷下学宫”，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

《大秦赋》中经常提到的一个叫做“稷下学宫”的地方。李斯、韩非、淳于越、茅焦等众多历史名人都曾身处其中，而一代大儒荀子更是在这里担任过“祭酒”一职，相当于院长。

那么，这个“稷下学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它存在的目的和作用又是什么呢？

“稷下学宫”的设立，背后有着特殊的目的

“稷下学宫”是“田氏齐国”时代里，齐桓公田午（一说其子齐威王）在临淄设立的一个类似于“学校”的机构。

这个“齐桓公”不是“春秋五霸”的那个姜氏小白，而是战国时期的田氏君主。而之所以说这个“学宫”是类似学校，是因为“教书育人”的功用在这个地方并不是主要的。

据说因地处一个名为“稷”的城门附近，故称“稷下”。

“稷下学宫”虽是齐国官方建立，但官方在管理上却并没有多少话语权，而是由一些有名望的学者进行组织。

大儒荀子就曾经三任学宫“祭酒”，历时数十载，也是稷下学宫中所产出的最后一位大师，李斯、韩非都曾经师从荀子，可见稷下学宫的能力还是名副其实的。

稷下学宫历时一百五十年左右，不仅仅出产了荀子、李斯、韩非这样的人才，据说商鞅也曾于此游学，在韩国变法的申不害也曾是稷下子弟，除此之外，邹衍、鲁仲连、慎子等等人士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这些人有的在齐国发展，如孟子，荀子；但也有大量人才出走列国，如李斯、邹衍、韩非、商鞅、申不害等等。

这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齐国建立的这座学宫并不受官方的管控，人才地位极高，且来去自由，甚至有一些还掉过头来和齐国作对。

那么问题来了，齐国为什么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来培养一群有可能被他国所用的人才呢？

齐国自管仲时开始，倡行“农商并重”的国策，是当时列国中唯一一个重视商贾的国家。而在农业社会里重视商业，无疑会动摇国本。尤其是逐利思想的盛行，使得人心浮躁，文化孱弱。

所以，齐国迫切地需要源源不断的文化输入，来冲淡商贾“逐利”的风气，使得治下人民保持知礼义廉耻的状态。

“华夏”自古就是一个文化概念，蛮夷部落可以接受中原文明，成为华夏之一，如泰伯奔吴；华夏部族也会因为文化堕落，退化成蛮夷，如匈奴部族。

中原诸国就是因为文化上的优越感才看不起“戎秦”、“荆楚”，所以齐国异常重视文明的教化功用，需要文化大国的形象冲淡其商贾立国的本质。

至于说人才是否会流入其他国家，这本质上是一个竞争问题，齐国如果能拿出足够的诚意，自然便不足为虑。

稷下学子可以自由议论朝政，这就是齐国给出的最大的诚意。

不得不说这种魄力不是一般诸侯国能有的，在其官谋其政，这是常态，而齐国允许稷下学子不在其位也可以畅所欲言，甚至如果博得极大名气，或者提出了重要建设性意见，还会被授予官爵，领取俸禄。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通过这样的举措，齐国的目的其实并不在于人才本身，而在于“舆论”的导向作用。

稷下学宫里优厚的待遇和宽松的环境，会使得众多士子趋之若鹜，造成“得道多助”的表象。而齐国只需要对他们稍加引导，自然就会有大量有名气的人士为他们发声，使得对手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

这也是除了“贸易战”之外，齐国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即舆论战。

最为著名的就是为田氏族人篡夺姜氏齐国一事找到了合法依据。

“田氏代齐”与“三家分晋”一起成为了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本质上都是以下犯上，以臣弑君，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

于是，田齐的国君将自己的祖先考证为黄帝，而姜氏一族的祖先是炎帝。黄帝打败了炎帝，统一了华夏，所以“田齐”取代“姜齐”才是大势所趋。

田氏是陈国的公族，“田”或“陈”都是“氏”，他们的姓是“妫”，这是舜帝的姓氏，而舜是黄帝的八世孙。

也正因为如此，“稷下学宫”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诸子学派，那就是道家学说。这一点直到最后一位大师荀子都没有改变，因为它涉及到齐国的根本问题。

那么，既然有一个官方思想，为何还会出现“百家争鸣”呢？

“稷下学宫”的客观作用，反映了“百家争鸣”的实质

田齐将自己的祖先考证为黄帝，那么必然尊崇的是黄老之学，所以道家在“稷下学宫”中是正统，也是主导思想。

但是，这个“主导”并不是在后来汉初一般，直接用为治国方略，而是一种思想上的认同。

这也反映了所谓的“百家争鸣”，在实质上并不是一场各学派的对立，而是一次思想上的大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萌生的诸子学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寻找一种能使得世态稳定的方法。无论是道法儒墨这等显学，还是农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等等支流，其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就注定了，诸子学派虽然有对立性，经常互相诘难、辩驳，但所限范围也只是方法上的对错，并没有涉及到目标的是非，所以它们之间的争论本质上是方法的取长补短。

这是有具体线索可循的。

秦国的强大离不开商鞅变法，统一六国的基础就在秦法上。但是，商鞅只不过是诸子法家中的一个流派而已，其他流派同样活跃在同时代中。

当时的法家在大体上分为三个支流，即“法”、“术”、“势”，商鞅是“法治”的代表，而同时期的申不害就是“术治”的代表。

不像很多小说、电视剧中讲的那样，战国时期韩国实力并不弱，申不害变法期间没有哪个国家敢去侵入其领土之内，只不过后来韩国统治者平庸，而“术治”却更为依赖贤君，这才使得这一支脉没落了。

“势治”的代表人物是慎到，也是稷下学宫的一员，他主张君主应该“握法处势”，最终达到“无为而治”的程度。可以看到，这就有了黄老之学的影子。

韩非之所以成为了法家的集大成者，就是因为融合了“法术势”三派，这就是百家争鸣实际上是在融合思想的证据。

除了同一学派的融合之外，还有不同学派的交流，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荀子。

虽然荀子被看作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但他的评价在后世儒者里并不高，甚至被开革出了儒家道统，就是因为他的学说中掺杂了很多其他学派的思想。

荀子实际上传承了稷下道家，认同黄老思想，但其又继承了稷下中管仲学派里兼重法教的思想，所以其所教出的两个学生，李斯与韩非都是法家人士。

荀子之学的驳杂，使得后世站队诸子的士大夫们都无法将其视为自己人，大儒程颐说他“才高学陋”，“不见圣贤”；有道家倾向的苏轼也说他“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

可以看到，稷下学宫所提供的并不是诸子互相诘难的战场，而是一个互相取长补短、交流融合的联盟。

这种交流的成果在历史上也有表现。

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汉朝“独尊儒术”，实质上所尊的“儒”已经不是孔孟荀之儒，而是诸子融合后适合时代发展的新思想。

而随着睡虎地秦简的发掘，战国后期到秦朝初期的秦法面貌也逐渐显现，已经不是商鞅时代冰冷的条文，而是更为注重儒道等学说的教化功用。